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搬进了一处新宅院，那是一处有大门楼、有大院子，还有正房和两处厢房的大院落。那个时候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相持，战争阴云密布，不管谁是胜者，都导致沈阳的房价狂跌不已，我爸爸买这一套房子，花的钱是正常年景房价的两成，放在现如今，就可以说成是打了两折。
我爸爸的武馆终于开了起来，名称为“威海武馆”，威海两个字，取“威震四海”之意，有点张狂，却也符合他中华全国首届武术大赛总冠军的身份，此外，还有一层含义，他是威海人，不忘本。
我爸爸的武馆一开张，立即宾客盈门，求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短短的几天，就接纳了两百多个徒弟，一个徒弟缴纳拜师礼金十块大洋，两百多个徒弟我爸爸就积攒了两千多块大洋，刨去买地场、置办器械和各种日常开销，我爸爸那个时候手头起码有一千多块大洋的家底。
“你爸爸最有钱的时候，就是武馆开张的那段时间。”这是我爸爸后来经常念叨的话头。可惜，有钱的时间没有维持到半年就碰上了那件大事，发生了那件大事以后，我爸爸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当过有钱人。
那天晚上我爸回武馆的路上，突然旁边有土房破屋自然形成的巷道里边传出了呼叫声，是个女人，声嘶力竭叫了一声“救命啊”，我爸爸顺着声音走了过去，刚刚来到一个院落跟前，旁边一个人跳了出来，厉声呵斥我爸爸：“干什么的？滚开。”
我爸爸知道院子里有事，反问那人一句：“你是干吗的？让开。”
那人掏出了枪，用枪逼着我爸爸：“识相点，没你的事，滚远远的。”
我爸爸看到黑洞洞的枪口，犹豫了，准备转身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又大声喊了起来：“救命啊，畜生，救命啊……”声音随即又被闷住了。
女人的哭叫声凄厉、嘶哑，夹杂着拼命挣扎的搏斗声。我爸爸再也按捺不住，连手带枪将那个人的胳膊猛力一扭，那个人的胳膊就被卸了下来，胳膊就像一条死蛇，软塌塌地耷拉在膀子上，枪也掉在了地上，哀号起来。我爸爸怕他惊动了院里的人，随手一巴掌，砍在他的后脑勺上，打昏了他，然后一个箭步冲进了院子。院子里，一个男人压在一个女人身上，气喘吁吁发情的野兽一样拼命扒着那个女人的衣裳，女人扭动着身躯，拼命挣扎着，活像一条刚刚捞捕上岸的鱼儿。
我爸爸过去，捡起地上的砖头，朝那个人脑袋上狠狠地砸了过去。没想到的是，那个人反应居然非常灵敏，听到脑后有风声，脑袋一偏，砖头没砸到他的脑袋，砸到了他的肩膀上。他闷哼一声，翻身跃起，我爸爸一看那身形，就知道这家伙是练过的。果然，那人朝我爸爸怒吼一声：“狗日的活腻了？找死啊你。”随即扬腿向我爸爸脸上踢了过来。
我爸爸嘴里骂着：“狗日的不学好，今天老子替你师傅管教你。”边骂边用削腿扫向了他的腿棒骨，那人万万没想到我爸爸居然跟他用的同样都是梅花拳，稍一愣怔，我爸爸这一腿已经狠狠地招呼到了他的小腿杆子上，顿时腿骨疼痛欲裂，勉强闪开一步，随手从后腰里掏出手枪，甩手就朝我爸爸放了一枪。
我爸爸看到他从后腰掏出家伙甩手，本能地躲闪，子弹呼啸着从他耳边飞过，如果他躲闪不及时，那一枪肯定就会在他脑袋上钻个血窟窿。看到这家伙狠辣到杀人不眨眼的地步，我爸爸也不敢客气，更不敢轻忽，就在他第二次举枪的瞬间，运用太祖长拳的满怀撞，抢步抵近，还是用那块砖头，灌注全身力气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那人挨了这一砖头，整个身体变成了空麻袋，软塌塌地委顿到了地上。
女人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惊魂未定地在一旁瑟瑟发抖，我爸爸问她：“这是什么人，怎么敢这样？”
女人摇头：“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个当官的，还带着一个传令兵。”
我爸爸说：“现在没你的事了，你赶快走吧。”
女人追问我爸爸：“好人，你叫什么？改天我去谢谢你。”
我爸爸烦了，对她吼：“赶紧走啊，还等着他醒来祸害你啊。”
