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看到我爸爸已经成了那副样子，简直像疯了一样，到处踅摸吃的，她甚至跑到各个单位的食堂去从人家的垃圾桶里翻吃的，可惜，那个年代，凡是能吃的谁也不可能当垃圾扔，她往往空手而归。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妈妈不知道从谁那儿得知，马粪煮了可以吃，而且还很有道理：马吃的都是草，草在马肠胃里经过发酵，就变成了有营养价值的有机物质，营养结构接近于当时老百姓吃的小球藻和给领导干部配给的黄豆。
我妈第一天的收获不错，捡了满满一提兜马粪，回到家里炖了整整一大锅，为了能够激发我们喝马粪汤的勇气，我妈还专门在马粪汤里加了一些豆饼末，放了咸盐面。即使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勇气把那黑糊糊、黄蜡蜡散发着臭气的马粪汤当做食物喝下去。马粪那东西，主要成分是草，拉在大街上，暴露在空气里倒还不觉得臭，可是一旦放在锅里，在屋子里蒸煮成熟之后，就臭不可闻，比胡同里公共厕所的臭味一点都不逊色。
我姐姐冒险说了一声：“我不喝，饿死也不喝，要喝你先喝。”
我妈骂了我姐姐一句：“真饿死了你想喝也喝不成了。”为了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我妈先给自己舀了一碗，并且动员我爸爸，“我们先喝，别人都说，刚喝是难喝，喝惯了就好了，现在饱肚子、养活人最重要。”
我爸爸一向听我妈的，见我妈这样，只好端起了碗，皱着眉头把嘴凑向了那碗马粪汤。
同院的刘大叔可能就是被这恶臭的味道吸引到我们家的，就在我妈我爸鼓足勇气，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喝下那碗马粪汤的关键时刻，刘大叔闯了进来：“干吗呢？怎么这么臭？买臭豆腐了？”
刘大叔端起我爸我妈放在桌上的饭碗，闻了闻，没吱声，默默地坐到了我爸身旁，眼圈红了。我妈还解释：“没事的，别人说这能吃，有好多人都在吃，今天我到街上捡这点马粪，就跟抢一样，捡的人可多了。”
红旗 第二章（3）
刘大叔哽咽了：“老许家的，人能吃屎吗？吃了屎，人还能叫人吗？”
刘大叔起身，端起了我家的锅，到外边一股脑把锅里的马粪汤都给倒了，然后就听到他在外边的水龙头上稀里哗啦地刷锅。片刻之后，他又回到了我们家，端着一锅清水，坐到了炉子上，然后问我妈妈：“彻底断顿了？”
我妈没吭声，哭了。
刘大叔在我爸爸额头上按了按，叹息着说：“都肿了，赶紧去医院啊，再晚人就没救了。我还一直以为你们家是国家职工，有国家单位包着，起码不至于断顿啊，我那还有点吃货，先把今天晚上对付过去，明天赶紧带着老许去医院，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一种针，饿坏了的人打一针就能活命。”
说着，刘大叔回家端过来一面盆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白色粉末：“混合面，快给孩子熬锅粥喝。”
我妈还要客气：“他刘叔，你们家怎么办？”
刘大叔呵呵一笑：“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招，怎么着也不至于拿马粪喂人，你也真相信那种瞎话，真要能吃，还能轮到你去捡？赶大车的农民自己都不够吃呢。”
混合面就是用草籽、豆饼末、苞米秆芯子等等一切能够磨碎下咽的东西磨成的粉混到一起制作的粉状物。那东西牲口和人都能吃，人吃了以后肚子胀得像面大鼓，很顶饿，可是要想再拉出来，就非常费劲。刘大叔拽我爸爸跟他伙着到白洋淀去谋食：“走吧，人挪活，树挪死，老娘们儿和孩子留在城里，你跟我去划拉吃的去，那边我有办法，划拉上吃的了，你往回运。”
我爸爸就跟着他走了，临走的时候，刘大叔提醒我爸爸带上他的七节鞭：“运吃的，路上小心人抢，带个家伙什。” 从那以后，过上十天半个月，我爸爸就会从白洋淀运一些杂粮、蔬果或者其他的能够充饥的食物回来。最丰富的一回是带回了一小包干虾米皮，我妈用虾米皮熬了白菜土豆汤，蒸了豆面窝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顿美食佳肴。
我爸爸带回来的食物，一律分成两份，我们家和刘大叔家各一份，有时候东西多了，也会给大杂院里其他的人家分一些，包括跟我们几家关系都不友好的老白家。
灾荒年代过去了，开始有了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炒大豆了，一毛钱二十六个豆粒。再后来也可以买到用粮食做成的吃食了。粮站供应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每个月二十七斤半的粮食保证供应了，而且，粗粮的配比也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我和我姐姐、弟弟，都能上学了，上学可以不怕挨饿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相对稳定的日子，然而，我爸爸却向单位提出了辞职。他的理由是每天按点上下班，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领导管着，实在不习惯。真实的原因是，工资太低，靠工资根本养活不了我们那一家人。那个时候自由市场开放了，吃的东西可以买到，却出奇的贵，靠我爸爸那几个死工资，很难让我们过得好一些。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做小买卖，天桥也有一些人开始撂地摊卖艺，我爸爸盘算，在天桥撂地摊卖艺，不但自由自在，而且收入再怎么着，也比在单位拿那几个死工资强。
