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美站在客厅桌旁，手里举着一张纸条：“我爸爸太粗心了，这张纸条他说送大米的时候顺便给您带过去，看看，忘到家里了。”
我问她：“什么纸条那么重要？还要你爸爸送过去？”
至美将手里的纸条递给我：“昨天有人打过来电话，说是中国大使馆的，这是他留下的电话号码，请您回来以后给他去电话。真对不起，我爸爸本来说今天给你们那边送米带过去，看样子是忘记了。”
我接过纸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除了座机，还有刚刚开始在市面上流行的移动电话号码。不用看，也不用细打听，我一猜就是王参赞。自从那天认识了王参赞之后，我忙于谋生挣钱应付课程，几乎已经把他忘了，现在他却主动打电话找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想用至美家的电话打过去，又担心有什么话不好当着外人的面说，刚好也来了做整体的客人，我就把纸条装在兜里，准备回去以后再给王参赞打电话。
我没有想到，正是王参赞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在日本的生存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四兄弟摩拳擦掌，一定要在这次世界武术大会上夺个彩头。老三赵刚跟我跑去找石碑，好让我在中日世界武术交流大会上能够撞得正宗一些。
我们去了东京近郊的石料加工厂，日本不准在国内采石，他们都是进口石料，然后在国内进行精加工。我撞击的石碑最好是花岗岩，坚硬，但是质脆。石料加工厂的各式石料品种丰富，加工精美，我们询价却不由咂舌：最低档次、最小的石碑，也要三十多万日元。如果我的钱还没有寄回国内买房子平息内乱，我也许会咬咬牙买上一块。可是现在我没钱了，即使有购买一块石碑的钱，我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买一块石碑，撞断之后扔掉。
赵刚叫我回家：“算了，不买了，我们再随处找找，能找到更好，找不到再说。”
我却有些失落、怅惘，用脑袋撞石碑，是我硬气功的招牌，也是最能拿人的功力展现，如果没有石碑，势必要舍弃这个项目，那么，在所谓的中日世界武术交流大会上，我必然会被淹没在大量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的表演中。我想到了大使馆的王参赞，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他热心地推荐我去参加那场世界武术交流大会，我却拿不出绝活来，未免会让他失望，也让我自己遗憾。
那天回到住处，我便到公用电话给王参赞回了电话，王参赞告诉我，日本武道协会主席宫本跟他熟识，他们将联合组织一次中日世界武术交流大会，大会上邀请了海内外多国武术界人士莅临表演，还有武术比赛，以武会友，交流武术文化。
东京 第二章（14）
“这实际上是一次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意义重大，中方代表队的领队是李连杰，你知道吧？”王参赞问我。
李连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出演武打片《少林寺》而名声大振，可是在武道中并不被认可，觉得他是演员，而非武道中人，他靠的是表演而不是武功。不管李连杰武功是不是真的，以他的名头，能够参与这场武术交流大会，足以证明这次武术大会绝不是草台班子的走|茓噱头，事实上是由两国民间机构出面的官方文化交流活动。
王参赞积极鼓励我参加，说他已经给宫本推举了我：“你抽空到大使馆来一趟，我给你写封举荐信。”
我去了大使馆，王参赞也给我写了举荐信，可是等我到日本武道协会找宫本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多少让我失望的信息：我报到的时间太晚，时间日程已经排满了。宫本说，看在王参赞的面上，虽然无法安排参加正式比赛，也一定安排我作为特邀代表参与表演。这样一来，既没有参赛获奖的机会，也没有表演收入，好在，往来的交通费用他们可以负担。
我有些犹豫，回到寮里跟黄大满他们几个商量，旁观者清，黄大满马上替我拍板：一定要去。他的看法很有道理：“连原宿大街上免费表演我们都去了，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把你的价值展示出来，让别人认可吗？别人认可了你才能有机会，有发展。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放弃了，那就是傻瓜。”
让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下了决心要参加这次交流大会。赵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总不能让二哥就这么一个人跑去，人家都是这个代表队，那个代表队，二哥去了就说这是中国来日本的许宗衡，那不是笑死人吗？”
这倒也是一个问题，当时，宫本也问过我，以什么名义参与大会，我说就以中国留学生代表团的名义，宫本也认可了。我把这个经过宫本认可的名头说了，大家一致同意，黄大满便开始分派任务：“不能让老二一个孤家寡人跑到世界武林大会上露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老二参加武林大会的事，从现在起，就是我们哥儿几个共同的大事，到时候大家都要去，不但要去，还要全力以赴。”
天也挺晚了，还不见赵刚跟公鸡回来，我也钻进壁橱准备睡觉。刚刚躺下，就听见楼下公鸡嚷嚷：“大哥，二哥，下来帮忙卸车。”
我连忙又从壁橱里钻出来，跑到露台上看，赵刚和公鸡推着一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手推车，车上黑乎乎的好像拉着什么重物。黄大满已经醉卧榻榻米上，我连忙跑下楼帮忙，到了跟前我才看清楚，他们拉回来一块石碑。
“从哪弄的？”
赵刚贼兮兮地笑着说：“从白天那家石料加工厂偷来的。”
我心里觉得不妥，可是他们已经辛辛苦苦拉回来了，我还能再说什么？那家工厂在郊区，即便乘坐轻轨列车，也得一个多小时，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用手推车把这块石碑推回来，一路受的累、吃的苦可想而知。到家了，我自然不能再让他们动手出力，抱起那块石碑放到了墙角，然后跟他们一起上楼，到了亮处我才看到，公鸡和赵刚俩人灰头土脸，脑门上的汗水把头发都烩成了毡片，身上让汗水洇出了片片盐渍，活像谁在他们前胸后背上描画出了世界地图。
东京 第二章（15）
“哈，有啤酒，还是二哥想得周到，知道我们长途跋涉最需要这玩意儿。”公鸡顾不上别的，抓起啤酒咬开瓶盖咕嘟嘟灌，赵刚紧随其后，跟他一样痛饮不止。