女人这才千恩万谢地跑了，我爸爸凑过去探探那人的鼻息，那人已经气息全无，眼瞅着没救了
第二天一大早，武馆让宪兵队给围了，我爸爸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发作了，只是没有想到发作得这么快，宪兵队这么快就摸清了他的路数，追到了这里。
我爸爸出门上房，从房顶偷偷窥视，带头的正是那个昨晚上留了他一条命的家伙。于是，他扔下了武馆，扔下了埋在武馆炕头下面的一千多块大洋，立马出城，朝西南方向逃跑了。
红旗 第一章（1）
我爸爸到了北京以后不久，北京就解放了。 我爸爸很快就尝到了解放的好处，解放军整顿社会治安，天桥成立了市场管委会，所有在天桥撂地摊耍把式的人，都到管委会登记，登记了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撂地摊耍把式。生意开始好了，北平和平解放，没经过战争，老百姓也心安了，开始恢复各种营生，也有人有心情到天桥闲逛了，我爸爸的名头在那儿摆着，又有人不时吹嘘他是得过全国武术总冠军的人，所以来看他耍武术的人很多，收入也好了起来。
再后来，又成立了文联，这些街头卖艺的人，包括武术、相声、杂耍、唱京韵大鼓的等等，都加入了文联，成了文联的会员。再后来，我爸爸他们那些搞武术的人又和其他唱大鼓、说相声的分开了，他们划归了体协，那些人仍然归文联。我爸爸还被选成了北京市体协的理事，虽然仍然得靠在大街上撂地摊耍把式糊口谋生，却也经常要去参加一些会议、社会活动。
再后来，朝鲜战争开始了，全国都在抗美援朝，我爸爸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参加的方式，是以武术家的身份，随同赴朝慰问团，到朝鲜给志愿军战士表演武术。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收获很大，他娶到了我妈。
我爸爸他们那一拨赴朝慰问团成员，名人不少，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启儒，唱京剧的马连良、梅兰芳，唱豫剧的常香玉，我爸爸属于武术界的。在那些人里边，我爸爸算是年轻的，却也已经周岁三十一了。一路闲聊当中，知道我爸爸尚且未婚，孑然一身，热心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爸爸介绍姑娘。
我爸爸是北京体协的理事，也是北京市武术协会的常务理事，尽管没人给他发工资，全靠自己在天桥撂地摊耍把式糊口，跟体委的上层领导却也挺熟悉。当时贺龙是国家体委主任，我爸爸就好几次给他表演过硬气功，用脑袋把一块大石碑拦腰撞断，把贺龙这个大元帅佩服得够呛，一个劲摸着我爸爸的脑袋研究，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确定无疑之后，贺龙元帅跟我爸爸开逗，说我爸爸要是早点参加红军就好了，碰到敌人的碉堡，就让我爸爸用脑袋撞开。这可能也是我爸爸能成为赴朝慰问团成员的重要原因。
到丹东的时候，国家体委的一个女局长，也是一个老革命，说她表妹家在丹东，她表妹有一个女儿非常漂亮贤惠，非要拉着我爸爸到她表妹家串个门去。我爸爸跟团员们等着过境，还有一些麻烦的手续要办，呆着也没事，虽然心里没抱多大希望，还是跟着这位局长到她表妹家去串门了。
一见到女局长表妹家的姑娘，我爸爸就被震撼了。震撼的原因很简单：姑娘长得太像樱子了，不但长相像，最要命的是那一颦一笑，那种羞涩和娇柔，简直跟樱子就如同一个模具里倒出来的。初时我爸爸甚至怀疑姑娘就是樱子，试探着问人家是哪个国家的人，差点让姑娘她爸爸当成神经病、彪子货给撵出来。过了一阵细细一看，我爸爸也才明白，这姑娘不可能是樱子，樱子是单眼皮，这个姑娘却是双眼皮，眼皮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双，而是暗双，睁圆的时候是单眼皮，眼睛朝下面看，眼皮耷拉的时候就是双眼皮。这种暗双眼皮就像半绽放的花蕾，格外妩媚，妖娆。这是樱子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
红旗 第一章（2）
