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政治游戏上演，谁来当下一任皇帝，是在谁的推举之下产生的，这是封建时代最大的一票买卖，多少人血贯瞳仁的盯着呢。能实施的只有两个人。
首相王珪，次相蔡确。
这两个人分工很明确，王珪保的是皇上的儿子，蔡确想的是皇上的弟弟。要问为什么不齐心协力保一个人呢，因为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人物，都想独吞。
之后他们所做的事，证明了这些人的脑袋都是被驴踢过的，连怎么当上的帝国宰相都忘了。
重点说蔡确，这位蔡先生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大家都了解过了，他在新旧两派之间摇摆，现在暂时算是新党领袖。由于非常果断，注意，不是聪明，是果断。这种非常敢下手、敢说话的行为，对比三旨相公王珪来说，手下的能人就多了很多。
给他出主意的人就更多了。其中有个叫邢恕的最合他的胃口，出的主意让他心驰神往。至于原因嘛，出身决定一切。他走过的路和蔡确非常的像，先当反对派的学生，老师是司马光、程颢，捞足学分；再做王安石的信徒，找到好工作。
有共同语言啊。
邢恕深信富贵险中求，不走寻常路。针对眼前的局面，他提醒蔡确，虽然神宗有儿子，但都太小了，宋朝是有兄终弟及这一传统的，这一次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理由有两点。第一，神宗的两个弟弟，赵颢３６岁，赵頵３０岁，都是最好的年华；第二，他们和神宗是同父同母的，那位母亲非常不一般，很有当年杜老太后的影子。
更何况两位皇弟非常有心，自从神宗病了之后，总是在皇宫里出没，甚至夜里都不回家。尤其是赵颢，这个弟弟最特殊，当年连王安石都敢惹，还敢和神宗吵嘴，逼得神宗吼出来换你当皇上的话。这样的人，很有当皇帝的潜质。
蔡确一听，心潮澎湃。嗯，这人我喜欢。就选他了。选择之后，事情进入实施阶段，学问就大了点。首先，是你选了人家，人家同意没？
这是要确定的。于是邢恕出马，找到了最关键的一点。高家。在这个时刻，宋朝最神秘最有实权的家族不再姓赵，而姓高。这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从神宗的爸爸宋英宗说起。
英宗一生颠三倒四，像灵前发疯啊，搞濮议给亲爹争名分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出格的。最让当时主流社会掉了一地下巴的，是他一生居然只有一个老婆。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之前的皇室人员，居然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四个子女都由这一个女人生出来，这实在是太罕见了，在中国历史上貌似只有隋文帝杨坚这么做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皇后的权力超级膨胀，无论是皇帝活着时，还是死了后，该皇后都一手遮天。
邢恕看得很准，只要取得了高家的同意，赵颢就肯定一步登天。到时就算他本人不同意都没办法，要你当你就当，不当都不成。
为新皇帝铺路，扶新皇帝上路，想想都让人兴奋。某天，邢恕经过精确计算，找到了高家两个直系成员的空闲机会。高太后的两个娘家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处于满城游走，寻欢作乐的状态中。这太好了，他找上门去，进行了了一个非常风雅的邀请。
——我家的桃树开花了，请两位雅士过府观赏。
高氏兄弟欣然上路，进门后发现根本没什么桃花，只有邢恕笑得像一朵盛开的掬花一样的老脸。他很兴奋地说出了打算，满心以为会搏得心有灵犀的微笑。
没想到下一瞬间高家人就都不见了，只留给他一句话：“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到这时邢先生才回过点味来，高家是什么身份，就算想翻手为云覆手雨，也没必要由他这个小小的京官来牵鼻子走吧。
正中南墙，邢恕却毫不在意。哪怕是羞耻吧，也是一种情报——高家人不喜欢赵颢。
这太有用了，邢恕立即上报给蔡确，马上调整主攻方向。立即转头支持皇子，同时为了毁尸灭迹，即刻散播谣言，说赵颢图谋帝位，蓄意造反……可怜的雍亲王，没和蔡确集团有半点联系，就被连续利用了两次。
可是支持皇子的队伍太挤了，帝国首相王珪挡在路上，这个老东西要怎么消放？难道要排名在他后边，当个副手吗？
不，绝不。关键时刻邢恕的脑子快速运转，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哪怕最先是由王珪拥立的皇子，哪怕王珪是群臣之首，也要把头功抢到手。
这事太重大，蔡确亲自出马了，他找到了两个帮手。第一，找章惇。章惇位高权重，坚毅强悍，与之联手胜算大增。尤其是章惇忠于神宗，无论如何都会选皇子继位。更妙的是由于苏轼的原因，章惇很讨厌王珪，前两天还骂过架；第二，蔡确悄悄地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说来我写这部书的最初愿望，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我很较真，非常讨厌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比如历史是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一个民族从盛而衰不是一代两代人的责任。
那么具体的责任在哪儿？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都没责任，就是说谁也没责任了？
活见鬼，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糟粕产生的混账理念，就像法不责众、大锅饭等深入人心的传统。这是最要不得的民性。
从量变到质变，一定会有某个具体的因素。
说盛衰，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在宋朝，具化在一个时代，是宋徽宗。徽宗之所以堕落，原因在蔡京。没有这个人，徽宗就算不能保持最开始时的清明俊杰，也绝不会迅速地让国家万劫不复。
研究蔡京，可以清楚地知道北宋末年时的官场，可以从他一路波折几起几伏的人生里看到北宋从神宗起至徽宗止的官场文化。
从而找出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思想、生活里的痼疾。
简化掉他的一切繁琐履历，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充满了幸运，同时也注满了苦难。他从老家福建仙游和弟弟蔡卞进京赶考，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王珪。
王珪是当年的主考官。
第二个人是绝代人物王安石。
