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岭那边正是严冬时节，山川被笼罩在单一的色调和僵硬的空气之中，岭这边却已春意盎然，苏醒的大地躁动着，汩涌着捧出了姹紫嫣红。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送来了中华大地等待已久的春风。中国走进了现代化经济建设之路，这块东方的热土重新勃发了生机。
现代化之路以市场经济、*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为基本特征，1978年前的中国则实行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单单对比这五组词汇，人们就不难设想1978对于中国的改变之巨，它不是原来基础上单纯的递进，而是颠覆、是转折、是突破。理解了这一点，它后来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便不足为奇了。
1978年前的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亿万万的中国人只有四张面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四张面孔各自代表一个群体，在群体之内，利益被平均分配。当群体，或者说是整体成为利益分配单位的时候，整体自然变成了人们争取利益的源泉。人们紧紧地附属于这个整体，以便能从“大锅饭”中分得一杯羹。
整体化的利益机制在不停地运转，与之对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便遭到了碾压和磨灭。比如偶尔有人想换换口味，在自家后院里栽了几棵蒜苗。这种举动若不幸被发现后，蒜苗便会被勒令割掉，割蒜苗的人还美其名曰 “割资本主义尾巴”。久而久之，人们便冷落了自家后院，每天老老实实地去食堂吃大锅饭。然而这么做毕竟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当个人利益被搁置的时候，个体对追求幸福的渴望便会干涸，社会的发展动力也将受到伤害。这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大锅饭里的粥越来越稀。
娱乐偶像的登场（2）
中国的计划经济终于遭遇了发展的瓶颈，放眼亚洲，日本、韩国都迅速崛起，而中国却依旧步履蹒跚。此时，不改革、不求变，便只有死路一条。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改革之风首先荡涤的是社会利益关系。单纯的公有制经济模式转化为公有制、集体制、私有制等各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模式。失去活力的整体利益结构被逐渐分解成各个细碎的结构，这些结构里最小的元素便是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压抑已久的个人意识终于化为洪水决堤而出，许多人抓住机会下海、经商，并且都赚回了第一桶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些人”。
改革的大潮在荡涤着经济结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重组着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经济结构的重组改变着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影响，与此同时，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定位。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崇信权威到了盲目的程度，宁愿为权威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声音。毛泽东是那时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偶像，人人都将“听主席的话”当作座右铭，有些人甚至动辄要从《红宝书》上找自己做事的依据。
人们想象着共产主义的美好景象，但想象毕竟不同于现实，人们希望尽可能快地进入到共产主义时代，但当理想的激|情变成盲目和冲动，那幻想创造天堂的人们往往创造出的却是地狱。*来了，整个中国都陷入到苦难中，其给中国人的伤害太大了，逼得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地审视这段历史。人们必须搞清楚错在哪里，才好想办法规避错误。残酷的现实让中国人清醒，人必须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必须避免掉入政治迷信的漩涡。政治应该是面朝理想，立足现实的。
中国人的观念在1978年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识形态曾经牢牢控制着人们的身心，但随着社会权威结构的变化，它的控制力正在减弱。个体的自由度增强了，人们开始大大咧咧地追求幸福、真实的生活。而任何一种真实的生活都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一个是严肃的精神追求。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即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前，这种本能受到压制，人们很自然地感到压抑，而当人的自我个性受到抑制，人也就说不上“为自己而活”，生活当然就显得不真实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没有严肃的精神追求，那他将很容易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同样无法实现“为自己而活”的目的。
在改革开放前，就生命本身而言，人被看成了没有生命的“螺丝钉”，被动地等待着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关个人体验的东西，诸如美丽、爱情、感情生活，都成为一种禁忌。无论男女，都不过是“国家的一块砖”而已。女孩子们必须要以“不爱红装爱武装”为荣，她们爱美的天性受到压抑，她们不敢穿漂亮的衣裙，生怕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女性气质被消弭的“铁姑娘”受到推崇。而爱情，则更是在大众生活里绝迹，互有好感的男女从来不敢冒天下大不韪公开约会，他们多是借“工作”之名联络感情。