我爸爸坚决辞职，内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缘由，他没有说，我也不好妄自推测，我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我爸爸坚决辞职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当时可能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老爷子的因素。就在我爸爸被公私合营到了地质部文工团当了国家职工以后不久，他请街上摆摊画像的画了一个老头的肖像，老头瘦骨嶙峋的脸老让我想起我妈妈点炉子用的蜂窝煤，尖下巴颏上，有一撮山羊胡子，脑袋上的头发披散着，就像女人一大早刚从床上爬起来。我爸爸给那张画像镶了个框，摆在靠墙的箱柜上边。最搞笑的是，在画像的空白处，还画了一摞圆饼，我问他那圆饼是什么，他说是馅饼：“老爷子爱吃。”一天晚上，我爸爸蹲在炕沿上，瞅着老爷子画像喃喃自语：“老爷子，不是徒弟对不起你，没办法，不到官府去上班，就没食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红旗 第二章（4）
以上种种迹象让我判断，我爸爸最终扔了地质部文工团那份铁饭碗，还是因为欠着老爷子一个承诺，没办法的时候，他只能到“官府”上班，现在政策松了，有了自由市场，又有了天桥卖艺的摊儿，他便要做对得起老爷子的选择。
“看看，我说吧，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这是那个时候，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给我妈交钱的时候，总要重复说的话，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我妈妈坚决反对他辞职，扔了国家职工的身份去当社会游民。我爸爸一向对我妈言听计从，可是，在那件事情上，他却有自己的坚持。
红色，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热情、热烈、火焰、喜庆，当然，还象征着杀戮和鲜血。不管象征什么，在我的精神层面，经历过的日子背景只要是红色的，我就无由地感觉到沉重和痛苦，生理上甚至会有窒息、胸闷、心跳加剧种种反应。
整个世界好像都变成了白花花的大字报和血色的红海洋，这两种颜色组合起来刚好是人的脑子被剖开以后的颜色，白色的是脑浆，红色的是鲜血。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那个一生靠武艺沿街摆摊卖艺谋生的爸爸，竟然也成了这红色海洋的牺牲品。那天，我带着我弟弟从外面疯玩够了之后，刚刚回到我们那条胡同杨梅竹斜街，就见胡同内外停了好几辆大卡车，车上悬挂着大标语，还Сhā着红旗，红旗上面写着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红卫团之类的字样。
胡同两旁站了很多横眉立目、胳膊上套着红袖标的人，还有大群围观卖呆的大人、孩子。我们经过的时候，也有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这让我心虚胆寒，沿着那些人摆出的阵势，我回到了我们家所在的那所大杂院。一进大院，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爸爸被五花大绑押在门口，我妈妈坐在一旁号啕大哭，姐姐哭泣着抱着我妈，那些红袖标正在从我们家往外搬东西，我们家穷家陋舍的，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就把从我们家里搬出来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我本能地朝我爸爸扑了过去，我弟弟则跑到了我妈妈身边，跟我姐姐一起护着我妈妈哭号起来。
我爸爸瞪着我说：“到你妈那边去，照顾好你妈，别管我。”
旁边一个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的红袖标呵呵奸笑着提溜起我的衣领，对着我细细端详，对我爸爸说：“山东许，你老小子的种还不错嘛，长得像你。”
我爸爸冷然对那人说：“铁牛，把我儿子放下，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你别为难我儿子。”