蔡氏兄弟之才，在某些方面绝不在苏氏兄弟之下。比如说书法、政治才能。尤其是早慧、品质出众的蔡卞。当时是熙宁三年，王安石掌控天下，主持改革，是朝廷第一权臣，他一眼就看中了蔡卞，把女儿嫁给了他。
蔡京几乎在仕途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和宰相挂上了勾，这比考中了状元还让人惊异。只不过王安石是与众不同的，他对蔡氏兄弟的要求很严格。
别想在京城里当太子爷，你们还年轻，都到基层去锻炼吧。
终王安石当政的９年时间里，二蔡奔走在边远州县之间，与高官厚禄无缘。不过这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当王安石罢相之后，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对蔡京兄弟很有好感，认为他们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邓绾、吕惠卿等趋炎附势之徒截然不同。
有了这样的官场评价，再加上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对他们很有好感。在元丰初年，蔡卞当上了起居舍人，蔡京当上了中书舍人。几年之后，当神宗病危时，蔡京高升为开封府尹。
当上了首都市长，职权很大了，蔡确想对付首相，直接找到了他。很多复杂的内幕都转化成了两句话。
蔡确：“我们支持皇六子赵傭。”
蔡京：“好。”
蔡确：“我们对付王珪。”
蔡京：“好。”
蔡确：“明天早朝，我和章惇一起向王珪摊牌，你带人守在政事堂窗外，他敢反抗，你杀了他。”
蔡京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好。”仍然如此回答。
上面的交谈有点古怪，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比如说蔡确为什么会去找蔡京呢？从关系上讲，王珪是蔡京的座师，是官场上非常牢固的嫡系关系。
连当年赵匡胤都非常头疼，弄出个殿试来亲自当老师，拆散这种官场裙带。为什么蔡确视而不见？很简单，有更牢固的关系。
北宋历史上姓蔡的高官很多，比如蔡确、蔡襄、蔡京、蔡卞。其实他们是亲戚，非常近的血缘。蔡确和蔡襄是同一个爷爷，他们的曾祖和蔡京兄弟的曾祖是亲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蔡字，与这个比，什么座师也没用。
可是还有第二个异常的地方。
蔡京太乖了。无论蔡确说什么，他都满口答应，其听话程度，别说是兄弟，就连上下级都很少有这样痛快。说来这就是蔡京的苦难，同时也是他的特色了。
纵观蔡京一生，他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帝国最偏远的小地方考出来，就连王安石看上的也是他的弟弟。这样的出身，想往上爬的话，只好委曲求全。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最开始时就半点锋芒都不露出来，和每一个人打交道，都透出来足够的热情和周到。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官场存活方式——零拒绝。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俗话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男人要有脾气，女人更要有脾气，不然每个人都会欺负你。一句话，不善于说“不”的人，是没有地位，更得不到地位的人。
那么蔡京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呢？会成为一团任人揉搓的面团吗？
这些拭目以待，要一点点地剖析开，才能真正明白。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他的特色，零拒绝。
可是零拒绝也得有个尺度吧。看看蔡确要他干的事，那是带人到皇宫深处的政事堂里砍当朝首相，真要是这么办了，别管王珪是不是能砍死，也不管是雍王赵颢上台，还是皇子登基，他本人都是铁定的死路一条。
明摆着是个火坑，蔡京怎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别急，蔡京现在的肚子都快乐抽了，他以无比、空前、绝后、变态的忍耐力才忍得住没笑出声来，平静地把蔡确送走。然后集结人手，携带管制刀具，等着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蔡次相、章大人率领了大批手下进入皇宫，与三省、枢密院的大臣汇合，去神宗寝宫前问疾（神宗还有最后一口气）。在神宗的病榻前，大家很安静，退出来之后，蔡确把大家领到了枢密院的南议事厅里。
这时王珪已经快虚脱了，他很老了，也生着病，这样来回折腾，基本就快坚持不住。偏偏蔡确这时找上了他。
蔡确还好点，章惇一如既往地凶狠，他看着王珪就来气，这个老而不死的家伙怎么看怎么烦人，一次次地想坏事！
说，你是拥立皇子呢还是拥立皇子呢还是拥立皇子呢，今天你要是敢反对，要你人头落地！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臣们都愣住了，大宋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人在办公场所这样威胁过首相，现在皇上病重、首相丢脸，不是真的要出大事了吧。
却看见王珪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真被吓傻了，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其实他是快气晕了，一种被恶搞的快感让他想跳起来骂街，也想仰天大笑，大叫真过瘾，太好玩了。
他本身拥立的就是皇子，现在蔡确和章惇拿刀子逼着他拥立皇子，而这个皇子早就确定好了只有皇六子赵傭一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同样微笑的还有躲在窗外，带着数十把钢刀的蔡京。以为他真的傻吗？蔡确找到他时，他一瞬间就搞清了这个逻辑，所以才答应得那样痛快。带刀就带刀，进宫就进宫，无论如何这事儿都不会流血，乐得做这个人情，把忠心表得鲜血淋淋。
好半天之后，王珪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上自有子，复何议？”这句话出口，章惇立即长出了口气，神宗可以瞑目了，皇位没有旁落。
蔡确却勃然大怒，这等于向天下公开，皇位是自然传承，根本没什么拥立之人。这么半天都白忙活了？正想着再做点什么，章惇已经带着他走下一道程序了。
大臣们重新进宫，不管神宗还能不能准确表达意识，得把由皇六子继位的诏书传下来。当天赵煦终于有了皇太子的名份，走出皇宫时，三位顶级大臣的脸色各自不同。
王珪神色灰败，油尽灯枯，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很快就将死亡；
