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们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以前的地主。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意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别了高太后的苗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也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这种双重保险下，蔡确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１，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２，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３，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５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救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官。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支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作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皇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里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１５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１５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５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５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５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５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５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５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５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趟这混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青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的风度。

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以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古脑的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１５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住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５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燥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彩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１５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嗦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１５年期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１５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心里的郁闷却成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就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议，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部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书》、《周礼》，称之为新义。这是１５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漫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不曾想１５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不是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令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能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的目的达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疾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废笔墨吗？何况三百年宋史里，我早就下了个决定，无论是哪位人物，我都会适时地给出自己的见解，唯独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认为我前面说得还不明白，更相信读者们自己的眼光和理解。

如此，算是我对荆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回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时间段，在范纯仁、苏轼有话要说时，５天内废法行动一直在进行中，司马光在一片反对声中突然迎来了一股春风，一份公文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开封城周边州县按时完成任务，所辖地区内免役法全部废除，募役法已经生效！司马光惊喜交集，在这种时刻是谁这么乖，当了他的突击队长？

看公文署名，开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党、王安石的亲戚，这实在犯司马光的忌，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范。想想连王安石的人都这样支持他，旧党党内该怎样反应？

他召来了蔡京，亲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同志，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办事，还有什么命令贯彻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捞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旧党党魁司马光赏识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买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５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过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我们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来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作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张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要死快死，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着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８３０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２００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作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了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式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管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奶­­奶­的，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ρi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１０８６年）九月一日，年６８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７０００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元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的一句话——“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会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份，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８０%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１００%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子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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