与党项人近百年的恩怨，宋朝在战争方面打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大炮轰蚊子，以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充沛军力，抓不住像泥鳅一样滑溜的李继迁。
这是机动性不足；
后来在野战时期李元昊打遍东亚无敌手，宋朝尽管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张亢、狄青等大批名将也处于下风，勉强维持边境不倒而已。
这是野战能力太差；
李谅祚在宋朝面前占不到半点便宜，野战没机会，攻城时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往回跑。只是可惜，宋朝那时国力下降，没有远征的资本；
宋神宗这次五路伐西夏，不管在传统的史书里是怎样评价的，比如他惨败了，损失兵力、民夫总和近２０万了，抛开这些看战绩，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野战能力全面压倒了西夏人。五路之中，除了王中正之外，宋军除了没能攻下灵州，其余所有战绩一律全胜！
即使是灵州之役，宋军的失败也不是西夏人造成的。第一当然是高衙内的脑子秀逗了，一个人玩死了帝国的梦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军其实是败给了天气。
偏偏选在西北苦寒时节出兵，除非摧枯拉朽毫无阻碍击破西夏全部防线，不然就得面临塞外的大风雪。不过这也怪不了宋神宗，谁让西夏国偏在这个时候内讧的呢？
看过战绩再看得失。
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说宋朝有了损失就代表了失败，要看看西夏人同时期怎样了。双方的军队损失基本是相差无几的，不同处在于西夏人是宋朝人杀的，而宋朝人是天气、黄河水杀的。抛开这些之后，由于战争是在西夏境内展开，所有恶果都由西夏方独自承受。
史书记载，战争过后西夏“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物价飞腾，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西夏立国之本的牲畜一片一片地死。
客观地讲，元丰西征是西夏军事、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这就是主动进攻的好处，哪怕战争本身打了个灰头土脸，仍然可以重创对手，让敌人元气大伤。这些战报随着战争结束一份份地呈交给宋神宗，让他敏感、有自伤倾向的心灵开始了逐渐复苏。他的心灵有了一些难得的厚度。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战役。之前的熙宁开边、交趾之战都有王安石坐镇，胜负之间有一位不世出的超级智者掌控，他所需要的就是观摩与学习。这时不同了，独自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去征战，胜负的结果不止是对国家有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对他个人心灵的影响。
胜了，会骄吗？败了，会馁吗？一个成年男人心灵的厚度，是由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达成的。理性回归，宋神宗看到了宋朝军队质的变化，信心和欲望渐渐地又回来了。就像印证这些一样，两个多月以后，西北战场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宋元丰三年（公元１０８２年）三月，鄜延军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出击，种谔派出大将曲珍率两万步骑出东川攻击宥州。宥州的西夏守将反应很快，他派出三万人迎战。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看着很保险，只是就像惯例一样，他们又被种谔忽悠了。
他们在东川等，计算路程鄜延军应该出现了，可是偏偏不见人影。正想组织人力再调查，在他们背后突然间冲出来大队人马。鄜延军出现了，出其不意，野战变成了偷袭，胜负还有悬念吗？那一天连西夏的宥州主将都当场战死。
曲珍没有停留，进一步攻击葭芦寨。葭芦寨只是一个建在荒山上的战斗堡垒罢了，没什么油水，可就是这里，改变了宋神宗的心灵走向，甚至扭曲了宋朝的历史。
这座寨子很不起眼，可要看建在哪座荒山上。横山（今陕西横山东南之横山），这是党项人的立国之本，像一条天然的长城一样阻峙在宋、夏两国之间。
对宋朝来说，拿下横山的制高点，就像辽国掌握了燕云十六州一样，从此居高临下，一马平川，随时可以进入西夏腹地。而拿下葭芦寨之后，制高点到手了。
这让种谔空前兴奋，他和他的父亲两辈经营边关，一个详尽、庞大的战略计划早就生成了，这时终于可以实施。他亲自进京，面见皇帝，说出长久以来的愿望。
——“横山延袤千里，出产战马，易于耕种，有盐铁之利，百姓骁勇善战。夺得横山，再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筑垒推进，一步步稳扎稳打，围逼灵州与兴庆府，逼使西夏就范。
这是与之前五路西征截然不同的计划，从战略思想上来说，是延续着当年范仲淹的思路一脉相承的。虽然见效慢，可每一步都没有风险。西夏的国土面积并不大，以这时宋朝空前壮大的国力，对西夏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绝对可以把党项人的生存空前挤干济尽。
最优越的一点，是根本就不用和对方的主力军团野战对决，只要发挥宋军最传统的守城优势，就足以让西夏眼睁睁地被蚕食，却没有半点办法。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就是见效慢，花费大。这要筑多少个城池，盖多少个寨子，何日才能见到党项人俯首称臣？
可刚刚挣脱了失败情绪的宋神宗不这样想，他又一次看见了希望。
种谔，你真是带来惊喜的人，你真是我心中的喜悦！为了让喜悦升级，他迅速派出了两个特派员，跟种谔回西北，实地考查操作难度。
种谔像一团春风，从西北吹向京城，当再吹回西北时，他觉得春天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心里变得忐忑。不安的感觉往上升，这两位特派员太奇怪了，让他看不懂，尤其是其中姓徐的那位。