蔡确咬牙切齿，意犹未尽，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得不能再老，懦弱得不能再窝囊的王珪会在关键时刻精明，一句话就毁了他的美梦；
章惇意气昂扬，他不管事件里有多少内幕，也不管谁有什么想法，重要的是目标达到了。就像是要让更兴奋一些似的，出宫门时他迎头遇上了事件的死对头，雍亲王赵颢。
章惇对敌人下手，从来都表在明面上，要赢就赢得嚣张痛快。他迎了上去，大声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你觉得怎样？”
赵颢马上低头：“天下幸甚。”
哈哈哈哈，章惇大笑离去，他相信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摆在明面上，让赵颢当众低头，彻底打倒，以后少了别样的心思，不仅是对国家，对赵颢本人也是爱护。
在他的身后，蔡确仍然贼心不死，他不甘心。这时邢恕又出现了，他的主意真的是很多。他要蔡确向外界宣扬——延安郡王赵煦是他带人进宫逼着王珪同意册立的。不管过程怎样，不管真相怎样，哪怕是谎言，也要不断地重复。
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功劳。
蔡确照办了，他真的想迈出最后的那一步，跨过咫尺之遥的距离，从次相升到首相。为了这一步，他的脑子乱了。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他忘了是怎样当上的帝国宰相。那不是他的能力、资历，而是宋神宗想亲自掌握朝政，不想被任何手下阻挠，才选了这一届的领导班子。
换句话说，他和王珪只是办事员、传达员，御用的秘书而已。从这一点上说，王珪真的比他强，至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当“三旨相公”。
谣言传出去了，蔡确如愿以偿，成了当时的头条风云人物，把将死的王珪、强硬的章惇都盖了下去。这真的给他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一点，他被一位深宫里的贵妇人注意到了。
高太后。
她觉得很好玩，外边的这些人在搞什么，好像他们能决定什么似的。按传说中的套路，应该是先从她这里得到指示，然后才去外面宣传吧，现在好像正相反。难道想来个既成事实，要她照办？
为此她仔细回想了下自己之前留给官场的印象，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让他们误解了什么。神宗死之前，她流传到外界的事情基本上有三件。
第一，她很节俭。
当宋英宗只是个闲散宗室时，家里除了藏书之外没什么钱，她过得很清苦。这对于出身名人的贵妇来说很不舒服，但她从不报怨，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第二，她很贤惠。
中国的女孩儿嫁出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品标杆就是“贤惠”，具体表现在对娘家人怎样。当她成为皇太后时，一年过花灯节，她的娘家人来参拜，按礼她要打赏。而赏的东西居然是年长者每人绢两匹，小孩子每人赏两个|乳糖狮子。
薄到了这个程度，她的贤惠名扬天下。
第三，她识大体。
这是宋朝的君子们最赞不绝口的。回想王安石改革时，高太后、曹太皇太后曾经在后花园劝神宗贬走王安石，那一幕虽然没有立即生效，可传到外界，立即就成了反对派的贴心人。
以上三条，足以在士大夫阶层建立起她的正面形象，可这远远不是她的真面目。不在她身边生活的人，是绝不会体验到那种非人的恐怖感觉的。
她最大的特色是“跋扈”。由于之前隐身在深宫内院里，外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她的婆婆曹太后、丈夫宋英宗、儿子宋神宗这些在名份、实权都远远高于她的人，都得听她的。
很可惜这些信息在元丰八年之前只是宫廷里面流传，不然蔡确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他绝对想不到，之前的那些表演会给他带来什么，那是北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打击。
谁让他不知进退，敢和高太后抢功劳呢。
《宋史》里记载，真正给宋哲宗赵煦辅路的人是他的奶奶。高太后先是当众肯定了他的品德，说自从神宗病倒之后，这个１０岁的孩子除了每天守在病床前给父亲端药之外，还默默地抄写了三卷佛经，为父亲祈福。
大臣们看到了佛经，上面的字迹端庄工整，可以看出抄写时的心情。
高太后还派人秘密地做了一套给孩子穿的小龙袍，只等神宗过世，立即给赵煦穿。这些加在一起，是她拥立新皇帝的铁证。
事实上我们也要承认，她的确是一锤定音的人，赵煦能当上皇帝，最大的功劳就在她身上。可是不要因为这个就误解了她。她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一代知识女性，她有太多的事要做，而立一个１０岁的小娃娃，才是她施展抱负的先决条件。
立赵颢吗？那是个３６岁的成年男人了，她用什么来控制？甚至后宫的最高名份都要转移出去，交给新皇后；说她立赵煦是因为对神宗的爱，更是莫明其妙的判断。
真要爱神宗，为什么立即就毁了神宗一生的事业？
归根结底一句话，她忍了快４０年了。在她的心里，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大度谦退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实在让她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完全是个颠三倒四的小糊涂……整个世界都等着由她来拯救。
拯救的第一步是造谣。一定要给她心目中的最佳帮手找到最好的出山理由。于是她动用了刚刚死去的长子的名义。
在这段历史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宋神宗在死前一年说的。那是在一个宴会上，他对大臣们说，明年的春天立皇储，由司马光、吕公著做太子太傅。
但是，并没有指出要立的皇储是谁。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前面说得明明白白，在宋神宗马上就要死去，连话都说不出来时，众多大臣才紧急请示，要求立皇储。如果一年前神宗就明确安排好了，这时还折腾什么？
尤其是当时由中立派的王珪、改革派的蔡确当宰相，怎么会给未来的继任皇帝安排反对派师傅？成心拆自己的台？
这个谣言虽然拙劣可笑，但也是实在迫不得已，不这样做，她是请不出那几位传说中的君子的。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１５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加超级，比１５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的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副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首先，是物资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５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园一度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厅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着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味。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名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的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１９岁高中魁首，２９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２７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７４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４８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让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５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它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５０００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１５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落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７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８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青，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１５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的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莫视他。而他也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８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炫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架到。先是向司马光致谦，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１５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１５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这样一篇全盘否定熙丰时代，否定亲生儿子一生事业的奏章传进了深宫，高太后一见大喜。好，非常的好，和哀家想到了一块，司马光真是个人才，立即召他回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应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犊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做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１５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１５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Сhā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５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滔滔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１００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４０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帐，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１６０余万贯，保甲法支出１３０余万贯，还多出了３０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么时候比异族人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为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甚至近代新中国成立，也是由农家子弟打下来的天下，农民哪点给中国丢过脸？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所造成。
他的这种言论，是对整个中华种族的蔑视，是对已往所有历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后的共鸣。她所需要的国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隶，只有这样，她才会能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觉得世界真是和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１５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