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崔健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巡回演出，演出的名字定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目的是为北京亚运会集资。崔健从北京走到郑州、武汉、西安，一直到成都。在郑州，崔健演唱会的票是10元一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出乎崔健预料的是，演唱会的门票很快被抢购一空。郑州是个古老的城市，很多歌星都没能打开当地老百姓的心扉，但崔健做到了，他赢得了郑州人“中、真中”的评价。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崔健的歌词简单直接，只指人心，让多少人激起生命深层的感慨，欲颠欲狂。

崔健的摇滚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愤怒情绪，有人曾因此质问崔健，你有吃有喝，你郁闷什么，愤怒什么啊？崔健不用对此做太多的回答，如果人吃饱喝足就心满意足了，那人又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富有，­精­神生活更匮乏的可怜，摇滚要唤醒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摇滚是一朵不避风雨、兀自舒展的个­性­之花，给绝望的人们以仅存的柔谧与仅存的希望。摇滚自一开始就具备超乎娱乐­性­的一般意义，与人类的灵魂以激烈的方式碰撞交谈。摇滚是迸发着生之力量的音乐，一种思想的表达手段，它可以叛逆，可以驯服，可以哀伤，可以癫狂，它是自由的，它是歌者真实内心的写照。它不重形式，它摒弃做作，它让人抛去理­性­，在感­性­的世界里直面自我。摇滚看似疯狂，可它却用疯狂来传达对自我、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当铿锵有力的曲子从乐者口里传递到听者心里，摇滚就达到了目的。有人嫌摇滚吵闹，但他们却忘记了，摇滚反映的是灵魂的悸动与冲撞，它不可能绵绵软软。

崔健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音乐就是生活”，换言之某种音乐的诞生和流行一定与特定的社会情况密不可分。执迷于摇滚的人多半有一双善于捕捉社会变化的眼睛，和一颗感情细腻的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受到压制的思想之花，一旦找到出口，必然会以更迅猛、更激烈的方式盛大开放。中国的青年们在迷迷糊糊中醒来，审视父辈。他们父辈的青春被紧锁在政治迷信的神龛中，还没来得及开放便萎缩了，还没开始呐喊便失声了，再看看自己，十来年就这样无知无识地被混沌的岁月送到了今天。青年们猛地一激灵，忽然之间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方向。刚刚从梦魇中醒来，越发珍惜白天，他们不愿意重复父辈的生活，他们要认真、更加认真地在生活中思索，在思索中生活。

那个年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万象更新的年代。众多思潮萌生交会，新旧事物矛盾重重，从不习惯到认识，进而深入。年轻的人们开始不满、后是呐喊，开始了与灵魂的对话。

摇滚的本质正好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它在传播旋律的同时，也将旋律之间流动着的思虑一起传递给人们。所有的音乐从诞生之日起就绝不仅仅是音乐，摇滚乐更是*­祼­地证明了，音乐还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思想的载体。

当青年们听到摇滚，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内心共通的方式。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的，不只是对姑娘的感慨，更多的是生命的慨问。“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难道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歌声中分明包含着期盼和希望。

摇滚来了（3）

“那一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幸福”，崔健的所有歌曲都从来没有对幸福下过定义，却让人们感觉到它模糊又清晰地存在于不远的前方，等待自己去探求寻觅。

有人说喜欢摇滚的人是­精­神上的流浪者，如果流浪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家园的话，那么流浪者本身就是探寻者。脚步也许会有暂时的迷乱，方向却一定会渐渐地清晰，就比如崔健的摇滚，看似轰鸣的声响，混乱的旋律里却藏着清晰和冷静的思索，它内核是安静的，只是声音大了一点。

无数个热爱摇滚的青年们在崔健的歌声中行走着，思索着，愤怒着，呐喊着，构成了中国一个特别的青年群体。人们把他们叫作“愤青。”“愤青”是目前国人的一大时尚现象，然而，谁都清楚，大部分的“愤青”给人的感觉不过是­精­力过剩的“奋青”——兴奋青年——而已，和80年代的“愤青”不可同日而语。

