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晨读，我坐在教室门外一块石头上读书，一个比我大的同学过来把我拉起了，他坐到了上面，真好三儿家二宝在院子里看见就走了过来，照胸脯打了他两拳说：

“你下来，人家先坐的你厉害什么。”他乖乖下来。二宝又对我说“你坐这里，他要敢再动你，你去喊我来。”

农村孩子打架是常事，在学校同着老师乖的不得了，一离开老师就成了打架的妖­精­。特别是到了晚上，孩子们组织起来村东的跟村西，南边和北边打仗。在学校的老师和母亲只知道我不会惹是生非，其实我打架也是不要命的主，除了比我大的我打不过以外，和我同岁或者比我大一岁我谁也不让。

有一天，我去井里挑水去，有两个和我同岁的孩子，用石头正好砸在鈎担上，我放下桶拿着鈎担就去打他们，两个人起来就往家跑进家就闩门，我在门外用鈎担打的门子“哗哗”响，他们在门内就是不开门，我打门打累了就坐在他家门口不走。

一个孩子的母亲出来说什么我都不以，非要找他们算帐去，他母亲好说歹说劝住了我，又叫出他两个数落一顿。才算了事。和同伴打架也有吃亏也有沾光，吃了亏的有母亲拉着找到家里，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我吃了亏绝不会告诉母亲，母亲也从未拉着我上别人家找去。

最厉害的时候，有一个小村离我们村三四里地，有十几个学生。一到下学，几百个学生在值日老师的指挥下，各班站好队，离学校远的学生一个村一个村挨着走，当排队走出校门，在大学生带领下就会撵着那十几个学生打架，真真撵上打架也没有过一回，那十几个学生他们是先走，一出校门就跑起来。等我们走出校门再怎么撵他们也不会撵上。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惹了那些大学生。反正我们是小学生听大学生的吆喝，叫你怎么就怎么，附则就有你的好果子吃，慢慢的也会修理你。

这种情况一直到*之时就到了顶峰。我们那里有个庙会，学校特意放了假，我们和一群学生一块去赶庙会。回来路上碰见有两个外村的学生，领头的大学生就捂住那两个学生的眼，让小学生打。别看平时折腾的厉害，真真到关键时刻，小学生们也不敢下手，有两个一年级学生过去打了几下，七八岁的学生打十四五岁的学生也不会重到那里去，其余的都站在那里没有上去动手的意思。那个大学生就骂道:

“一群胆小鬼，这么好的机会让你们过一过打人的瘾，都不敢动手，以后有人欺负你们看谁还会为你们出头。”

大一点学生星期天也会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队里钟声一响找见队长领任务，打蚂蚱、给牲畜割草等杂七杂八的活。大部分星期天是没有活可安排，就会去搂粪草，用撅头扒草疙瘩出来将土摔净也是沤粪的好材料，那时凡是从山坡上长出来的，都要割回家去。山里除了生产队禁坡里，光秃秃的只剩下草疙瘩，学生们为了积肥也只好斩草除根。

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先是“小四清运动”由当地上一级组织­干­部组成了工作组。对农村的基层­干­部进行审查，也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据说是“小四清运动”不彻底，又来了“大四清运动”。我们那里从中央文化部来了几位­干­部，吃住在老百姓家里，帮助“四清运动”。有好多四清四不清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被清查出来。

那时候生产队里没有什么钱，几个­干­部偷着分了十来斤棉花，带头让分棉花的支书给免职，其余退赔出来也就没事了，不过折腾得他们也够呛，黑天白日的给他们办学习班，让他们交待问题。

还有一个­干­部和一个女人有­奸­情，被人抓在炕上，判了两年，从此后由­干­部变成了刑满释放分子。这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们还真教育好了。那些­干­部在后来“*”那样乱的情况下，也没有听说谁再多吃多占过。

来帮助“四清”的­干­部，给农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虽然人们生活有所提高，只不过是能填饱了肚子，主要食物还是以红薯和小米为主。也不知他们吃惯吃不惯，见他们吃的也挺香，还经常到地里参加劳动。

我们那里有一种病，现在来说就是“感冒后遗症”。很多­妇­女会得这种病，得了病后头不梳，手脸也不洗，大门不出，屋门也不敢迈。成天吃喝拉撒都躺在炕上，五黄六月也不敢离开被子，动一动就出汗，一出汗病就加重。有严重的二三年就这样躺在炕上，脸上、手上的黑皮一层一层的，头发黏到一块象毡子一样。老百姓都叫这种病是“瘟疫症”或“汗病”。

三儿的媳­妇­花儿就得过这种病，好几个月不见好的意思。四清­干­部里有两个女­干­部，天天上三儿家去，先是给花儿剪头发，后有给花儿用开水洗手洗脸，一盆一盆的黑水洗了好几盆。也没见给花儿吃什么特效药就这样好了。

从此得了这种病不能动的治疗方法就再也没人信，也没有人再得这种躺在炕上一二年不敢动的病。花儿病好了也给三儿摘了愁帽，花儿感动的非要大宝和二宝给那两个女­干­部磕头不可。那时的­干­部不论职位大小，都是和蔼可亲，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第一代从上到下­干­部们的形象。这种形象也来自各种纪律对他们的约束。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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