后来我妈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很震撼，我爸爸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论长相，还是穿戴，一看就是政府的干部。她嘴上没敢说，心里却早就已经答应了，巴不得跟着我爸爸到北京去过好日子。
我爸爸娶了我妈，带着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我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杨梅竹斜街上那所大杂院里。我妈跟着我爸爸一进到屋里，就傻了。我爸爸的家，用“家徒四壁”这四个字形容最为妥帖，一铺大炕，上面的炕席到处都是破洞。地当腰有一个小铁炉子，大炕上挨着窗户有一张小炕桌，除此以外，就是刀枪剑戟鞭那些武器。而且，就连窗户纸都是东破一个洞，西破一个洞，我妈妈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补窗户纸，把所有的破洞都用纸贴上，结果我们家的窗户纸就变成了尿褯子，不但上面满是雨水留下的黄渍，还满是大补丁，就跟我爸爸的裤裆差不多。
我爸爸趁我妈补窗户纸的空当，跑出去买了两根红蜡烛，又买了一斤洋糖，那个年月，把用纸包着的糖块叫洋糖，然后又买了一只烤鸭。回家以后，把红蜡烛竖到炕桌上，点燃，拽着我妈妈拜天地。然后两个人把烤鸭吃了，又每人吃了两颗洋糖甜甜嘴，就关灯过新婚第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爸爸就外出撂摊挣钱去了，有了媳妇，也就更有了一份责任，我爸爸更加不敢偷懒惰性，恨不得把一个时辰当成两个时辰地赚钱，所以一点也不敢耽搁工夫，尽管那是他新婚的第一天。
我爸爸有过一次当国家干部的机会。从朝鲜回来以后不久，那位介绍我爸爸跟我妈成亲的局长大姐就找到我爸爸，告诉我爸爸说，贺老总亲自点名，要调我爸爸进国家体委，当武术教练，级别定副处，干得好，两三年就能当处长。
我爸爸迟疑了两天，最终还是推辞了，那位局长大姐百思不得其解：“你这是干吗？这可是贺老总亲自点名的，你不给贺老总面子？”
我爸爸没敢说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对老爷子有承诺，一辈子不入官场，不做官。我爸爸对老大姐说出来的理由是自己没文化，一介武夫，耍耍把式，赚几个钱养家糊口就满足了。
如果我爸爸进入体委，当了干部，副处级，虽然他的资历浅，每个月工资至少也有七八十块，那个时候，一个月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十来块钱就能过得很好。如果当了副处级国家干部，我爸爸和我妈妈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可是，我爸爸有老爷子的规矩束缚，也有自己的承诺束缚，如果进入官场，当了官，那就等于背叛了师傅，也背叛了自己。我爸爸就是那种人，答应过人家的事情，就不能反悔，尤其是答应了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师傅，那就更不能违背师命，违背自己的良心。
新婚浪漫热情的幸福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柴米油盐成了我爸爸和我妈妈生活的主旋律。我爸爸赚的钱却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我爸爸老是一个人单打独挑，武术的套路老是那么一套，七节鞭、单刀、长枪，再加上梅花拳、七星螳螂拳，一个人舞舞扎扎地表演，观众们逐渐就对他那一套失去了兴趣，围拢过来观看他表演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给他扔钱的人更少。
在天桥撂摊谋生的人跟农民差不多，都要靠天吃饭。收入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因很简单，刮风天上街的人少，看他们表演的人也自然很少。下雨就更不会有人冒雨站在那里看他们表演。冬天，天暖和生意就好一些，天冷，照样就没人看。这个规律，跟政治制度无关，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一样。