80年代的“愤青”都具有正义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勇于站在假、恶、丑的反面，端正而务实，质朴而求真。他们的愤怒是为了在混乱中寻找一丝清新的世界，他们在摇滚里横扫一切、打破一切，都是为了拼接、还原最真纯美好的梦，他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资深摇滚乐评人严峻就是听着崔健的摇滚长大的。他说自己年少时曾经有过崇高的梦想，梦想失落后也曾经迷惘和颓废过。直到遇到摇滚，他从摇滚中找到了真实的生活，摆脱了书生气，回到了生活当中，并且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有能力去获得快乐、信心和内心充实的感觉。严峻说，在摇滚乐中人们互相激发、互相交流。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寻梦——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

尽管影片中那些当初玩摇滚、听摇滚的人早已淡出了时代的烟云，然而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寻觅、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如果没有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摇滚乐根本就不可能在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

当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的时候，敏感的外国记者就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娱乐、宣泄、生活方式来膜拜的，它的背后，是青年们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摇滚在中国已经近似于一种启蒙运动。

从技术意义上来说，中国摇滚和世界摇滚相比还比较一般，但­精­神意义上的中国摇滚，或者说柏拉图意义上的中国摇滚却不容轻视，这个意义上的摇滚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一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摇滚能够在中国生长的原因，也是中国摇滚的感人之处。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现在则忙于“还原真唱”，“真”和“原”是崔健永远的追求，即使所有的人都向生活妥协，放弃了最初的梦想，崔健还是崔健。

音乐与思想的距离常常为零，你可以说崔健是一个摇滚乐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思想者。而崔健自己说：“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这便是崔健，看似无可无不可、其实不依不从、不屈不挠的崔健。

紧随崔健之后，还有很多和中国摇滚史不可分离的人物和乐队，他们是：窦唯的“神秘创造”、王磊的“生命意志”、“唐朝”之风、“零点”、“黑豹”……还有许多人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列入，还有更多人在无数个地下乐队为摇滚贡献了青春，却依旧籍籍无名，然而谁能否认他们来过，他们站在那里撑起中国摇滚独一无二的天空！

这几年，摇滚平淡了许多，人们说中国的摇滚由一朵野花变成了一朵塑料花。其实不是乐手们做得不好，而是大众就像冲上高速度的子弹头，只能飞速向前，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劳累了一天的人回到家里，多只想听听甜软媚俗的歌，那些轻松绵软，入口即化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心情。

但是，甜软媚俗的歌总有一天会因“媚不了俗”而被时代抛弃，但那些直指人心的歌曲，或许在一段时光内会被忽略，却总不会真的被人遗忘，它们已经扎在了人灵魂的深处。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如今的崔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小青年，他的头发少了，身体发福了，可他的音乐还是一如既往地热血澎湃。在摇滚里，无所谓­肉­体上的衰老，只要灵魂永远活力十足。

晚会歌手的幸运与悲哀（1）

邓丽君是台湾的歌手，摇滚是一帮小青年鼓捣的，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和摇滚的“狂轰滥炸”的毕竟还说不上大众。相比之下，晚会可就平易多了，晚会多是由官方承办的，节目水准颇高，更重要的是，听邓丽君和崔健的歌有被指责“思想不健康”的危险，但看晚会则没有这种顾虑。

在20世纪80年代晚会火爆一时，火爆的晚会也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晚会歌手”。为什么说“晚会歌手”的中国特­色­呢？单单从“晚会歌手”的名词解释上就能看出原因：所谓晚会歌手，并不是仅仅指在晚会上唱歌的歌手，而是指凭借晚会一夜走红、并且只出现在晚会上的歌手。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爱唱歌的人要想出个名，之前必须要按部就班地走很长的路。好马需要伯乐，歌手需要被赏识，需要和公司签约，靠着公司这棵大树，继续朝演艺事业的终极目标迈进。歌手要接受公司的包装，按公司的意思确定风格，出单曲的出单曲，出专辑的出专辑。到了关键时刻，比如单曲专辑要问世时，歌手还要多在媒体上露露脸，炒作一下自己，增加曝光度，把名气打出来。而名气打出来还不算完，歌手要不断地拿出好作品出来，要时不时地开下个人演唱会，还要抽出­精­力打理下歌迷会，上上访谈节目……在经过这一长串的程序后，一个崭露头角的歌手才好在群众间混个熟脸，一个已经混出熟脸的歌手才好巩固自己的人气声望。不过，在完成这一长串程序，能够在歌坛闯出一片天地的还只是小部分。