看到他们俩那个样儿，我暗暗心酸，好兄弟，为了帮我，能做的，不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穷，穷到连一块石头都买不起。
“苟富贵，勿相忘。”黄大满刚刚说的话，此时在我心头回响，勿相忘我能做到，可是，能不能富贵，却由不得我，那得由命运做主。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日武术协会联办的“中日世界武术交流大会”竟然会那么排场。主会场安排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邀请来的各界人士蔚为壮观，日本首相、文部省大臣、日本武道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很多日本各界的知名人士都亲临现场看热闹。还有许多国家大使馆的大使、参赞和其他官员也到场给自己国家的代表队助威，没有代表队的国家也有很多外交使节跑过来看热闹。
这种场合，照例也是新闻大战的热点，成群结队的记者犹如打折商场里抢购的顾客，拥过来挤过去地一会儿滚成一团，一会儿散成一片，追随着台上武术表演潮水般起伏跌涨，台上的表演项目就像打折的商品。
我们四个参演前，专门跑到理发店修理了头发，一个个把头发吹得老高，那是当年最时髦的飞机头，整齐划一穿着中式练功服，上身的衣裳就如农民夏天种地时候用来遮阳、拭汗的无袖坎肩，材质当然不同，农民一般用的是老土布，我们用的是比土布还便宜却显得挺华贵的蔚蓝色尼龙绸。下身是传统的大裆裤，黑色，脚腕上还扎着绑腿。当时忘了统一置办鞋，临时想起来，跑到地摊上每人买了一双白色的旅游鞋。为了展示我们的来路，我们每个人胸脯上还缝了一面巴掌大的国旗。在日本，想要买一面中国国旗并不容易，我们就买了一块红布，公鸡自称知道国旗的比例和星星的位置，就由他把红布剪裁成四个巴掌大小的长方形，然后又用黄|色画笔在红布的左上角画了一颗大星星、四颗小星星。好在，没人会认真追究我们的国旗是不是符合标准。不管怎么说，我们蔚蓝色的尼龙绸坎肩做红色国旗的背景，还真的挺漂亮、挺打眼。
大概是为了节省时间，或者是为了方便管理，表演场地分成了三个区域，中间的主区是正规代表队的竞赛场，主要进行武术比赛用。右边的区域用来做正规代表队的表演场地，就是那些正规代表队参赛项目以外的武术项目可以在那里表演、展示。左边的就是留给我们这样没有正规代表资格的杂牌军表演的场地。我们上场的时候，四个人排成队列，公鸡个高，走在前边，打着我们的招牌：中国留学生武术表演队。上场之后，我们站成横排，我和黄大满站在中间，赵刚和公鸡站在我们两边，然后主持人开始介绍我们。
我们这种杂牌军、草台班子本来不太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机缘凑巧，刚好正中间的主台上一场表演性质大于功夫较量的比赛结束，右边台上的表演没有开始，观众和新闻媒体暂时没有可看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登场了。观众和新闻媒体正觉得闲，一看到我们这支中国留学生武术表演队，大感好奇，纷纷围拢过来看个究竟。
首先由黄大满走了一趟猴拳，这是黄大满早在国内跟我们一起武术走|茓，国内外四处跑场子时的保留节目，已经练得炉火纯青、毫无瑕疵。猴拳实战意义不大，可是作为武术表演，观赏性却非常好。黄大满边走拳边满场嘶吼，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发力打拳，实际上却是我们行内的秘诀：用嘶吼声来唤起观众的注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京 第二章（16）
黄大满的表演完美无缺，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正中的场地上正热闹非凡地开始国内的一位剑术武师和一位棍棒武师比赛，中国剑术招式繁复，花样翻新，很能吸引观众的眼珠。棍术更是腾挪跳跃浑身都有招数，也非常好看。那位剑术武师表演的又是双手剑，跟日本的剑道很相近，于是很多观众和新闻媒体被他们吸引了过去。
公鸡和黄大满看到我们看台前的观众和记者开始散去，有点着急，及时跟我商量，改变计划，原来的计划是我先走一趟七星螳螂拳，然后再表演硬气功。他们让我先表演硬气功，然后再走螳螂拳。还没等我答应，公鸡已经从主持人手里抢过了麦克风，声嘶力竭地用日语大声喊叫：“下面，请看中国武术的精髓、中华首届全国武术冠军真传弟子的绝世武功。”
代代木体育馆的扩音器效果非常好，他这么一喊，声震屋宇，勾人魂魄，立刻很多人围拢过来，这时，黄大满及时搬过来一摞砖头，摆放在台上。
公鸡马上嚷嚷：“硬气功，中国硬气功，手劈砖头，请哪位观众上来检验砖头的真伪？”
观众里果然有人应声跳上台来，一个包着头巾、身穿和服的日本中年男人，看到他脚上挂着木屐，居然还能一跃身从一米多高的台下飞身跳到台上，我们都明白，这也是一个练家子。
他非常礼貌，朝我们一一鞠躬，然后认真地检视着砖头，这人很仔细，一一看过之后，还把一块砖头磕碎了，细细查看碎屑，最后才站起来连连朝我们点头认可。
公鸡及时把话筒塞到他嘴边，让他说说检验结果，他说：“没有问题，是地地道道的砖头。”
这个日本人的发言引起了观众们的好奇，台下围拢过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就嗨嗨啊啊地做出运气的架势，其实，运气用不着嗨嗨啊啊叫唤，与其说是为了运气，不如说为了造势。然后公鸡大声宣传：“各位观众，注意看了，中华首届全国武术大赛冠军亲传弟子的真功夫，掌劈硬砖……”
我左手拎着一块砖，右手挥起用力劈下，砖头应声断作两半，那位上台作见证的日本人，惊讶地过来捡起断砖仔细察看，啧啧连声。也许因为我前半辈子都练这玩意儿，我自己对这种掌劈砖头、头断石碑的功夫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而且，国内有一些江湖混混，随处撂摊表演这种“功夫”，他们那些所谓的掌劈砖头、头断石碑说好听了不过就是魔术，说难听就是蒙人的障眼法。我最怕别人也把我当成了那种江湖混混，所以，当人们看到我掌劈砖头，潮水一样围拢过来观看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在日本，这种硬气功并不像我们在国内那么习以为常，真假混淆、鱼龙混杂，他们基本上没有见过这种武功。因此，当我看到那么多的日本观众和新闻记者拥过来看我表演的时候，心里竟然有了激动的感觉，连忙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全神贯注在气息的调整、|茓道经络的运行上，不敢再像刚开始那样分散注意力，四处乱瞄关注现场的反应。