然而人性的力量强过一切，爱情终是在这些身着灰色衣衫的青春儿女心里悄悄萌动，年轻人私下悄悄传唱着爱情歌曲，抄写着爱情诗篇。当改革的春风终于使大地解冻之后，对人性的追求以近乎疯狂的姿态肆意喷涌。人们追求着美、追求着爱情、追求着娱乐与休闲，追求个人兴趣和爱好。
幸福真实的生活离不开精神上的追求。然而*时期，如果谁的脑子里居然有超乎“阶级斗争”的思想，那多半会被批驳得体无全肤，甚至被上纲上线到“反动派”。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性地交出了自己的思想，遵循权威，人们也捎带着放弃了话语权利，跟着权威的声音，亦步亦趋。
改革开放后，人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人们自由地抒发着对个体尊严的向往，人对生活的热忱重新被调动出来。整个中国都焕然一新，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都走出低谷，繁荣起来。中国人豁然发现，原来像邓丽君这样哼着绵软小调的女人，竟也能成为大众偶像。娱乐偶像不再是一种禁忌。
僵硬的大地需要抚慰，除了邓丽君百转柔肠的歌曲，还有什么方式能够使大地干裂的伤痕愈合，再度覆盖上嫩绿的色彩？而封冻的冰层在嘎吱作响，除了崔健震撼灵魂的摇滚乐，还有什么声音能和这声响互为应和、发人深省？
来自海那边的新面孔：靡靡之音（1）
青春是易感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忽视温柔的力量，因为温柔可以改变历史。不管世事怎样变迁，没有人能拒绝温柔的声音，曾有一个温柔至骨的女人，换醒了一个时代的纯真。
邓丽君。一个样貌比名字更美丽，歌声又比样貌更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以柔婉的方式冲开了人们的思想围城。
改革开放的春风仿佛在一夜之间来临。大地在寂寞已久之后，慷慨地捧出了斑斓地几欲疯狂的色调。年长的人们发现街上的年轻人换了装束，满街充斥着五颜六色的蝙蝠衫、裤腿宽阔的喇叭裤。那颜色鲜乍地晃眼，那衣袖呼扇呼扇，那裤腿宽阔地一边走路一边扇起灰尘一片。保守的人摇摇头，不住地叹息世道变了。
世道的确变了，斑斓的色彩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电影画报上是灰姑娘与王子拥抱的画面，《工农兵画报》上甚至登出了名为《泉》的*少女图。“世风日下啊”，保守的人叹息着，“这才是真实的美”,年轻人趾高气扬。
忽然有一天街上的时尚青年手上又多了一个道具——录音机。那录音机不算小，年轻人却不怕麻烦地将它扛在肩上，从录音机里传出的不是铿锵有力的样板戏，而是一个女人清幽甜润的歌声，这歌声令大片大片的年轻男女神魂颠倒。
邓丽君就这样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1953年1月1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她先凭着一首《晶晶》在台湾走红，然后又在日本、东南亚迅即掀起了邓丽君之风。这个时候，内地人还在欣赏着千篇一律的样板戏，对她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在调频收音机里，人们偶尔听到播音员“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的播报，便下意识地停住了调台的动作，接着便听到邓丽君的美丽的名字，以及她的美丽温婉的歌声。中国人的耳膜已经被铿锵有力的样板戏震得麻木，忽然受到这种细腻委婉的待遇，一时还有些惊讶。还没等人们回过神来，邓丽君的歌声又化作一只柔弱无骨的芊芊素手，缓慢却不容拒绝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一下，两下，人们的心从此被这只手牢牢抓住，陷入了温润哀愁却又悱恻动人的情怀之中。
邓丽君的歌到底在什么时候传入大陆，人们已经记不清了，那似乎是1978或1979年的某个夜晚。
邓丽君的歌声飘扬过海，在刚刚解冻的大陆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又仿若一股春风，吹皱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在那个时候，谁若能拥有一台三洋盒式录音机，他便是领导潮流的人物，走到哪儿都能惹得一片艳羡之声。而邓丽君的歌曲磁带、明星照也是年轻人的最爱。
中国大陆在邓丽君的影响之下，迅速掀起了“港台歌曲”热，以“邓丽君第二”、“小邓丽君”为名的歌曲磁带也纷纷登上了大陆音响店的货架。仿佛任何歌星只要挨上邓丽君的边，就可以和她一样大红大紫。一时间，大街小巷处处回响着真假邓丽君们的歌声。
邓丽君，已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它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代人的情结。
远在台湾的邓丽君也许并不知道，她的歌曲已经化作飓风席卷着海峡对岸的角角落落。那个时候，27岁的邓丽君刚刚获得台湾最高荣誉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下一步她将忙于筹备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唱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邓丽君曾辗转各地，让她的歌声回旋在香港地区、东南亚和美国的天空。
来自海那边的新面孔：靡靡之音（2）
当被人问到她的歌为什么会如此风行的时候，邓丽君淡淡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今天虽然是个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feeling，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的。”
如此轻松地表达在不经意间道尽一切缘由。邓丽君以率真的方式，让自己的歌声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直指人心，而那里面的种种情怀，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领会。