两个特派员，一个是太监叫李舜举，另一个叫徐禧，官衔是给事中。李舜举就算了，他只是宋神宗的贴心人。一起在皇宫里生活嘛，无可避免的，敏感的神宗皇帝觉得太监值得信任。
而这位徐禧就正相反，他本来离着神宗无比的远。
徐禧是个没文凭的人，能混进公务员队伍，完全是托了改革的福。这位仁兄从小志向高远，不屑于读书，当他的同龄人都在钻研科考时，他走遍大江南北，边塞绝域，积累了一脑子新奇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让宋神宗大为倾倒。
神宗说，“朕阅人多矣，未见如卿者。”单从这句话来看，徐禧比王安石都厉害了。
这时派徐禧上前线，正是发挥他的特长，忘了说，这位徐先生虽然没当过一天兵，可超级喜欢军事。当年他游走天下时，最爱干的事就是蹲在一个个危险地段，脑子里急速旋转，想着怎样杀人。
种谔的不安感就来自于这些，徐禧走走停停，不按照种谔当初提出的计划来考查，很明显他的脑子里有了别的想法。３个月之后，种谔的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徐禧完全破坏了他之前的构思。
为什么要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呢？这是一片多么巨大的土地，和新修一条长城有什么区别？何况建好了也只是第一步，要逐步向西夏腹地挺进，宋朝的国力会被这些土寨子抽空的！
并且人寿有限，得由几代人才能完成，很可能神宗皇帝本人都见不到覆灭西夏的那一天。
他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攻其全面不如一点，在广阔的两国边境上找到最敏感的那一点，全力以赴盖出一座坚城，在那里设重兵把守，它可以成为进攻西夏的桥头堡。以现在夺取横山制高点的前提下，起到的作用要比种谔之前的泛攻强得多。
根据他的考查，最佳的筑城点就在银、宥、夏三州的交界点永乐川（今陕西米脂西北）。
方案出炉之后，徐禧第一时间向种谔微笑，将军以为如何？
种谔的脸都绿了，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打出来的大好局面，反而成全了这个军事发烧友！他冷冷地回答，特派员先生，您了解永乐川吗？
什么意思，徐禧的脸比他冷得还快。大凡高傲的人都敏感，尤其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种谔心里的郁闷简直要爆炸，这还用问吗？这样浅显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吗？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选的那个筑城点没有水源。想与西夏对抗，这个城得筑多大，里边光士兵就要驻扎多少，你让他们喝什么？
我自有妙计，你只说听不听命令。
不听。
真不听？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违令是死，筑城也是死。与其死在西夏人手里，还不如死在军令下。你随便。
说到这里，两人没法再继续了，难不成徐禧真的因为点反对意见就杀了种谔这样的边关大将？他想了想，其实杀了也没大事，宋朝就这规矩，军人是最没有地位的公务员。就算杀了也不会抵命，只是很可能耽误他修建永乐城的计划。
两下衡量，还是留下种谔一条贱命吧。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让他远远地生闷气去。就这样，种谔走了，鄜延军换了主人，成了徐禧的队伍。
宋元丰五年八月时，北宋决定修筑永乐城。由徐禧、李舜举、沈括率领鄜延军除种谔以外所有大将、４万步骑，以及禁、厢、蕃各军８万，民夫２０万出边界，至永乐川筑城。
每个人都知道，西夏人随时都会出现。这是扎在西夏人心头上的一根刺！宋军全力以赴，３０余万人只用了４０天就造出了“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的永乐城。
站在这座城下，徐禧感慨万端，这是他的计划，是他的业绩。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会是西夏人的噩梦。宋神宗也很激动，他给此城赐名为“银川寨”。
这时盖出来的只是主城，还有一系列的附属设施，比如邻寨、水寨等都还在施工中。徐禧留下了曲珍、景思宜两人继续干，他和沈括带着一大批高官回了米脂。
他们刚走，西夏人就来了。
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西夏人会容忍宋朝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盖了这么大一座城，连续施工４０多天了才有反应？说来这真是个冷幽默，是西夏人的情报出问题了。
他们最先得到的情报是李宪从熙河转到了泾原，要在原来是刘昌祚的地盘上大打出手。为了防备这位西征时全胜战绩的宋军主将，西夏掏出最后一点家底。他们动用了６个监军司兵力，唯恐不够，在民间争兵时达到十丁抽九的程度。
就算是全民皆兵，也已经挤干榨尽了。他们一共凑齐了３０万兵力，带足了１００天的粮食，向宋朝的泾原路集结。结果空等了４０多天，李宪一点动静都没有，那边永乐城却建起来了。
西夏人又气又急，真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再也耽误不起了，全军开拔向鄜延路靠近，拔下永乐城这根钉子。从这时起，威名赫赫的鄜延军变得奇怪了。
在种谔时期，鄜延军是宋朝西路军里最狡猾最多变的一支部队。它往往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让敌人败得想不通。这里面情报工作是最重要的前提。可是换成徐禧当领导，风格就变了。当西夏人３０万大军在边境向他们迅速移动时，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只是好运还站在了宋朝这一边。上天给了永乐城之战的宋军至少六七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历史也会改写。第一次，就在这时的情报失误上。
宋军不知道西夏人到了，这时鄜延军的主力都跟着徐禧、沈括回到了后方的米脂城，永乐城里只有不到５０００兵力，外加１０多万的民夫，可以说是不设防。
上天给的好运就是西夏人趁此机会，全力突击，攻破永乐城。这样战争早早就结束了，宋朝虽然亏本，但不伤筋动骨。
不过可惜的是，之前五路西征时种谔的表现太扎眼了，鄜延军的战斗力、危险性，让西夏人明知道有机会，也不敢随便进攻。他们潜伏在无定河的西岸，小心地窥探着永乐城的动静。这样，他们无可避免地被城里的宋军发现了。