黄大满按照我们过去练熟了的套路，把四块砖头摞到了板凳上，我们的摞法和江湖艺人不同，江湖艺人做这种表演的时候，肯定要把一半砖头担在支撑物上，另一半砖头要悬空，那样可以充分利用重力原理，把砖头比较轻松地劈成两截。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把砖头摆放在板凳上，实打实地用手掌将四块砖头拍碎。我运好气息，挥掌拍下，反应让我欣喜，我的手掌一点都没有反震的痛感，这说明虽然我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练习硬气功，可是我的功力并没有消退，气息的运用仍然得心应手，手掌的肌肉也坚强依旧，这种反应下，砖块不能碎成齑粉，肯定碎裂成砖渣。
东京 第二章（17）
台上台下一片声地叫好，掌声、喝彩此起彼伏，代代木体育场里掀起了一阵Ｇao潮，四周闪光灯就像闪电亮个不停。黄大满和赵刚有点做作地把石碑抬了出来，放下石碑之后，他们俩做出很费劲、很吃力的样子，气喘吁吁，抬手擦汗。公鸡按照事先排练好的程序及时大声通报：“各位观众，请再上来两位查验一下这块石碑是不是真的。”
刚才已经上来察看过砖头的那位日本朋友再次跳了上来，紧接着又上来了一位穿着日本和服的老者，两个人围着石碑仔细查验一番之后，接过公鸡手里的麦克风，向全场宣布查验结果：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花岗岩石碑。
黄大满和赵刚把石碑立好，然后退到一边，我做好准备动作，感到气息贯满头颅、身上筋骨如满弓一样紧绷的时候，埋头奋力朝石碑撞了过去。效果很好，看到我真的朝石碑撞了过去，观众忍不住惊叫起来，数百人齐声惊叫，活像现场突然扫过一阵闷雷。我这里也是随着一声闷响，随着我的撞击，石碑应声断裂，台下的掌声、欢呼、喝彩让刚才的闷雷变成了海涛奔腾一样轰响。
我回身抬头的时候，惊呆了，哗啦啦的白色闪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长长短短的镜头活像一排排的枪口瞄准着我，还有记者冲上前来揪着我问这问那。我被这意外的混乱冲击如掉进陷阱的野物，慌乱、不知所措、胆战心惊。
王参赞来了，黄大满他们都见过他，连忙推开挤成一团的记者，把我拉到了王参赞面前。王参赞很兴奋，脸红彤彤地好像秋天的大柿子：“祝贺你们，很好，很完美。”
黄大满在路上，一再声称，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知名人士。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不就是表演了一场我这一辈子表演过无数次的武术吗？让我啼笑皆非的是，这次成功的表演，最先发挥作用、反应最为强烈的竟然是那个令我深恶痛绝的谷仓。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例要去NEC大厦做清洁工，刚在休息室坐定要换衣服，谷仓推开门进来，我以为他是来催促我的，赶紧说：“对不起，我现在就走。”
他却直愣愣地盯着我，那眼神是我从他眼里从来没有见过的，就像凝固了的黑莓果酱，黏糊糊地发僵、发滞，也许是我的错觉，我竟然感到他的眼神里似乎还有一丝忐忑和惧意。
我让他盯得很不自在，心里忐忑不安，我实在不愿意听他的粗声吼叫，不愿意看他翻来覆去的恶态，急于出去躲开他，他却又堵在门口我过不去。
他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差点变成傻子的惊人举动：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壮汉跪倒在地那一声沉闷的声响，让我觉得他不是跪在地板上，而是直接跪到了我的胸口上。我蒙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嘴角抽搐着，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居然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还边用两手捶打着胸脯，就像动物园里的猩猩。
我被他吓着了，也被他惊着了，我实在搞不懂他要做什么，他边哭边说：“许君，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过去我对你太过分了，你一根手指头就能要我的命，你却忍耐下来，你是我最佩服的人。”
我还是没弄明白，可以放心的是，他显然不是要找麻烦：“谷仓，你这是干吗？你怎么了？”我连忙把他从地上拽起来，不管因为什么，我都适应不了别人对我跪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东京 第二章（18）
谷仓站在我面前，脸上的泪痕在休息室的日光灯下闪着点点光斑，似乎他刚刚干完重活，汗流满面：“昨天晚上我看电视了，全日本的电视都在转播许君在代代木体育场的武术表演，太令人惊叹了，太神奇了，我太感动了，你有那么好的中国功夫，却在我们这儿当清洁工，你有那么好的中国功夫，我那么欺负你，你却能够忍耐，我佩服你。”
我这才明白，代代木体育场那些新闻媒体早就已经把我们表演的过程，当做重要新闻在黄金时段播出了。而且，日本有很多新闻台，对当日的新闻是滚动反复播出的。
我对谷仓说：“没什么，每个人性格不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可能我们俩天生就命中相克。”我没有说出来的是，你就是我命中的克星，命运就是派你来磨炼我意志的。
谷仓问我：“许君，你能原谅我吗？如果原谅我，晚上就请答应我，我请你吃料理，向你赔罪，邀请我们所有的工友一起，今后我们就是朋友。”
这个话真不好回答，我能原谅他吗？理智告诉我，应该原谅，可是情感却不可能让我马上把他当成朋友。即使我原谅他了，却永远不可能把他当做朋友，心灵的伤害有时候是永远也无法平复的。我答应了他，我也不能不答应他，这个谷仓，我想他应该属于那种性格怪异、但是本性并不坏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工作的清洁工，都受谷仓之邀和我一起喝酒，田原还拿了当日的《朝日新闻》给我看，文化娱乐版，我的照片占据了整整半个版面，上面还配着文字解说，大标题是：世界武术交流大会跳出黑马，中国首届武术比赛冠军唯一传人技压群雄。我把那张报纸留了下来当做纪念。
那晚，谷仓专门请我们去了有名的船桥屋喝酒，那里的酒菜非常昂贵，守在锅前给顾客调理菜肴的厨师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经他手调制出来的佳肴令人迷醉。大家心情都非常好，觥筹交错，你来我往，气氛热烈。过后，谷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处处照顾我，我面临考试，只要他知道，就让我脱产复习，工时照记。我负责清扫的NEC办公大厦有一些白领看到我也会忍不住打听：“你是不是在世界武术交流大会上表演的那个中国人？”
我一般情况下都摇头否认，白领就会感叹：“你跟那位武师长得太像了，你可以去上模仿秀节目。”