那个叫铁牛的人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招呼着其他红袖标，押着我爸爸，一路呼喊着口号离开了我们院子。我跟在他们后边跑到大门外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爸爸抬起来，像装卸麻包一样扔上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的车帮上糊满了红色的大标语，整辆车似乎不是钢铁和木头制作的，而是用红色的大标语糊出来的。
卡车轰隆隆吼叫着疾驶而去，我怅然若失，胸膛里空空荡荡，大脑里乱哄哄好像一个受到惊扰的蜂箱。我妈妈出来了，把我拉回了大院，让我跟他们一起收拾扔了满院子的家什破烂。我们把扔在院子里的桌椅板凳被褥衣服捡起来，搬回屋里。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也有我们自己的麻烦。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白家三兄弟。我爸爸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就成了狗崽子，白家兄弟立刻原形毕露，而且变本加厉地欺负我们。身份的变化，让我和我弟弟这样的狗崽子彻底丧失了心理优势，在他们面前彻底失去了对抗意志。他们联络了胡同里的孩子们，对我们百般侮辱，我们出入都能听到“狗崽子”、“反革命”的辱骂声。
红旗 第二章（5）
我弟弟现在就像一条乖巧可怜的小狗，整天依偎在我的身旁，似乎我取代我爸爸成了他的保护人。而我则不知不觉地也对弟弟产生了一种过去感受不到的爱怜、责任感，也许，这就是家庭遇到危难的时候，亲人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同命相怜、呼吸共存的本能意识吧。北京夏天的胡同热得要命，每到这个时候，胡同里就会有卖冰棍的小商贩经过，一路上吆喝着：“冰棍，五分钱一根，冰果白糖绿豆沙，好吃消暑败火，冰棍，五分钱一根……”
这种吆喝声在胡同里久久回响，在我们心里激起无限的渴望，每当我和弟弟站在大杂院的门口，听着吆喝，眼看着推着小车的商贩路过，弟弟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渴望、垂涎，让我心碎。如果有哪个大人给他的孩子买了一根冰棍，我们看到了，弟弟那羡慕、眼馋的神情，就会让我产生扑过去抢一根冰棍的冲动。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牙膏旁边的一个空牙膏皮激发了我的灵感，牙膏皮是可以换钱的，一个牙膏皮从收破烂的那里可以兑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
卖了牙膏皮，给弟弟买根冰棍解馋，这个发现和想法，让我激动得发抖。我连忙拿了那个牙膏皮，听到外面有卖冰棍的经过，就跑了出去，跟他商量，用牙膏皮换一根冰棍。卖冰棍的答应了，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弟弟买了一根冰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挑选了半会儿，小贩的箱子里有白糖的，也有水果的，还有绿豆沙的，我只有一根冰棍的选择权，却花了眼，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卖冰棍的都不耐烦了，嫌我耽误他的时间，怕耽误久了箱子里的冰棍化了。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终我选了一根绿豆沙的，我想，绿豆沙的也是甜的，里边就有白糖，而且还有豆沙的味道。
我兴冲冲地举着冰棍，就像胜利的士兵举着胜利的旗帜，冲进了我们家，得意洋洋地把冰棍给了我弟弟。我弟弟拿到冰棍的那一刻，惊喜、激动得涨红了脸。他先伸出小小的舌头，在冰棍上舔了又舔，然后把冰棍放进嘴里，小心翼翼地*着，片刻又想到了我，把冰棍递给我：“哥，你也吃。”
我拒绝了：“我这么大了，谁还吃那玩意儿？像你这种小孩才吃那东西。”其实，我比弟弟大了不过两岁，而且，看着他吃，我自己也馋得要命，真想尝尝那凉冰冰的绿豆沙冰棍是什么味道。
弟弟相信了我的话，认真地、仔细地品尝着那根冰棍，冰棍吃完了，他还久久地舔着棍。
过了两天，我妈急三火四地追问我：“你看见家里的牙膏皮没有？”
我一看我妈的神情就知道大事不好，我以为那已经没用了的牙膏皮，在我妈眼里可能是宝贝。我不善撒谎，却也不愿意把我弟弟牵连到这件事情里，就说，我把牙膏皮卖了。刚刚说完这句话，我妈抬手就扇了我一个耳光，带着哭腔骂我：“你败家啊，谁让你偷牙膏皮卖钱的？”打了这个耳光，我妈还不解气，转身爬到炕上找笤帚疙瘩，眼瞅着就要挨一顿痛揍，我连忙逃跑，跑到外边，后面传来我妈气恼的骂声：“今天不准你吃饭，看你还贪不贪财。”
我跑出来，却不知道该去哪，就蹲在大杂院的门洞里，等着我妈消气。