第一个好运被扼杀，守城部队派人向米脂城紧急求援。
最先接到信息的是大将高永亨，他的哥哥是鄜延军中排名仅次于曲珍的高永能，两兄弟在西征的无定河谷一战中都起到了决定做用。
这样的人，在军中的威信足以得到尊重。
高永亨立即去见徐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城里兵少，没有水源，难以坚守。平心而论，这些话都是客观事实，高永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出来，请主将留神罢了。
徐禧的反应是大怒，在这种时候灭自家的威风，是在扰乱军心。把这个懦夫孬种关进大牢里去！之后他笑嘻嘻地看了一眼西北方，说了句非常牛的话：西夏人来送死了，这正是我建功立业取功名的好时候。
他下了两个命令。第一，请名义上的西北最高长官沈括坐镇米脂，理由是主帅不可轻动；第二，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赶赴永乐城，迎战敌军。
全体宋朝人一起发抖，其中最冷的是沈括。他后悔了。作为西北最高长官，永乐城计划没有他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施。由此可以判断，他昧了良心。
以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精的知识面，会连永乐城没有水源这样巨大的缺陷意味着什么都不懂吗？明显的他把这座城当成了政府工程，而不是战备工程。
现在考验突然间来了，如果失败，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想了又想，他提醒徐禧说，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敌军３０万，我们不超过４万，这仗没法打。不如先放弃永乐城，等招集西北所有军队之后，再与敌军决胜。
实话说，沈括面临危机显示出了极高的智慧。以他这个建议，会把之前五路伐西夏时的弊病都抹平。宋军的战斗力已经高于西夏人，只要不在恶劣气候里跋涉千山万水，直接与敌方对决的话，宋军必胜。
那么，以永乐城为诱饵，让西夏人吞不下，又不敢吐，不管是一战决胜负，还是持久地消耗，都会活生生地拖死这个国小地贫的土匪国家。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第二个好运，沈括的智慧。可是徐禧不同意。如果这样做，不用别人，换李宪过来，他这个一把手就当不成。
那样，这盖世功名还会是他的吗？
徐禧对沈括笑了笑，西北的事，尤其是永乐城的事，皇上已经全权交给了我。您是主帅，我给您留一万兵力，就留在米脂城听我的好消息吧。
徐禧带着２万多人马上路，这样连带着永乐城原有５０００人，全军只在３万上下。敌３０万，我３万，这个数字对比是不是很熟悉呢？对，和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三川口等战役一样。
都是１：１０。
来到永乐城边，迎接他的是大将曲珍，第三个好运由曲珍带来。出于战局考虑，曲珍实在不想让徐禧进城，他说，您还是回去吧，在后方督促大将参战就是。
徐禧笑了——“曲侯老将，何其胆小也。”他是笑着进城的，有好多的想法他还没有实施，憋着多难受！进去后，他的第一条命令就把全军都雷倒了。
大家注意了，在这次战斗中，奖赏条例要变一下。以前以各人砍得的敌军首级论功，这样很不好，大家往往为了抢死人脑袋耽误了战局发展，嗯，还影响团结。现在为了专心杀敌，我宣布，军功平等，大家都一样！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懒得细说具体弊病了，大锅饭在什么时代什么事情上都是最操蛋的政策。
这只是徐禧的第一个想法，当九月九日西夏军队在名将叶悖麻、咩讹埋率领下进攻时，他的其它想法才一个个显露出来。得承认，他征服了宋神宗的脑子里产生的想法，不仅对宋朝军队是巨大的折磨，就算对西夏方面来说也有超常规的摧残。
叶悖麻、咩讹埋也打了好多年的仗了，还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两军的实力对比达到了一比十，一的一方不说躲在城里，等着敌人爬城墙往下扔石头，反而走了出来，在城下列阵。
两人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前的战争里宋朝军队经常列阵在城外，以一敌十杀得西夏人到处跑，这次不会又上演了吧？他们很后悔，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兵力分配就出了大问题。
隔着无定河，西夏人得先渡过去，为了攻城方便，叶悖麻、咩讹埋先派了步兵过河，铁鹞子等重骑兵都留在河对岸，这时宋军出城，如果抢先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城头上的宋军也发现了这一点。本来徐禧派兵出城时，所有的将军都反对，鄜延军不是不能打硬仗，但从来没这样忠厚朴实过。
我们非常习惯阴险地作战~
可是被徐禧一句话就否定了，他老神在在地端坐城头，说了一句古文——“尔可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此言一出，鄜延军集体一头雾水。老兄，俺们都是拿刀砍人的老粗，您学问大，都不懂哎。
这里简单介绍下，“王师不鼓不成列”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位神人。此人大名鼎鼎，中国人基本上都知道他叫宋襄公。说出这句话，他正和春秋战国时公认的野蛮人楚国人打仗。
楚国的军队渡河攻击，宋军有人劝他乘楚军渡河才一半，立即发动攻击，可以以多胜少。宋襄公大义凛然，说出了这句话。其结果就是被全军渡河的楚军打败，大腿上中了一箭，伤重而死。
几千年来他就是个大笑话，反面典型。这时居然被徐禧提了出来，仿佛还光芒万丈了一样。
多说句闲话，说来徐禧和以往的古人都冤枉了宋襄公。昨天晚上失眠时我偶然想到，宋襄公之所以要那样打仗，并不是他笨，也不是他贵族气息太浓，非要打出古典美，而是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了。
细数下“春秋五霸”的名单就会知道原因。依次排列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排在齐桓之后，齐桓公的称霸手段是他的座右铭。