但是，谷仓对我再好，我却无论如何没法从心理上接受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忘却过去的屈辱，无论如何也无法跟谷仓这个曾经在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候，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和精神羞辱的人友好相处。我渴望从记忆中彻底忘掉他，忘掉了他，就意味着我能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忘掉，可是，我却无论如何难以忘却。
东京 第三章（1）
我们即将从日语学校毕业，毕业以后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求学还是务工赚钱。这两个选项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本意上来说，到日本并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能给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越是接近毕业，同学们越是焦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日本留学的所谓留学生中，绝大多数跟我一样，目的并不是为了深造读书，而是为了掘金、挣钱，如果有可能，能够得到日本永居权，那就是最大的成功。毕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失学、失业，如果不想成为东躲西藏的黑户口，那就只能被遣返。
我永远感激富士雄，如果不是他给我提供了做推拿按摩的场地，帮我招徕了那么多顾客，我就不可能在日本掘得第一桶金。如果不是他提议我到原宿广场表演中国武术，我就不可能遇到王参赞，也就不可能参加世界武术交流大会。如果没有那场世界武术交流大会，我也不可能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日本的就职许可证。
我们校长是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京腔汉语，说得比我还地道。
我们校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问我愿意在日本长期生活下去，还是想挣一笔钱就回国。我说当然愿意长期生活下去。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马上答应我：“那好办，我们出证明，试着把你的留学签证改成劳务签证，那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们开始了期末考试前的最后冲刺，这也是我们在语言学校最后的一次期末考试，两年的语言学习，这次考试之后就算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都在抓紧复习，口语、文字、文化历史、日本地理等等都是我们考试的内容。距考试还有一周的时间，校长亲自来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出去，递给我一个信封：“许君，变更签证的手续我基本上给你办好了，剩下的程序需要你亲自到入管局办理。”
我那一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是日本，这就是日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似乎就是他们的行动准则。我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因为我对办理改签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据我所知，在所有留学生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还在语言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把留学签证改签成了劳务签证。他却把自己的一个承诺当成了义务和责任，认真地去办，并且基本上已经办好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索性不说，我深深朝他鞠躬，仅仅说了两个最简单的字：谢谢。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护照，亲自去入管局相应的管理机构，重新核发签证，把留学签证变成劳动就业资格签证，拿到了这个签证，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伴有收入的业务活动或接受报酬的活动”，这是那个年代进入日本国大部分留学生梦寐以求的资格，我却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
当我怀里揣着盖有“劳务签证”的护照，我有了自信，我确信，我在日本的前景一定会像这东京的天空一样晴朗、光明。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向我的结拜弟兄们报告喜讯，让我多少有点失落的是，弟兄们一个都不在。公鸡和赵刚可能还在学校冲刺，黄大满早我们几年到了日本，也早我们几年拿到了语言学校的毕业证书，考进了一个工商专科学校之后，也拥有了“劳动就业资格证”。劳动就业资格证和劳务签证护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要上学，每周打工时间有限制。而后者如我的劳务签证，可以专门就职从业。所以，黄大满在学校挂了个名，学校的学业早就已经荒废了。
东京 第三章（2）
公鸡和赵刚回来了，我把“在留资格变更许可”拿给他们看，他们表面上替我高兴，我却感觉到了若有若无、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的味道。
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等黄大满还是我们先吃。他们俩异口同声：黄大满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都饿死了，先吃。
于是我就摆开吃食，打开啤酒，既是请客，也是庆祝我身份的改变。他俩祝我“事业顺利、财源滚滚”，我也祝他们早日办成改签，拿到就业劳务证。公鸡啃着一只鸡腿，摇头晃脑终于对我那小小的成功表示出了不屑：“要那玩意儿没什么用，最重要的还是拿到永居权，拿到了永居权，想干啥不成？”
