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中间的大塔，又叫千寻塔，高约七十米。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有十六层。分立在大塔稍后的南、北两小塔，均高四十二米，是一对十级的八角形砖塔。中间的大塔，造形与西安的小雁塔相似。而一对辅塔，则是滇西南“蛇骨塔”的建筑风格的代表了。这三塔浑然一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相依为命，送走了一劫又一劫。

关于三塔的修建年代，王崧《南诏野史》有载：“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余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这么说，三塔是同时修建的了。但从建筑风格来看，又不像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才证实《南诏野史》记载有误。千寻塔的确是公元八三六年至八四〇年建成的，而左右的辅塔，却是建于公元一一〇一年至一一二五年。前后相差了一百八十年。

建成千寻塔的唐代，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就像现在各地纷纷筹集巨资建立仿古一条街和旅游度假区一样，那时各地也都以建大寺，筑巨塔为乐事。晚唐的段成式，是宰相的儿子，也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他写了一本《寺塔记》的书，专门记载当时的京城长安东城一带的寺塔。一条左街上，竟有寺庙十八所之多。而且逢寺有塔，逢塔必有壁画。可见当时建塔的风气之盛。大理虽属极远的边陲，亦不免受其影响，筑起这么一座千寻塔。

比起中原地区的塔来，千寻塔中的“文化感”要淡薄得多。其一是没有诸如吴道子、阎立本这样的绘画大师留画于塔壁。壁画之于中国的塔，就像壁画之于欧洲的大教堂，是不可或缺的。其二，是文人题咏甚少。西安一座大雁塔，几乎集中了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的歌咏。尽管是一座小小建筑，凝结其中的，却是一个完整的盛唐气象。

所以说，这座千寻塔虽然是唐代的产物，但只能算是一件仿制品。中原的古塔，经千百年的战火，已经所剩无几。大理远离中原，也就远离了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千寻塔得以保存的原因。尽管是仿制品，站在它跟前，你依然可以形象地体会到盛唐气象。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莫过于盛唐。那时的京城长安，很有点像美国纽约在今日世界的地位。china town一词，我们不译为中国城或汉人街而译成唐人街，大约就是我们都承认只有盛唐才能代表礼义之邦的中国。

盛唐的开放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文化风范，并不难以为继。难以为继的，是那时的宗教观。佛教在唐代达到发展的顶峰，对风化士民也的确起到作用。唐代的中兴，不能说同这种宗教观的转变与深化有关。我这么说，并不是宣扬“佛教兴国”，而是觉得现在，还没有哪一种信仰，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信心和智慧。

在千寻塔下，这么胡思乱想了一通。暮­色­还不算太稠，我想趁剩下的天光登塔作一番俯瞰，可是塔门紧闭，说是守塔人下班了不接待游人。这令我多少有点不快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燕子自由地从塔的檐窗里穿进穿出。

后来，在滇西南的旅游中，我又看见了不少的塔，多半是极富滇西南特­色­的蛇骨塔。

从滇西归家后，我读到明人朱孟震写的《西南夷风土记》，其中有这么一段：

其地俗尚佛教，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自缅甸以下，唯事诵经，俗不杀牲，所以鸟兽与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代之。

由此可见，一直到明代，滇西南这块地方，还是寺塔随处可见，且有着鸟兽与人相狎的桃花源风光。可惜，这些都只保留在线装书里。旅行其中，村村寨寨，我没看到多少香案，卖猪­肉­的案子倒是到处都有。至于塔，即使存下的，当地人也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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