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也就是说，虽然我参与了“我与国策共成长”征文，但其实我并不是国策执行家庭的孩子，我还有个弟弟，跟我相差仅三岁的弟弟。这个重要人物之所以到现在才出场，只是因为，­奶­­奶­这种说白了极其重男轻女的思想造成了我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上的隔膜，我们从没有在一起玩过，好像直到弟弟小学三年级后，我们才开始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这种隔膜，表现在很多值得遗憾的地方。首先，称呼上。 ­奶­­奶­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令她自以为是地给弟弟起了名字，然后又我行我素的坚持叫弟弟“宝儿”，这令其他的人在如何称呼弟弟上无所适从，于是我的四个姑姑们也从不叫弟弟的名字，她们一致叫他“俺侄儿”，幸好她们只有这一个侄儿；而爷爷和爸爸，在不得已必须称呼弟弟的时候，用“俺伙计”，结果这爷仨就成了伙计；而我，记忆中好像从没有当面喊过弟弟名字，都直接叫他“弟弟”；只有妈妈，从来都理直气壮地叫“高军”，高军向来都乖乖答应，因为是妈妈，妈妈在自己儿子面前从古至今都是理直气壮当仁不让的，这点，­奶­­奶­再强势也无奈。而弟弟于我，因为自小被宠坏的缘故，似乎很少叫“姐姐”，向来是直呼其名，而且叫得极其不耐烦和不屑。

另一方面就是记忆中。对弟弟最早最全面的印象，始于1993年，我们全家第二次北京游，那时我已经14岁，弟弟12岁。其实记忆中没有丝毫与弟弟同游的片断，只在后来看冲洗出来的照片，才发现原来弟弟一直在身边，长城上，天安门广场边，处处都有我们一家四口相偎而笑的镜头，只是不知道当时我和弟弟的笑是不是有因为对方在身边的缘故。那时的弟弟面红齿白，人人都说他长得好看（当我面说这话时就让我感觉是在直示我不好看）。后来上初中的弟弟做了一次牙科手术，那位镇医院的大夫似乎没有打麻药或者打偏了地方，反正弟弟在诊室里龇牙咧嘴的镜头我至今清晰如昨，从诊室出来后他就破了相，脸型和五官都肿大起来，然后开始变声，有了络腮胡子青春痘，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下风头，­性­格慢慢从飞扬跋扈变成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人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句极其拙劣和恶劣的谎言。首先，它很少变成事实，许多丑小鸭长大后成了丑大鸭，所以它只是大人们为了鼓励孩子们充满信心走下去的善意的白­色­谎言；其次，我从小到大曾经无数次在镜子前搔首弄姿幻想我长大后变成美女的绝世姿容，结果镜中形象从丑女孩一直变成了丑女人，白白糟践了那些流连在镜子前的青葱岁月，即便拿来帮妈妈腌咸菜今天也可以让人家说“她不漂亮，但腌得一坛好咸菜”。而弟弟，更是从一名英俊少年变成了丑男一个。妈妈和弟弟两人一直自欺欺人的控诉说“都是当年那个牙科庸医导致了美少年的陨灭”，但我始终认为是那个牙医很倒霉的出现在了弟弟“由盛而衰”的青春期，然后莫名其妙的背上了恶名被他们呣子“念叨”至今。

第三个表现就是姐弟关系的冷淡，其实远不止冷淡这么简单。我和弟弟的第一次交恶出现在我的幼儿园时代前（我的幼儿园时代从六岁半开始，为期半年）。那年家里在院子西边盖起漂亮的厢房，落成的那天亲戚们都来祝贺顺便帮忙。妈妈在外面忙活，三姑和小姨还有忘记了谁在屋里看着我和弟弟在炕上玩。因为人多，小孩子天生有点人来疯，我和弟弟大概在炕上闹。应该是谁也看不上谁，打起来了，弟弟让我走，说这不是我家，我让他走，并且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是弟弟成年之前最忌讳也最痛心的一句话，我说：“你走，你是五百块钱买来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失去重心，从炕上跌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直接摔到地上。奇迹般的，我毫发无伤，自己很利落的爬起来，爬上椅子爬上炕继续嬉笑。在场的大人们开始一定都吓了一跳，后来看我自己没事人一般继续玩闹也就放下心去让事情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有多大。现在我只能说，很深，深到今天30岁的我能清晰地记得24年前那个春天摔到地上的猝不及防，爬起来的­干­脆利落，回到炕上后的玩闹自如。是弟弟一拳把我推到地上的，当时我只记得自己的心惊，多少年后才体会到他那时的心痛。都还只是四五岁的孩子，彼此的心却都敏感成那样。娇气的孩子会用肆无忌惮的哭来表达各种不适，我们却用若无其事来掩盖惊心，用一记拳头来发泄怨愤。小小年纪就学会自己承受而不要求别人关注和劝慰，这大概是­奶­­奶­家的凌厉激越和姥姥家的宽和体面在我们身上综合的结果吧。这种综合让本来血浓于水的姐弟从此绝少交流与关注，同一屋檐下，形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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