黄大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说他在外面吃过了，听到我改签了在留资格，拿到了劳动就业资格证，他非常惊讶：“看不出来你小子挺有路子，花了多少钱？看样子日本跟国内也差不多，都有*。”
我告诉他一分钱没花，是语言学校的校长帮我办的，他不信：“不可能，无利不起早，人家凭啥替你办这么大的事？”
我想用事实告诉他，在日本，确实有很多无利也起早的人，比方说我的朋友富士雄一家，还有这位中国通校长。可是看到他不以为然的样子，就没心情跟他辩白了。
我钻进壁橱睡下了，黄大满却又把我叫了起来：“老二，出来，出来。”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我只好从壁橱里又钻了出来。他又叫赵刚和公鸡：“老三，老四，起来，起来。”
黄大满问我们：“你们想没有想过，今后该怎么办？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瞎捞，捞着了就又吃又喝，捞不着就干瞪眼？”
今后怎么办，谁都在想，谁也想不清楚，就像确定了目标要去北京，可是没钱，光想去不了。
“我刚才看了，老二的劳务证上从事业务是中日文化交流，你们从里边看出什么道道没有？”
赵刚和公鸡茫然摇头，不要说他们俩没看出什么道道，连我自己也没有看出来这里边有什么道道。
“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做什么，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都可以用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头去做。”
我有些恍然，却又有些茫然，恍然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一条大路，茫然的是我却不知道这条大路通向何处，而且路上能跑什么车，又有哪些规则。
“老二，你过去说过，你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攒十万日元，现在理想实现了没有？”黄大满问我。
我回答：“应该没问题。”
黄大满说：“你的理想实现了，就这样守着你那个理想混下去啊？我帮你算算，一个月攒十万日元，一年一百二十万，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相当于五六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你才能积攒下来五十万人民币，那么点钱，在东京这样的地方还算得上钱吗？”
那个时候，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二十三比一，九十年代初期，发生了日元大升值，达到了现在的十三比一。他这个算法的基础当然不是我的真正收入水平，那会儿，我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能够达到每个月刨去吃喝拉撒睡交通等等支出，每个月积攒三五十万日元都有可能。不然，我哪里能有几百万日元汇回北京，让我老婆买房子。我也不说破，含含糊糊地应答着，等着听他的主意。
黄大满命令公鸡：“别让我干说，还剩下啤酒没有？”
东京 第三章（3）
公鸡说还剩下不少，连忙过去把啤酒搬过来，我们谁也不吃亏，每人咬开一瓶，边喝边听黄大满发表演说。
“我想啊，现在我跟老二都有劳务签证，也都办了劳务就业资格证，今后还要办永居，怎么才能办永居？那就得有投资、有企业才行。我们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一辈子当工薪阶层，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都连连点头，到了日本，谁不想办永居？在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的下意识里，办了永居就是成功，没有办到永居，就是失败，就等于白来了。
黄大满说：“我想，第一步我们先要联合起来，不能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既然我们是弟兄，就应该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第二步，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比方说，联合办个公司，或者合作搞个项目什么的。第三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老二的知名度，就先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我们武术表演不也算是武术交流吗？”
我马上明白，他这是又想走老路数，重操旧业，像在国内那样，组织我们去跑码头、卖艺。那条路在国内都走不通，在日本能不能走得通，我怀疑。但是，怀疑我也不能说出来，我说出来，难免让他们误会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
我还不能沉默，沉默在外交上可以理解为默许，在我们这儿就可以理解为不满。我学习日本人，用委婉和暧昧来表达我的见解：“我觉得大哥说得很有道理，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理想不能局限于挣钱攒钱，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就应该有新的更加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比方说，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我们的贡献，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公鸡却首先表态他不愿意：“我觉得大哥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实行起来恐怕比较困难。首先，到哪演？找谁联系演出？总不能满大街撂地摊收钱，那不成了街头艺人了？就算我们拉下脸撂地摊，警察能让吗？其次，怎么收钱？建账、分账、办税，是不是还得再聘个会计出纳？这是在日本，可不是在中国，想稀里糊涂挣钱不缴税恐怕不行。还有，挣来的钱按照什么比例分？二哥拿大头那是肯定的，我也没意见，别的呢？我们仨，怎么分？第三，三哥，你会什么武功？”
赵刚说：“我可不会武功，你说你的意见，别把我拉扯进来。”
公鸡便继续往下说：“我和赵刚都不会武功，大哥二哥能上场表演，我们俩干啥？就跑龙套当摆设？我想来想去，肯定不成。”