齐桓公小白一生除了对少数民族狠了点之外，从没打过任何一架硬架。从来都是以老大哥身份出现，以所谓的长者、仁厚、道德之风来当领袖。这和后来的晋文、秦穆、楚庄等小弟皆然不同，那时时风日下，道德伦丧，都狠得跟蛊惑仔似的，就知道拔刀子砍人。
宋襄公面对周王室、中原各国的公敌楚国，必须得打出礼仪之邦的样子，才有资格继任小白成为天下第二任霸主。于是才有了“渡河未半不击”、“王师不鼓不成列”等超级反常的举动。
可是无论哪种，都和宋朝神宗时的永乐城之战无关。徐禧，你只是个拿人工资，替人打仗的打工仔，装什么大象，以为你是宋襄公，想争霸主的人啊？！
徐禧不管，在宋朝空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就是要打出来属于自己的风格。于是第三个天赐良机丢掉，叶悖麻、咩讹埋火速调铁鹞子重骑兵过河，率先发起攻击。
没等他们动，宋军先攻击了。数千名手持雪亮银枪，身穿异锦战袍的鄜延军骑兵冲向了５万余名重甲铁鹞子军。
这是不可思议的举动，除非是汉朝的虎贲军或者是盛唐时的黑甲骑，不然无异于找死。但鄜延军就这样冲了运去，带着徐禧下达的死命令。
必须冲击三次！
三次之后，后面的步兵才可以上阵。这也就是说，不管这数千银枪骑兵的命运怎样，其余的友军只能坐视不管。
之后发生的事，真是让人无语，鄜延军的军纪真是太强了，徐禧的每一个要求都被严格的执行了。银枪军面对１０倍以上的重甲骑兵，连续冲击了三次。第三次过后，铁鹞子终于反击了，无论怎样抵抗，数量、装备的劣势让银枪骑败了下来。
败的时候，正迎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步兵……三次攻击之后步兵要上阵的！
鄜延军的骑兵倒卷进步兵方阵里，一片混乱，６万余人搅杀在一起的局面下，没人可以力挽狂澜，鄜延军败了，纷乱地退向永乐城城墙。
而这时，上天赐给宋朝的第四个良机出现，只要把握住，宋军仍然可以胜利。
城头上大将曲珍在混乱中发现了战机，他向徐禧紧急建议。西夏人出动５万多铁鹞子，可以说精锐尽出，鄜延军应该立即派出剩下的所有骑兵绕到无定河边，那里剩下的必定都是西夏军队的老弱部分，以强击弱，措不及防，西夏人肯定大乱。
那时铁鹞子回救，鄜延军乘势掩杀，败局立即就可以翻盘！
但是徐禧停表了。停表的意思就是他处于瞬间静止的状态，不说答应也不说拒绝，没有任何命令下达，而城门紧紧的关着。
战场不等人，５万多铁鹞子军像铁甲堆积而成的巨盾，把鄜延军挤向城墙。为了逃生，他们爬上了山崖，从那里跳进了永乐城里。
一共回来了１５０００余人，里边有银枪骑也有步兵，只是再没有什么分别。战马是不会爬悬崖跳城墙的，８０００余匹战马都留在了城外，变成西夏人的俘获。
徐禧的停表还在继续，叶悖麻、咩讹埋盯向了第二个目标，那是永乐城的死|茓——水源。城里没有水，城外边建立了水寨，一共打出了１４眼井，派重兵把守，由总军需官李稷负责。
坏事就坏在了李稷的身上，这人是个天生的理财好手，生来的爱财如命的小心眼。水寨里不仅有水源，更有为数不少的粮草，修筑永乐城城的民夫、厢军有时会来讨要，他一律拒绝。而厢军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悄悄挖了一条暗道通了进来。
这条暗道被西夏人发现了。
水源重地被突然间击破，只在片刻之间，永乐城的致命伤就露了出来！消息传来，鄜延军全体将校都呆住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法坚守了，只有求援。
神宗很快得到了消息，他严令西北各军立即向永乐城靠近，不惜一切代价解围。军令传达，希望点只有三个。第一，种谔；第二，沈括；第三，李宪。
种谔还在米脂城附近，如果他能快速穿透重围进入永乐城，重新掌管鄜延军，效果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是军令传过去之后，种谔却拒不执行。
他不说自己有多郁闷，多愤怒，多委屈，他强调的是客观事实。手边只有几千名老弱残兵，你让我拿什么去对抗３０万西夏人？！
皇帝，你脑子没毛病吧！
沈括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把全部军队拉出了米脂城，去救徐禧。可是没走多远，突然接到了一个内线消息。要说鄜延军之前的情报工作做得真是没话说，内线是西夏大将阿约勒的弟弟。
这位弟弟向沈括报告，他哥正带兵去攻打绥德，绥德城里有３００名羌人做内应。
沈括一听就慌了，永乐城危机，再丢了绥德，宋朝西北防线就漏了。简单权衡之后，他带兵转向绥德，必须先保住后方的防线。
当他赶到绥德时，本该发生的战斗并没有出现，阿约勒一露面就撤退了。这并不说情报有假，而是绥德城准备充分，当阿约勒杀到时，他看到的是城墙上挂满的羌人尸体，所有的内应都被宋军杀光了。
这样一折腾，沈括的援军也耽误了。
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李宪的身上，这位自从出世一直保持全胜战绩，包括帮助王韶平定熙河，五路征西夏等等辉煌战绩的宦官将军冲破一道道封锁千里跋涉而来，临近战区时已是强弩之末，粮草也都吃光了，抬眼望去，永乐城外的西夏军营竟然厚达近１０里！
什么是有心无力啊……同样的，就算再有实力，也别总陷入绝境之后再让别人来拼命吧！李宪是个有理智的统帅，他稍微退后些，驻扎在不远处一边恢复军力，一边观望势态。
如此这般，永乐城已经孤军无援，浮在了３０万敌兵的汪洋大海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正当盛夏气候闷热，十多天过去滴雨末下，城里的鄜延军只能用马粪绞出来的汁来解渴。绝境中高永能提出了个建议，拿出所有的钱币奖励士兵，趁还有些战力，集中兵力突围，不出大的意外，至少能逃出六七成|人。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最后一个好运，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有生力量才是最可贵的，尤其是鄜延军这些百战精兵，他们本身才是国家最难得的财富！
可是徐禧又反对了，他说，永乐城地势险要，怎可轻言放弃？何况主将逃亡，军心就动摇了。这样的话是对是错，实力没心情去理会了。这是个不分对错，都只以自己心性做事的人。
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绝境中徐禧登上城头，和士兵们一起防守。饿了吃烧饼，困了就躺在士兵的腿上睡，起码在个人操守上无愧于战场和军人。
徐禧这样拼命，暂时把鄜延军的疲惫和怨气压了下去，大家同心守城，面对３０万敌军，永乐城始终不破。可是这也招来了一个煞星。