我姐姐从落地就成了我爸爸撂地摊耍把戏的组成|人员。家里多了一口人，为了赚钱糊口，我姐姐刚刚出满月，我妈就抱着她跟我爸爸一起上了天桥。下场子的时候，我妈用随身带去的破被褥烂棉花围成一个小窝窝，把我姐姐放在里边，她下场跟我爸爸配合表演，表演的空闲，就抽空给我姐姐喂一口奶。
“你妈真聪明。”我爸爸多次在我面前表扬我妈，他说我妈聪明，就是因为我妈进步很快，不但能完全表演性质地配合他的武术套路，还学会了叫口，就是吆喝买卖。叫口一向是我爸爸的弱项，我爸爸实在张不开嘴，所以他成了天桥有名的“傻把式”，谁都知道天桥有一个只练不说的“傻把式”山东许。有了我妈帮腔亮叫口，我爸爸的生意好了很多。我妈妈怀上了我，快临盆了，不能再帮我爸爸了，我爸爸又陷入了孤独奋战、闷头傻练的境地。家里头马上又要添人进口，我爸爸的收入却因为我妈妈的暂时退场而大大下降，这让我爸爸非常焦急，如果就这样混下去，我爸爸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
于是，我爸爸开始在我姐姐身上打主意，想让我姐姐帮他一把。我姐姐从三岁起，就开始跟着杂耍班子的佘班主练软功，佘班主认为我姐姐天分好，如果从小练，长大了肯定能出类拔萃。我爸爸却已经等不及自己的女儿出类拔萃了，他需要帮手，哪怕是刚刚五岁的女儿。
于是从五岁起，我姐姐就开始跟着我爸爸闯天桥，她表演的是软功。刚开始，我爸爸表演一段硬功，她Сhā空表演一段软功。再后来，佘班主出面，调教了一下我爸爸和我姐姐，让他们把软硬功结合起来，我爸爸表演武功拳脚的时候，我姐姐就负在他身上、手上，表演软功。这一下子大为出彩，居然又为我爸爸拉回了大量的看客。然而，我姐姐吃的苦，受的累，却远远不是那么小的年纪能够承受得了的。
“这一辈子，最让我揪心的就是你姐姐，从小到大，你姐姐从来没有享过一天福。”我长大懂事之后，我爸爸经常给我说这话，他脸上流露出来的痛苦和惋惜，让我愧疚，因为我知道，姐姐那么小，就吃苦受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我。
红旗 第二章（1）
每天，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姐姐到天桥去谋生活的时候，我妈就把炉子用湿煤末封住，炉子四周的铁盘上面，永远烤着焦黄的窝头片，或者发糕片，锅里，有煮得稀烂的粥，这是我和我们一家人一天的饭食。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烤得滚烫的窝头或者发糕用筷子串成一长串，然后把锅里的粥盛进瓦罐里，再到咸菜缸里捞两块咸菜，提溜着到天桥给爸妈姐姐送午饭，这项任务从小到大都是我的。
那时候我才刚刚五岁，如果我爸爸认为我练武功的时候工夫没有下到，他就用我姐姐作为榜样教训我：“你姐姐才三岁，就开始练功了，现在已经能帮着你爸你妈养家糊口了。你姐姐是女孩子，你是男孩子，更应该吃苦，更应该帮着家里。你弟弟现在还小，你爸你妈有一天老了，干不动了，你不下死力练功，你弟弟靠谁？”
说实话，我爸爸打我并不疼，他也就是做出个打的样子，真正的作用是震慑。我怕他，不是怕疼，是怕他老用养活弟弟这个重大责任压我。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万一有一天我爸爸和我妈妈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养活我弟弟。
就在我弟弟学会走路，学会说话，能够跟我打打闹闹玩耍的时候，我们家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爸爸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那个时候，国家突然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光是那些工商业者的财产统统归公，就是我爸爸他们那些天桥艺人，也要统统归公。不归公的，今后不准再在天桥各自为政耍把式挣钱。