黄大满说：“什么事情都要先干起来，啥都没干呢，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啥也别干，老老实实稳稳当当在家呆着，看谁能给你送钱来。”
赵刚性格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主见，听黄大满这么说，就又随了黄大满：“大哥说得有道理，要不我们先试试看？实在不行再找别的路嘛。”
公鸡的态度也软化了：“试试看倒不是不行，我看大哥说的这个路子属于缸沿上跑马，悬！就怕忙乎半天白搭工夫。”
黄大满已经开始对公鸡不满了，乜斜他一眼：“公鸡，你要是当我是大哥，就别他娘的老当搅屎棍子，我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们四个能有个好前景吗？你要是有好办法就拿出来，能行我们就按你的办，你要是没什么主意，就少说那种白开水加盐的闲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京 第三章（4）
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个征兆，黄大满提出的联合作战、共同发展，大家一起跑场子巡回演出的方略，四兄弟中有三个并不看好，似乎预兆着他的方略肯定要以失败结局。果不其然，我们三个人拿到了语言学校毕业证书以后，黄大满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他为自己的设想振奋，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可行性、正确性，还真的联系了几场演出，有在东京本地的，也有到大阪、水户等外地的，一来我们的表演项目太单调，二来我们的人也太少，能上场表演的也就是我跟黄大满两个人，正应了公鸡那句话，他和赵刚就能跑跑龙套，别的忙也帮不上，所以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时候人家也就是给个车马费，真正属于赔钱赚吆喝。
这种事情干了大概有多半年，终于在我们中间引发了第一次激烈冲突。因为演出都是黄大满联系的，所以一般组织演出的单位都是直接对黄大满结账，我过去在国内就和黄大满一起干过这种事情，心里有数，搭帮跑场子，根本不可能挣多少钱，所以也并不在乎结了多少账，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当清洁工、到富士雄家里做整体。
公鸡和赵刚心里却总觉得东跑西颠分不到钱，亏得慌，情绪受到影响，脸上经常挂着不满，就像进入雨季的东南亚。
那天又有一场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广场的表演，事先说好了是公益性的，公鸡和赵刚就嘟囔着找理由、找借口，就是不愿意去。我们要带道具，还要有人帮着解说、在台上作保护，还真少不了他们俩。黄大满动用了老大的权威，我又在旁边再三劝说，还许诺事后请他们喝酒，他们才勉强跟着我们出发了。没想到的是，表演结束了，富士电视台却又改变初衷，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万五千日元的辛苦费，因为这种演出，尽管是公益性的，但是对于电视台来说，也有广告的作用，所以人家不昧良心，虽然事先没有说，该给的人家也一定要给。
这本来是好事，意外的收获，公鸡和赵刚却多心了，觉得很可能过去每次都有这种钱，我和黄大满私分了，没有给他们。这一次是人家当面分发，我们没有机会私吞，他们才能拿到手。有了这份猜忌，他们俩的心情不可能好，我兑现承诺请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借酒遮脸，放屁崩沙子，说了很多夹枪带棒的话。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黄大满，我仅仅是演出主力，并没有参与联络、经营。他们喝着酒吃着烤鱼片，你唱我和，冷言冷语，把黄大满气得直哆嗦。
当公鸡说“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们还不是亲兄弟，更应该把话说到明处，忙乎大半年了，到底挣了多少钱？别拿我们当棒槌”的时候，黄大满终于忍耐不住，在台面上狠拍一掌，就像酒屋里谁突然放了一炮，把四周的日本客人吓得目瞪口呆，连柜台里边忙着给大家伙调理牛排的厨师都扔下手里的活，怔怔地看着我们，嘴张成了棉鞋口子。
“从今天起，咱们各干各的，谁要是再张罗这种事情，谁他妈就是大姑娘养的。”撂下这句话，黄大满起身离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黄大满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似乎不是他的性格。闹了这么一通，再好的酒菜佳肴我们也没有心情享用，我匆匆结账，带了他们俩出去追赶黄大满，外面夜灯朦胧，街上人群潮水般汹涌，哪里还能看到黄大满的影子？
东京 第三章（5）
日本武道协会主席宫本主动来找我了，电话还是打到了富士雄家里，富士雄听到日本武道协会的会长居然亲自打来电话找我，惊讶之余，更是不敢怠慢，立刻跑过来传话，我一听就知道，王参赞肯定也找过宫本了，不然，宫本不会知道我在东京的联络电话。
我和宫本约定，到日本武道协会去找他，跟他面谈。去的时候，我带上了黄大满。
黄大满跟赵刚、公鸡闹了别扭之后，三个人不太说话，过了几天虽然恢复了交流，却客气了许多，也疏远了许多。有一次，黄大满跟我一起参加一场公益表演，赵刚和公鸡那天确实有事去不了，我倒没觉得怎么样，黄大满却一路沉闷，下车的时候幽幽地说了一句：“唉，什么结拜兄弟，兄弟情谊也就值两万日元啊。”
这话口气平静，却很沉重，我暗暗担心，我们四个结拜弟兄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裂痕，怎么样才能抚平裂痕，我觉得有心无力。
我和他到了日本武道协会，和宫本的商谈非常友好，也富有成果。宫本提出一个可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有难度的建议：我们双方合作，开展以中日双方武术为中心内容，范围涉及杂技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在交流活动中，可以包含一些自费性质的旅游接待，这样就能够给双方增加收入。然而，难度就在于，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不能以我或者黄大满的个人名义，必须也是相应的社会团体或者企业。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永居权，不论是注册企业还是社团法人都不可能，即便可能，我们也没有那笔钱。