仁多零丁来了。
经过元丰西征的打击，西夏也早就油尽灯枯。永乐城实在是逼着他们上刀山，无论如何都得快速拿下。为此他们又一次派出了这张最后的底牌。
仁多零丁的残暴是罕见的，这人到位之后，西夏军的攻击突然升级，完全不顾及伤亡，每天派出万人以上的部队像蚂蚁一样往城上爬，相应的每天城下都堆积下数千条尸体。最开始时，西夏人对自己的伤兵、尸体还是很尊重的，都用毯子包起来拖回去。后来强攻的命令让人发疯，就什么都不管了。
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的尸体就堆在城墙下，还活着的就踩着它们往城上爬。这种攻击力度，纵观宋朝建国以来所有战争，就算宋太宗远征燕云时也没有达到，决定宋朝命运的澶渊之盟时也没有达到。
面对这些，堪称几千年才一见的死脑瓜骨徐禧也犹豫了。硬拼不是办法，援兵迟迟不到，他想到了谈判。不管怎样，就算拖延些时间也好。
他先派吕文惠去，仁多零丁要曲珍来才可以谈；再派景思宜去，对方终于提出了价钱。谈判可以，除非把兰州、米脂等城归还西夏。
徐禧苦笑了，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心答应，也超出了他的权限。这时仁多零丁出现在永乐城下，他有些戏虐地对城上喊：“汉人没水了吧，干嘛还不投降？”
徐禧立即拿起一只水壶，把整壶的水倒了下去；“没水？这是什么。”
仁多零丁大笑：“也只有这么一点了吧。”转身回营，立即强攻。城上的鄜延军心都凉了，这个西夏人真鬼，比当年的李元昊还鬼。他说对了，整个永乐城里这时只剩下了两壶水，一壶在徐禧手里，一壶在宦官李舜臣手里。徐禧想用当年麟州城骗李元昊的老法子骗仁多零丁，可惜对方不上当。
干旱在继续，强攻在继续，直到九月二十日，这一天是鄜延军的命运日，天上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眼看一场瓢泼大雨就要下了。
鄜延军的致命干渴就要解决。
仁多零丁疯了，眼见功亏一篑，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哪怕都死光也要攻进城去。雨，终于下了，雨势变大时已经到了深夜，一片漆黑之中除了闪电没有半点光亮，没有火把可以在这时点燃，城内外数十万人在黑暗里殊死搏斗，他们看不清自己杀了谁，或者谁将杀了自己，黑暗终将吞没一切，这一时刻终于到了。
宋元丰五年（公元１０４２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永乐城沦陷，随即被西夏人拆毁。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数字资料。
李稷死了，这位军需官冲到城门口，死在乱兵堆里；蕃军指挥使马贵死了，他力杀数十名西夏人，倒在了血泊里；大将高永能也死了，他本来是可以逃生的。他的孙子高昌裔在危急中牵马过来，告诉他有条小路，能逃出去。
可高永能悲愤难抑，在黑暗中大叫：“吾结发从军，未尝一败，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今日就是我报国之日！”
也有死得平静的，城破之时，宦官李舜臣拒绝了侍从牵过来的马。他撕下了衣襟，小心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臣舜臣死无所恨，愿陛下勿轻此贼。”
这是他写给神宗的临终报告，他至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忠告神宗千万别再小看西夏人；
活下来的军官只有３个人，他们都没走城门，而是从城墙上跳了下去。他们是吕整、李浦、曲珍。曲珍是鄜延军二号人物，早就上了西夏人的名单。当他只身逃亡，快被追上时，奇迹发生了。他在路边居然看到了一匹矫健的白马。
这匹白马驮着他逃到了米脂城，之后他命名它为“天赐白”。
最后要说一下徐禧，他的结局和他生前一样的奇妙。有说他死在战场的，可是找不到尸体。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没能找到。那么他没死吗？可是之后也再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消息。
如果他还活着，应该痛不欲生，再没脸见人；如果他死了，灵魂也不得安宁。他扭曲了一个帝国的命运，更亲手造成了２０多万同胞的冤魂。
３万多百战精锐的鄜延军将士，１０多万无辜的宋朝民夫，都死在了永乐城里……
战报和李舜举的遗表传到京城时，又是一个深夜了。宋神宗一直在黑暗的皇宫深处等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样的消息！
一战死难２０余万人，这是自宋朝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居然被他这个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创造了出来。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悲哀！
这一夜，神宗绕床苦郁，整夜不眠。第二天早朝时，和臣子们说到永乐城之败，突然间他痛哭失声，无法自抑。
他实在没法原谅自己，极端高傲敏感的心灵让他迅速地坠入自责自伤甚至自虐的情绪里。这一年他年仅３５岁，是一个男人最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时段，可他的健康快速地衰败了。
思路越想越窄，越来越低落，要命的是他还非常的聪明。不用别人指责，他自己清楚两大战役败在了哪里。用人不当。
五路西征时王中正是个废物，高遵裕在重任面前居然变得自私，永乐城里的徐禧更是个千古笑话，他本该活在春秋以前的三代里，当个古人多好！
回想安石先生还在时，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战无不胜，王韶、章惇、熊本、郭逵每个人都独当大任始终其事，两相对比，他找出来的这几个都是些什么动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国力损耗、军队凋残，士气低落，如果说他登基以来还有什么贡献的话，就只剩下了熙宁改革。
但是，那条产业链条，必须要通过外战成功，收复土地，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利润，来回报被压榨的国内经济。现在外战打到这程度，链条已经崩断，之前改革的弊病立即就会显露出来……这样一来，一生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