刘大叔从外面进来，见我蹲在门洞里，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把家里的牙膏皮卖了，我妈揍我，不让我吃饭了。刘大叔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他们家里，让我先吃饭：“你怎么想起来卖牙膏皮了？钱呢？”
红旗 第二章（6）
我对了刘大叔，突然委屈从心而来，忍不住哭泣起来：“我给我弟弟买了一根冰棍。”
刘大叔没说话，闷闷地蹲在炕头抽烟，长吁短叹。刘婶让二丫头给我拿过来一个窝头，一碟咸菜，咸菜里还滴了菜油，让我吃。刘大叔却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我妈来了，我胆怯地看着我妈的脸色，希望她已经消气了，不再追究我的过错。我妈过来，蹲在我的跟前，突然抱着我痛哭起来。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跟着我妈哭了起来。
我妈领我回家了，一直到睡觉，再也没有提及那块旧牙膏皮。我弟弟告诉我，刘大叔来了以后，把我卖牙膏皮给我弟弟买冰棍的事情告诉了我妈，我妈当时就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没有睡醒，刘大叔就来了，叫我起床，跟他到外面去。他领着我来到了外面的胡同里，一直在胡同里面穿，我也不问他要干什么，跟着走，突然他停下步子，拦住我，然后让我从拐角朝前面看。我妈妈，挎着一个破兜子，沿着胡同吆喝着：“锔碗钉盆补锅喽……”
刘大叔告诉我：“孩子，明白了吗？你妈不是舍不得那一块牙膏皮，牙膏皮是你妈留着补茶缸子、补脸盆的，你知道补一个脸盆能挣多少钱吗？一毛钱。一块牙膏皮能补多少锅碗瓢盆呢？能补十来个。你妈就是靠这一毛钱、一毛钱的积攒，养活你们兄弟姊妹呢。”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整天不着家，在外边奔波是在干什么。我哭了，没出声，眼泪却像止不住的洪水哗哗流淌。
早上起来，我带着我弟弟到胡同口那边去玩，大杂院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兄弟玩耍的权利，只要我们在大杂院里出现，老白家三兄弟就会和一些其他孩子，对我们进行谩骂，还朝我们身上扔石块、砖头。
我把我弟弟护在怀里，露着后背让他们打，瞅空子就朝他们小肚子、裤裆那些要害地方下手。摆脱了他们的围攻，我护着我弟弟朝家里走，这个时候砖头、石头还有瓦片，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身上砸了过来。我连忙把我弟弟拢到我的怀里，一块砖头呼啸着朝我弟弟的脑袋上飞了过来，我本能地弯腰护他，结果，那块砖头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左眼上。迷迷糊糊中，我就听到白老大喊了一声：“快跑啊，出血了。”那些孩子一哄而散，我的左眼剧痛，连带着脑袋里面嗡嗡乱响，整个左边面颊也火辣辣的。
我领着我弟弟回到了家里，我姐姐已经把饭做好，看到我惊慌地问：“你怎么跟人家打架了？满脸都是血，打哪了？”
我说没事，让他们砸了一砖头。我姐给我倒了一盆凉水，让我把血洗洗。我洗干净脸上的血，我姐姐告诉我，眼睛肿了，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当时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砖头毁了我的左眼，成了我一生的伤痛。
又过了几个月，我爸爸终于让人家放了回来，啥事没有了。他告诉我们，那个叫铁牛的家伙，过去是他的师兄弟，他不小心得罪了那个人，那个人解放前就找不着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也混到了北京，也混进了地质部下面的一个单位烧锅炉。“*”一开始，他就揭发检举了我爸爸曾经给国民党廖耀湘的新六军当过上校武术教练，于是就把我爸爸当成历史反革命给抓了。
“你真的当过国民党上校啊？”我，还有我妈、我姐异口同声地惊问。
我爸爸说我妈：“他们叫过我，我没去，要是当过，孩子们不知道，我还能瞒着你啊？”
那些红袖标倒也不是白吃饭，他们千方百计地调查这件事情，如果能够落实了我爸爸是漏网的国民党上校，就能成为他们单位造反派的一大功绩。他们刨根问底，一直追到了廖耀湘本人那里。廖耀湘当时已经特赦多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享受共产党的专门保护，“*”中也没有受冲击。那人的记性特别好，难怪能当那么大的官，难怪在国民党里能当官，在共产党里还能当官，他当即证实，当时我爸爸参加中华全国首届武术大赛，拿了总冠军，他倒真的下了委任状，邀请我爸爸当新六军的上校武术教官，没想到我爸爸倔得很，根本就不干，当时弄得他还挺生气。
廖耀湘也明白那个时候跑到他那儿调查我爸爸是什么意思，不但做了口头证明，还专门写了证明材料，在证明材料的末了还加了一句话：该人因为当时倾向共产党解放军，所以坚决拒绝了我的邀请。
事情搞明白了，我爸爸也放出来了，白白让人家关了一年半。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