宫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们加入日本武道协会，参与武道协会的各种活动，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有特别的表演演出收入，还有额外的演出酬劳。这种参与性质，等于我们给武道协会打工，身份和层次都大大低于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可是，对于当时的我和黄大满，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同意。
从那以后，我每天基本上要赶四个工：早上到NEC大厦做清洁工，上午到武道协会帮忙，下午到富士雄帮我开办的整体所推拿按摩，晚上再到料理店帮着洗盘子。好在当清洁工和洗盘子都是计时工资，如果有表演任务，参加武道协会组织的演出，不去打扫卫生、洗盘子最多少拿几个钱，不影响大局，而且，黄大满的劳动密集程度跟我也差不多，整天忙得脚丫子打后脑勺，回到寮里倒头便睡。
虽然仍然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跟赵刚、公鸡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难以照面。早上，我和黄大满急匆匆地外出奔命，他们俩还在睡懒觉，晚上我们已经睡熟了，他们却还不见踪影。偶然闲暇，我追问他们都在忙什么，公鸡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赵刚轻描淡写：“跟别人做进出口生意呢。”
黄大满过后对我说，看他们的情况，可能不好，可千万别做违法勾当，这可不是在国内，出了事情，没人能帮得了他们。我看他说得郑重其事，追问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摇头否认：“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你现在跟他们俩还能说得上话，你抽空跟他们说说，他们现在对我意见大得很，觉得我匿钱了。”
黄大满表面上随和、热心，骨子里却有一股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倔强的傲慢，他没有匿钱，给赵刚和公鸡解释清楚并不难，他却憋着劲，就是不说。反过来，赵刚和公鸡当面说了他，他却反而发火拂袖而去，本来人家是猜忌，他又不作解释辩白，误解在赵刚和公鸡心里已经成了定势，这个芥蒂化解不开，我们四个结拜兄弟的关系就永远难以复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京 第三章（6）
黄大满郑重其事地让我提醒赵刚和公鸡，虽然他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直觉却告诉我，黄大满肯定知道一些什么，他仅仅是不愿意说而已。但是我却暗暗在心里装了一件事情：抽空把他们拢到一起，吃顿饭，该说的说说，既然结拜了，就是亲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异国他乡遭遇厄运。
那天回到寮里，公鸡躺在榻榻米上，脸上有伤痕和血渍，身上的衣裳脏兮兮的，活像刚刚在地上打过滚。我惊问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他说街上碰到了混混，打了一架。显然，他在说谎搪塞。日本社会秩序良好，人们彬彬有礼，我到日本以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吵嘴打架的，更没有见到过他说的混混。他一个外国人，能和什么样的日本混混打架呢？即便真的打架，警察也会及时出现处置，不会就让他这么跑回家里。
我再次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有什么事你给二哥说，二哥帮你。”我说的是真心实话，如果有人欺负他，作为结拜兄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他摇摇头，口气挺不耐烦：“给你说了，没事，就是遇上两个混混捣乱，打了几下。”
我连忙跑到街头的药店，买了红汞、纱布之类的药物，又到售卖店买了一些吃食、啤酒，又要了一些冰块，回到屋里之后，给他涂上了药水，包扎了一下，肿胀的位置做了冰敷。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很顺从，默默地，任我摆布，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让他吃点东西，他吃了，却没吃多少，他的胃口一向很好，今天却吃不下东西，我猜测，不是胃口不好，而是心情不好。
晚上，黄大满回来了，见到他那个样儿，也不好再绷着，问长问短地关心，找出他的换洗衣裳，让他换下身上的脏衣服，跑到露台的自来水管上给他洗衣服。
我跟到露台上，悄声问黄大满，他是否相信公鸡是在街上跟不相干的混混打架了？黄大满欲言又止，我再三追问：“你有什么话不能说？有话都憋在心里，我们还是兄弟吗？你再这么掖着藏着，等到出了大事，你后悔来不及。”
逼到了这个分上，黄大满才告诉我，他在歌舞伎町看到公鸡在做案内人。
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跑到歌舞伎町去了？”
歌舞伎町位于新宿，在几乎所有人的印象中，那是世界有名的红灯区之一。事实上，歌舞伎町是一个庞大的娱乐中心，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烟花之地。案内人，就是国内俗称的皮条客、黄牛。歌舞伎町有很多“无料案内所”，“无料”是免费的意思，案内所就是给前往歌舞伎町观光、消费的人推介吃喝玩乐的场所，反过来说，就是给那些吃喝玩乐的场所拉客的人。他们不向客人收费，而是从那些从事娱乐行业的商家那儿提成。
我的问话，尤其是惊诧的口气让黄大满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却也没有隐瞒：“我去过，你难道没有去过？”
迄今为止我还真没有去过，不是我假冒正人君子，也不是我无欲无求，而是谋生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此外，我也胆小，怕在那种地方遇上麻烦。
黄大满告诉我：“我在那边有朋友，女的，坐台的，没事过去看看，有时候也在一起喝酒聊天。”
我明白他说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人非圣贤，孤身在外，精神和肉体、心理和生理都需要慰藉，这我能理解。再说了，我也没有权利干预人家的私生活。可是，公鸡到那里当案内人，靠拉皮条挣钱，却太出乎我的意料，也太让我不安了。那种地方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在那种地方从事那种最下贱、低级的职业，如果那也能算作职业的话，我没法想象，他会遇上什么事情，也没法想象，他今后会落个什么下场。