在邓丽君的歌声登陆之前，中国内地长久地处于一个让后人感到惊讶，不可思议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内地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亿人的所有文化娱乐生活闭着眼睛就能数得过来：8个样板戏和一些革命歌曲。而即使是这些有限的歌曲，还被赋予了高度政治色彩，与其说是歌曲，还不如说是政治宣言。音乐慷慨激昂、铿锵有力，让人怎么听怎么觉得离自身太远，无法与听众的心灵交流融汇。
此时，邓丽君恰到好处地出现了。她的歌声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仿佛在静静的深夜里，在人的耳边轻轻呢喃、切切倾诉，抚慰人们业已僵硬的心灵，然后又化作了清风细雨，抚去人们的伪饰和矫情，滋润了那颗颗即将干涸的心灵。
她的歌告诉人们，再不要做自己心灵的绑票者，再不要人为地拘禁自己的真性情，想爱就痛痛快快地爱，思念就九曲回肠地思念，喜欢就开开心心地笑，难过就淋漓尽致地哭。人生在世并不长久，与其做假道学、伪君子，不如回复本性，做一个快意人生、喜怒皆由心的真人。
当时有些人称邓丽君的歌曲是“靡靡之音”。确实，如果说“靡靡之音”是不带任何贬义的中性词的话，邓丽君就是“靡靡之音”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丽君的歌曲充满着对世俗生活、两性情感的执著追求，她的歌迥乎此前的大道理和响亮的口号式的革命歌曲，将人们内心最为柔软的情感小世界演绎到了极致。这种柔软缠绵的二人小世界在古老的中国源远流长。从宋朝的词、元朝的曲、清朝的小说里，人们可以轻易地觅到它的踪影。这种文化在建国初期，尤其在*时期经历了一个断裂带后，又经由邓丽君的手，将它重新还给了中国人。邓丽君作为一个纯粹的中国传统小女人，可以说是上至百年前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调，下至30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传人。她的咬字唱腔，风度韵味、情感寄托，与先辈相比，无不一脉相承。因而，邓丽君双手捧给中国人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莹润动人的典型中国传统情结，又怎能不令中国人为之倾倒呢？
在邓丽君的歌曲当中，人们忘记了那个断裂的年代。他们不再千方百计地压抑自己的感情，不再将吐露感情视作一种罪过、不再对爱情羞于启齿。他们先是小声哼唱着邓丽君的歌，久违的幸福之感在心中呼啦啦地滋生、疯长。随后，人们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沉醉在她的世界里。
此外，邓丽君的形象也正好吻合当时中国人对女性的追求和向往。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的视野里充斥的是抹煞了性别感的“铁姑娘”形象。女人们在形象上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着颜色已经褪的发白的旧军装，身上没有半分属于女儿家的装饰。与此同时，语言粗糙、作风泼辣也是那时候女人的特点。中国人在心里不能不暗暗承认，他们已经审美疲劳，他们希望真正的传统婉约的中国女性来点亮他们对于美、对于爱情的憧憬。而女人就更不用多说了，哪有不愿意做一个真女人的女人呢。何况，女人生来对于美的追求比男人更加敏感和强烈。
来自海那边的新面孔：靡靡之音（3）
邓丽君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婉约温柔、眼神清澈，长发轻扬，举手投足之间传递出浓郁的古典美。看到她，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拿最美好的语句来形容她——“天生丽质难自弃”、“浓妆艳抹总相宜”。温柔里暗含坚强，美丽中流露善良，她宛若一朵美丽的百合花，轻易俘获了大陆青年男女的心。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邓丽君同样有她的独到之处。她绝非浪得虚名，她的演唱天赋和技艺是高超的。听众在听她的歌的时候，感觉到她的唱腔浑然一体，中间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地方，她还可以在没有鼻音的情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同时她的中文咬字也非常清晰，仿若吐珠咳玉，珠圆玉润。
此外，邓丽君的每首歌曲曲调都很简单纯粹，容易上口，几乎每个听过的人都会哼唱，并且一唱就会，易于流行。
还有人说，邓丽君歌曲的流行其实还得益于反对她的歌的人，是那些人激发了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的叛逆之心。
当邓丽君的歌通过磁带、唱片等渠道抵达大陆，在大陆风行的时候，大陆对她的批判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就当时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感而言，尤其是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她的歌，譬如《何日君再来》完全宣扬的是腐朽没落的观念。人们对这首歌的批判纷纷扬扬，有一位老诗人写了一首充满愤怒的诗，他在诗中勾画了一个让他倍感痛心的情节：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向死守阵地的中国军队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满天的唱片，唱片中的歌曲就是这首《何日君再来》。然而，老诗人将邓丽君的歌描绘成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非但没有阻止年轻人听这首歌，反而提高了它的知名度，激起了年轻人的反叛心理，这首歌由此成了被年轻人传唱最多的一首歌。
邓丽君的歌曲就这样没有征兆却毫无悬念地流行了起来，直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1987年，国家正规音像出版社也开始引进邓丽君的歌曲磁带了。从此，邓丽君便以更快的速度流行起来。一时间，从广场、商店、舞厅、饭店，到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她的歌曲在大江南北每一个角落里悠扬流转。邓丽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同时也意义深远地影响着大陆的娱乐界，一度被横扫出去的“流行歌曲”概念再度回来，大批歌手争相在舞台上模仿着邓丽君。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为了纪念她，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曾合作了一个专辑《告别的摇滚》，他们在专辑中坦承，在他们年少的时候，邓丽君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将邓丽君放在音乐启蒙者的位置上。