然而80年代的晚会歌手却不用这么复杂，他们将诸多的程序省略为一步——迈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舞台。就这么小小的一步，便足以让很多歌手红遍大江南北。

对于这种成名捷径，现在的歌手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什么样的土壤结什么样的果，晚会歌手的诞生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中国特别的土壤。

那时候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刚刚进步到可以安心坐下来追求­精­神生活。别说人们没有听说过音乐公司、不知道星探为何许人，就连CD、MP3对他们来讲都是外星球的事物。那时候人们刚刚开始接触盒式录音机，拥有盒式录音机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大多数都是时尚的小青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的娱乐生活还是来自于电视。

然而即使电视节目也不能和今天相比，打开电视，电影常常是译制片，而娱乐晚会则更是少之又少，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一度是全国唯一的娱乐晚会节目，中国的老百姓盼了一周就眼巴巴地等着收看“综艺大观”。那一年才一次的春节晚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一度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年年大年三十的晚上8点一过，中国的大街小巷就变得空落落的，能回家的人都赶回了家，一家老小吃完团圆饭后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等着中央电视台为他们准备的年度­精­神大餐——春节晚会。

80年代的春节晚会确实能够担当起年度­精­神大餐这个称号，人们总能从晚会上看到­精­彩纷呈的好节目。这种情况和当时的娱乐节目少相关，但也不排除中央电视台层层把关、­精­挑万选，演艺明星重视春节晚会的原因。

那时候，在所有的电影、电视剧、晚会等娱乐项目里，春节晚会是审查标准可以说是最为严格的。中央电视台离春节还有很长时间就开始为春节晚会做准备，其节目的筛选过程严之又严，能够登上春节晚会的都是中国最顶尖的演员。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晚会歌手的幸运与悲哀（2）

演员们也将春节晚会视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了踏上这个很有可能令自己大红大紫的舞台，他们不惜余力、全力相拼，而他们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节目通常是凝结一年心血的上乘­精­品。

一般来说，在春节晚会上露的脸越多，就证明一个歌手的实力越强。然而这仅仅是一般规律，不排除特别的情况。也有一些歌手能轻松地拿到春晚的入场券，但却怎么也无法通过上春晚而达到成名成功的目的。对歌手来说，上春节晚会固然重要，而自身的实力才是更加关键的。论歌手实力，人们就不期而然地想起港台歌手梅艳芳、张学友以及王菲。梅艳芳在癌症晚期曾经开了一个个人演唱会，台下没有一个观众想像得出，这个神采飞扬、声若天籁的女子居然是一个重症病人。张学友不依靠春节晚会，仅凭借一部《雪狼湖》就能令内地和港台为之陶醉沉迷许多年。王菲则不需要嘉宾，自己一个人则可以唱足整个晚上。

然而特别情况毕竟是特别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春晚这个大舞台就是一个金手指，没有人会拒绝点石成金的命运。

80年代的春节晚会对老百姓的影响实在是太非同凡响了，这才是明星们挤得头破血流也要上春节晚会的原因。

春节晚会对人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年三十那一晚，而是辐­射­全年的，春节晚会往往是当年流行音乐的起源。

人们还记得自从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完一曲《我的中国心》后，这一年间全中国就几乎人人都会哼唱这首歌；而1985年春节晚会上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完，不仅“十五的月亮”照遍大江南北，董文华也一炮走红；而1987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更不需多说，这“一把火”轰轰烈烈地在中国的大地上烧了个够，以至于后来大兴安岭失火，还有人怪罪到费翔的头上，说就是因为他的歌曲一语成谶，大兴安岭才被烧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费翔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那几年在晚会上一举成名的晚会歌手不胜枚举。事到如今，那些仅凭春节晚会上一歌成名的歌手，除了少数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淹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晚会歌手是寄生于春节晚会的歌手。他们只能出现在春晚、元宵、中秋这样的主题晚会，以及其他的一些不同名目的晚会上。他们就和晚会上那些彩灯一样，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在那些气派、浮华的晚会上，晚会歌手们看似荣耀无比，被鲜花、掌声层层包围，他们不用辛苦的录唱片，也不用开个唱、写新歌。然而长期依赖于晚会，这些歌手真的变成了“彩灯”，他们没有自己的光彩，他们的光彩依赖于春晚的“电力”，一旦春晚舞台的帷幕落下，他们也将随之光彩不再。