甚至连正面的意义都没有！
宋神宗深深地感觉到了绝望，以后的路还要怎样走呢？就在这时，又一个噩耗传来，种谔死了。种谔郁怒淤积，得了背疽，死时年仅５７岁。
威名赫赫的鄜延军至此全灭。而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永乐城之败后半个月，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汉人的头上。
宋元丰五年（公元１０８２年）十月十日，宋神宗在皇宫里闲走，偶然心动去了秘书省的藏书阁。他在里边看到了一幅画像。像中人欣秀风雅微微含笑，虽然纸迹已黄，年代久远，可那人竟然像是与他早有前缘，让他久久凝视。
神宗问，此是何人？
——回陛下，乃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
……原来是他，不愧风流才子。
当天夜里，神宗在梦中见到了这位百余年前的风流才子伤痛国主，李煜向他深深施礼，向他缓缓走近……就在这天夜里，他的第十一皇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名叫“赵佶”。
这是个超级优秀的孩子，当他成长时，整个帝国的少年没有人比他更优雅多才，当他掌权时，整个宋朝之前的所有皇帝，没有任何一个达到了他的高度。在某些成就上，连开国之主赵匡胤都无法企及，而他所完成的帝国理想，更是太宗赵光义所一生念念不忘，矢志追求的。
回到宋神宗，当经历了永乐城之败后，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上都说他彻底垮了，从此之后，闭口不谈战争，每天都在自责中度过，直到把自己折磨死。
不对，宋神宗的确在心灵上不算强大，但那是与开天辟地型的帝王比。比如说刘邦和项羽，没人敢说项羽不够强吧，可他在心灵真的比刘邦弱。说来最后的胜利者都有个共同的素质——怎样面对失败。
刘帮面对项羽败到了底，老爹保不住，儿女可以扔掉，自己可以化了妆逃跑，无所不用其极，但怎样都不在乎；项羽只经历了垓下一败，就彻底崩溃了，连回江东老巢重新再来的勇气都没有。
相比之下，宋神宗还是仁慈了些，太在乎了些。两败之后就不再尝试，他的赌性不重，把自己百姓的命看得太重。
可这不代表他是软弱的，永乐城之败让他恨透了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等西夏人。战争有胜负，有伤亡，这无可厚非，不足以成仇。可是两国交战，是战士之间的事，就算以当年耶律休哥之强，也放过了雍熙北伐时的随军民夫。
仁多零丁，你这个恶毒的东西，卑鄙到连手无寸铁的百姓都不放过，那是１０多万无辜的生命！神宗下令，尽一切办法，把上述３个西夏人干掉。
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３人的自我感觉很好，宋朝人的嫉恨是他们的光荣。干出了这么大的业绩，他们相信更大的成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他们。
从这时起，这３人有事没事的就到边境上转转，杀人越货、抢劫掳掠，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升级版的李元昊，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却没料到边境线上有无数只热辣辣的眼睛在盯着他们，除了仇恨之外，在宋朝西军的眼里，这３个人都是金子打造的，宰了他们，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统统都有。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叶悖麻、咩讹埋这对老搭档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了，想来把大的，带着好几万人越境围攻安远寨。
虽说只是个寨，可地点险要，守寨的人更大有来头。竟然是五路征西夏时泾原军的主将刘昌祚。这位哥哥彻底沦落了，怎么说呢，战争只看结束，人生忽略过程，不管怎样他战败了，只有一贬再贬从重发落。而且命运也继续捉弄他，让他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居然得病了。
好得很，叶悖麻、咩讹埋是血统非常纯正的西夏人，喜欢的就是乘人之危。俩人兴高采烈地带人砍了过来，满心以为既老又病低沉郁闷的刘昌祚只能躺床上等死，却不料临近安远寨，他们觉得有点不一样。
有点异常，不大对劲。
在这一年多里，宋朝军队一直缩在堡垒里，从上到下贯彻了安全至上小心防备的大原则，顶多有几次小规模的偷袭，从来没有明目张胆的反抗过。
可这次不一样了，一队队宋军从安远寨里列队出来，安静、整肃、杀气腾腾，这样子让叶悖麻、咩讹埋瞬间想到了宋朝西军里的三“最”。
最强野战的熙河军、最狡诈多变的鄜延军、正面冲击最强的泾原军！
刘昌祚虽然病了，泾原军虽然元气大伤，但兵还是原来兵、将还是原来的将，没有徐禧那样的杂质来污染整体，他们面对的是原汁原味的泾原军。
没有多余的废话，泾原军直接就冲了过去，当年西征时一路正面推进，在野战中杀灭所有面对的西夏军队的战斗力重现，叶悖麻、咩讹埋带来的人根本不够瞧，片刻之后，战场上就倒下了一大片。之后泾原军愣了一下。
在他们想来，西夏人这一年多以来太牛了，快把自己当战神了，这样硬碰硬的场面一定会斗志高昂，死战到底吧。可惜错了，西夏人居然发挥悠久的老传统，面对强敌，逃跑第一。而且逃得非常彻底，管你是不是主将，自己的命才最要紧。叶悖麻、咩讹埋一不小心，居然落到了后边。
那还有什么客气的，泾原军一拥而上，刀枪齐施，等他们闪开时，这两个在一段时间里很牛的西夏人，已经分不出彼此了，他们变成了西域出产转销内地的党项牌肉酱。
还剩下了仁多零丁，这位大将军是与众不同的，从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宋朝不是狠吗？呵呵，能狠过五路西征时？能强过永乐城的防守？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他明知道叶悖麻、咩讹埋死了，还是满不在意地杀过了边境。
他带来的人很多，超过１０万，地点还是选中了泾原路，看架势居然是想给两个同伙报仇。这时泾原路的主将是卢秉，这人的风格和刘昌祚不同，自己很少亲临战场，喜欢是精致的算计。
对方人多势众，那就放进来。仁多零丁带着西夏兵团一路进攻，突破了层层防线，一直抵达宋军第十六堡，势头才被遏止。之后他表现得非常职业，分兵两路，一边围攻一边打劫，把周边的老百姓洗得干干净净。觉得满意了，才起驾回国。