即便像王菲那样特立独行的歌手，当初也是从模仿邓丽君起家的。1987年，16岁的王菲推出了以“迷人小姐”为名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里的歌多数都是邓丽君的歌曲翻唱。正是在这次亮相中，王菲的歌唱潜质才流露出来被人发掘，奠定了当今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
可以说，邓丽君的出现使“娱乐明星偶像”这个沉睡了将近30多年的概念再度从天边升起，点亮了普通人的生活。
在偶像辈出的今天，人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发现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她的歌曲中，人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本性率真、柔和妩媚、甜美温润。但那时，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个女人震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人将邓丽君的声音说成“糖衣炮弹”，可被这样的糖衣炮弹击中又有什么坏处呢？情人之爱，绵软的小情绪，那些微妙的情愫，无一不是人间之美，是青春里最让人怀恋的东西。邓丽君美丽地唱出了这些情愫的美丽之处，于是，人们骤然发现逃避压抑这些美好的东西是多么愚蠢。世俗的生活，世俗的情感不需要被摒弃，相反，还要被尊重，要被亮在明处尽情吟咏。
邓丽君之后，人们开始敞开怀抱，接受自我。
摇滚来了（1）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边的邓丽君还在温柔地撩拨人的心炫，那边的崔健又拨起了摇滚之旋。他们一阴一阳，一柔一刚，用音乐来描绘中国人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心路。
邓丽君的歌在初入中国时，受到很多非议，可这些非议和摇滚遭遇的相比，又有点小巫见大巫了。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以崔健为里程碑。在崔健之前的中国摇滚经历的是漫漫黑夜，70年代末，在中国听说过英国传奇乐队披头士的还寥寥无几。很多初初接触到摇滚乐的人，很难将摇滚和噪音区别开来。
但是，时移事异，时代变了，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感兴趣，摇滚乐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当人的眼界开阔了，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会随之变强。人们对摇滚的态度，从忍受到理解，从理解到欣赏。1986年的一天晚上，崔健在北京工体石破天惊地一吼，中国人更是认识到摇滚的美妙之处，痛快，劲爽。
对于这个特别的夜晚，所有热爱摇滚的人都难以忘怀。那是在北京举行纪念19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类似清朝时期的大褂子，两条裤脚一高一低地挽着，并身背一把破吉他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的观众还不明白这个衣冠不整的人物要干什么。此时，音乐响起，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忽然陷入一片寂静，人们都惊呆了。数分钟后歌曲结束，工体里爆发出的掌声、叫好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崔健，在这一夜，将摇滚带给了中国；崔健，在这一夜，奠定了“中国摇滚乐之父”的地位。
每当人们回想起当时的场面，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记得崔健的吟唱是怎样直率地打开他们的心扉，拷问着他们的灵魂，促使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思索。崔健用摇滚为这个曾经集体失去灵魂的民族注入了思索的动力。
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崔健从14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21岁那年进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一名小号演奏员。那时候崔健开始接触摇滚乐，并且开始歌曲写作。后来他与另外6位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从此真正开始了摇滚的生涯。
《不是我不明白》是崔健写出的第一首摇滚歌曲。据崔健自己说，他的摇滚比较个人化，他只是想把他的愤怒以及个人的情感通过音乐表现出来。
就是这种批判式的“愤怒”使崔健用摇滚构建了一个时代。
1988年，崔健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那次演出可以被看作崔健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次演出。北京大学的精神是兼容并包，其有史以来就是中国年轻的、新锐思想的生长地，崔健把他的第一次演唱给了北京大学。当时，崔健希望他的歌能引起北大学子的共鸣。
崔健没有失望，北大学子很快就沉醉在崔健的摇滚当中，他们的心情和崔健的旋律一起起伏伏，他们和崔健一同感受着青春的躁动，他们和崔健一起表述生命的困惑。1989年，崔健又在北大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他没想到，这次演出竟成了轰动京城的一件大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摇滚，当崔健受到批评压制的时候，北大的学子打出了“崔健后援会”的条幅，后援会后来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歌迷组织。
摇滚来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