晚会歌手和其他歌手的不同就在于，晚会歌手依赖的是晚会，一般的歌手依靠的则是人气。对于一般的歌手来说，歌迷的拥戴和维护才是将他们推上浪尖风头的力量。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这世上是无所谓歌星的，崇拜的人多了，也就自然变成了歌星。歌手们的人气体现在他们的专辑热销、演唱会爆满、一举一动无不备受关注。这点也颇符合市场规律，对于歌手来说，所有的演唱会也好、晚会也好，都只是一个平台而已，歌手的生命力仅仅在于歌迷的热爱程度。

从这方面来说，晚会歌手这一现象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他们的人气不强，完全借助于晚会的力量，一次再一次强迫着人们的耳朵。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娱乐市场越来越活跃，中国人从没有节目看变成了不知道看哪个台好。春节晚会等晚会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也日益下降。与那些创意新奇的新生娱乐节目相比，春节晚会的节目越来越显得老土陈旧。人们起初还习惯­性­地等着在年三十的晚上看春节晚会，可是春晚节目已无法像以前那样激起人们的赞誉，相反惹来观众们的一片不满之声。

来源于网络上的报道说，曾经伴随中国人度过20多年的除夕、曾经让许多演员一夜走红的春节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认为晚会的总体质量在下降，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张老面孔，缺乏创新­性­，而晚会节目越来越流于轻浮，缺乏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春节晚会早已经变成了一块­鸡­肋，随时都有被全中国人扔掉的可能。

其实单单让晚会担当这些责任未免不公平。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了，审美水准自然也随之提高，别说是晚会，在中国任何一台娱乐节目都很难独领*几十年。

晚会点石成金、造就明星的金手指魔力早已大不如前，寄生于晚会的晚会歌手于是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在不经意间被历史的洪流卷上浪尖，当这股洪流退去之际，他们被搁置在沙滩之上，进退两难。

在改革开放初期，晚会歌手借助于晚会的东风，大红大紫。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晚会失去吸引力，晚会歌手便失去了立足之地，他们再也无法利用在晚会上的反复露面让观众记得他们的面孔，从而保证歌坛上的一席之地。继续另辟溪路向前发展么？他们的背后没有经纪人、没有音乐公司，也错过了适合包装的好年华。即便少数机灵的晚会歌手早早见机行事，签了约，入了会，改了歌路，出了专辑，可是他们在现今的娱乐界扑腾几下，还是无法摆脱湮没的命运。毕竟天下已变，半路出家改歌路的晚会歌手哪里是那些毫无负担的生猛小辈的对手呢？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生歌手一个比一个来势汹涌，他们也只好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独自品尝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落寞滋味。

娱乐圈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些缺乏竞争意识的明星们的没落，多少给那关注着娱乐圈的人们提了个醒。一个竞争时代已经拉开帷幕，那80年代的年轻人必须抱着这竞争意识去迎接改革开放的大潮。否则，他们将重蹈晚会歌手的悲哀。

不管怎么说，晚会歌手也是时代留下的印记，那些美好的片段如美酒一样甘醇，是那一时代的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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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偶像里中寻找自我（1）

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人们的求知欲大增。读书是那时年轻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会信手拈来一句席慕蓉的小诗，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个摘录美妙词句的小本子。人们如饥似渴地充实着自己的头脑、心灵，这是一个感情丰沛的，洋溢着求知欲的时代。

当人不再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一块砖”，不再被动地等待国家给自己定位后，人首先要做的，便是找回自我。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青年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在朦胧诗人那里寻找历史中的自我，在王朔那里寻找真实的自我，在席慕蓉和三毛那里寻找情感的自我。男人们一面为金庸小说展示出的英雄图景赞叹，一面继续朝中国人千百年的人格最高典范“齐身，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迈进，女人们一面为琼瑶小说的爱情故事落泪，一面不自觉地重塑女­性­化的世界。在政治笼罩一切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在­性­别上的差异也被不自觉地抹消了，

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块砖”，而“砖”是不存在­性­别的。文学，是灵魂的诉说。作家们将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寄予渗透至字里行间，而这些文字反过来又浇灌了其他人的灵魂。

人的观念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深植在人灵魂中的东西——人­性­，在千百年里并未出现太大变化。今天，“文学青年”的说法虽然已经不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那些“火爆”过的文学家，包括那些已悄然逝去的，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寻找自我，是一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青春，本身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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