回去的路上很悠闲，带兵过１０万，称雄贺兰山，兵锋所指，随意掳掠。仁多零丁深深地骄傲，生而为男人，值了！正在得意时，他路过了静边寨，一支宋军突然杀了出来，人数不过几千，可迅速锲入了他的１０万大军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军被劈开了一条人肉胡同，宋朝的军人杀到了他的身前。
宋将彭孙一刀砍下了仁多零丁的人头。
１０万军中取主将人头！
临死前，仁多零丁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悲哀。他的倒下证明了西夏人成色，这个民族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战神出现。无论是战绩，还是武德，都低劣得一塌糊涂，说到底，他们只是一群在特定的历史夹缝里得逞一时的小丑而已。
总算出了口恶气，可神宗的心情却好不起来。想想更窝火，明明对方只是一群渣滓，很轻松就能灭掉的废柴，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绊了他一跟头。
这时再杀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挽不回西征的胜负、永乐城的失败。这样的念头在神宗的心灵里每日每夜不断地盘旋，浸蚀着他的健康，同时庞大的帝国里无数的官员们还不断地让他闹心。
比如章惇先生、苏轼先生。
这两位大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里不断地闹出么娥子，把神宗气得一愣一愣的。先说章惇，这位神宗年间最猛最狠的男人挑刺时也挑在了最敏感的时期里。
五路征西夏没能达到目的，坏事就坏在了后勤上，粮食、棉衣、箭簇等等都没能及时运到前线。事发后神宗怒不可遏，决心一定要找到最直接的责任人。就算时过境迁没法补救战事，也得杀了这混帐泄了这口恶心。
但是在宋朝当了皇帝，也没法活得随心所欲。想想开国之祖赵匡胤想要个手工编织的竹篮子都得层层把关等两三个月，杀个官员得走怎样的程序？
神宗想了想，特事特办，他亲自写了个御批，下令中书省以最快速度处斩某漕运官。
第二天，宰相蔡确、王珪率领百官上朝，他第一时间问，朕昨天御批的事，都做好了吗？
蔡确老神在在，回答——今天正要和陛下说这件事。
神宗立即满脑门的黑线，看着没，果然有罗嗦。
——又有何疑？
——祖宗以来，国家没杀过士人，您不想开这个先河吧？
神宗郁闷，不是吧，杀个有罪的小官也要抬出太祖太宗等老爷子压俺？可是……祖宗的话是真理，没法不听的。
于是他退了一步——不能杀，那就把他刺面流放到僻远山区去。
蔡确犹豫，皇帝在让步，是不是臣子更得有风度？正在想，突然间章惇站了出来，说了句话——刺面啊……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此人。
神宗一时间很惊喜，爱卿赞同朕吗？你太可爱了。但转念一想就发觉不对头，强悍的公务员章惇先生除了王安石之外没对什么人露过好脸，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
——卿何出此言？神宗问。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原来是这样，成心顶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精密、庞大的西征毁在了无能的后勤小官身上，难道没有罪吗？
他声色俱厉，叫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换到任何朝代，对面的大臣们都得跪下磕头了，可是站在神宗面前的宋朝官儿们个个无动于衷，尤其是章惇，此人不紧不慢地又回了一句。
——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神宗彻底被撅得没话说了。
再说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进化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狗Ｐ诗吧，怎么看让人怎么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猫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容，钓台寻暮烟，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６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盐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些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都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１０７５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１０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辞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但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说来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的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的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写了些随手的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份，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５０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７０多岁了，５０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难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味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作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他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杀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作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１０７９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的解释，每一个敏感词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２０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厅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上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都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洋洋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翻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的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
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作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力完全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的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作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５０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的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５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黄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但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趟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５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５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轻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２００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３７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神宗的健康以３４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３４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青，很快身体就开始了恢复，重新能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３７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了暴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１９年，共２９４卷３００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４０３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９５９年），共１６年朝代１３６２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理程碑，不止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帐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６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１０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迨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小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连同着王安石、熙宁变法，也都是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算才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的，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神宗来为结果买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表面上。
（第六部完敬请期待第七部哲宗卷）如果这是宋史第七部
哲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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