我爸爸因为有北京武术协会理事的身份，又是中国体育协会的会员，尽管没有官身，却也必须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不响应也不成。于是我爸爸归进了地质部组织的文工团，算是公私合营了，每个月领三十多块钱的薪水，成了国家正式职工。
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却更加穷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姐姐、我和弟弟，五口人，三十块钱，仅够买口粮的。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吃过一顿饱饭。
我每天早上照例要五点钟起床，然后就是站桩、练武，我弟弟则还在床上熟睡。等到他醒了之后，吃过简单的早餐，一般是我喝一碗棒子面粥，他跟我爸爸可以吃一块烤得焦黄的窝头，我妈、我姐姐跟我的待遇一样，只能喝粥。然后，我领着我弟弟去上托儿所，我妈妈到街道上去糊纸盒，这个活是同院的刘婶给介绍的。我姐姐去上学。我爸爸则到文工团去上班。
刚开始我爸爸好像还挺忙碌，经常不在家，他们文工团要全国各地到处跑，给地质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下属单位慰问演出。每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妈妈就得把街道上的纸盒领回家来糊，糊一打纸盒可以挣两分钱。我妈妈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糊了十二打，挣了两毛多钱，我妈妈非常兴奋，那天给我们吃了烤白薯。
三年大饥荒终于像狂风骤雨席卷了全中国。我们那个小家，就如一叶扁舟，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着，随时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生活越来越难，我们已经无力上学，我爸妈也不敢再让我们去学校，担心我们死在学校或者路途中。我爸爸肿了，脸庞成了蜡黄的冬瓜，小腿肚子一压一个深坑。长期以来，他都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把吃的偷偷让给我们。我们不懂事，凡是能从爸爸那里得到吃食，就高兴得了不得。
红旗 第二章（2）
吃饭的时候，我爸爸细嚼慢咽，喝一口菜糊糊竟然也要在嘴里咕噜半天，我们稀里呼噜喝完了自己碗里的，我爸爸却往往连半碗菜糊糊都喝不完，喝不完的，就倒给了我们。我们全家的日子，就靠他在地质部文工团每个月领的那三十来块钱，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垮了。这是我妈最担心的，所以在吃上，总是有意无意地照顾我爸爸，盛菜糊糊的时候，最后给他盛，把锅底稠一些的给他。有时候从外面捋回来了榆钱、槐花，家里能包菜团子了，也总是留几个，给他带到班上吃。可是，我爸爸带到班上的菜团子，怎么带去的，往往还是怎么带回来，然后就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吃。我妈追问他怎么没吃，他就呵呵笑着说，单位上有吃的，他吃过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陷入了大灾荒之中，连毛主席都不好意思再吃红烧肉，改吃素了。他们文工团在地质部属于可有可无的基层单位，谁会给他们那种单位发吃的呢？他是舍不得自己吃，又不好拒绝我妈妈的好意，我妈给他吃的，他就带着，然后回家再分给我们，自己蹲在炕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脸上的那份惬意和满足，比他自己吃到食物还要高兴。
我妈妈为了挽救我爸爸，使出了浑身解数，拼了命地到处划拉吃的，我相信，如果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能吃，我妈都会想办法拖到家里把公共汽车给大卸八块然后炖熟了让我们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