东京 第三章（7）
我扭头回到屋里，公鸡已经入睡，时断时续的鼾声证明他即使在睡梦中也很难安稳。我没有叫醒他，我想，这几天一定要安排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几天以后，公鸡回来得早一些，我把他叫到露台上，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到新宿歌舞伎町做了案内人，他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的。
我开始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地劝说他脱离那个圈子，脱离那个场所。我给他分析那种黑白道混杂、藏污纳垢之处的种种风险和肮脏；我指出他的红色出身、高干子弟背景与现在从事职业的可悲位差；我向他说教做人的尊严和道义，处事的原则和伦理……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突然由一个口拙的人变成了能言善辩之士，突然由一个扮演兄长的爷们儿变成了苦口婆心的婆婆。
公鸡一直保持沉默，对我的唠叨不置可否。我说了一个多小时，口干舌燥，实在找不到话头的时候，只好闭嘴。他抓住我闭嘴的空隙，声音不大，但非常坚定地说：“二哥，干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觉得当案内人，比你和大哥跑场子卖把式低级。再说了，我不去干那个，我能干什么？跟着你们满世界跑着卖艺？你们能卖艺，我能卖什么？算了吧，这是日本，不是中国，没人在乎你干什么，在乎的是你兜里有多少日元。”
说完，他扔下我，转身就走，走到露台和过道联通的门口，他回身叫我：“该睡觉了。”
我一个人呆在露台上，我不能不承认，公鸡说得有道理，面对生存这个大命题，干什么都无所谓了。
相比公鸡，赵刚似乎更神秘一些。他越来越少回寮跟我们在一起，整天在外边不知道干什么。我问过他，他含糊其辞，说他在外边打工，做一点小生意。我不好再多问，作为结拜兄弟中的老二，我算他的兄长，可是我并不能给他提供想要的生活。初时四个人在一起共创大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犹在耳畔，却已经貌合神离，即将各奔东西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要搬走，说是自己租了房子。我们问他搬到哪去，他不说，我们要帮忙，他也不用。结拜兄弟，突然独自搬出，难免让人神伤，我试图挽留他：“老三，你能不能再忍忍？我们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不是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吗？现在我们条件是比较差，可是住在一起毕竟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你一个人搬出去住，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连个帮忙叫人的人都没有。”
赵刚咧嘴笑笑：“我们中国人一向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还是各干各的好。”
我的心让他说得冰凉，他仍然在怀疑我和黄大满挣了大钱，独自私吞了，为此至今对我们耿耿于怀。
第二个离开我们的是公鸡，他和赵刚不一样，赵刚走前好赖还给我们打了个招呼，他却连招呼都没有打，我们回家以后，发现他的个人物品不翼而飞，刚开始还以为遭窃了，我正要报警，黄大满拦住了我：“别报警了，人家走了，如果是小偷进来了，不会光偷他不偷我们。”
公鸡的不辞而别，令我倍感忐忑，因为就关系而言，他和赵刚相对于我，太不一样了，潜意识里，我仍然认为我对他承担着一份责任。况且，他这种分手方式，包含了深深的决裂、愤懑色彩。
没了赵刚和公鸡，我们的寮宽敞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真的分开了，心里确实空落落的不好受。只剩下我和黄大满了，我们俩处得更和谐、关系也更近了。有时候，甚至有那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贴心感。
东京 第三章（8）
黄大满一次喝过酒之后对我说：“看起来，还是咱哥俩缘分深，不管你还是我，有朝一日发达了，还是那句老话，苟富贵，勿相忘。”
我让他说得活像空肚子灌了姜汤，热辣辣地舒服，连忙回应他：“你发达了，我鞍前马后；我发达了，待你若上宾。”
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如果能够预见到我们俩的结局竟然会以背叛和决裂画上丑陋的句号，我想，我们那个时候肯定谁也笑不出来。
通过日本武道协会，我和黄大满顺利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权，有了永久居留证，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家属接过来了。在日本这几年，我老婆追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他们娘俩什么时候能到日本来。知道我办理了永久居留权，我老婆急不可耐要马上赴日：“你怎么回事？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不想要就明说，我立马到日本跟你办手续，给你自由。”
我当时把那当成了玩笑话，连忙许诺：“我尽快给你们办手续，租房子，对了，你房子买了没有？”
我早早就把买房子的钱给她寄了过去，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买一套房子，她搬过去，给我爸妈腾房子。几年过去了，她却一直迟迟没买，我催办的时候，她有无数个理由等着我， 听到我又提起买房子的事情，电话那头，她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没错，迟早要去日本，我买房子给谁住？”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迟迟不买房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到日本来过日子。早知道她有这个想法，我也就没必要把那辛辛苦苦挣来准备做投资的几百万日元汇回去。如果当初不把那几百万日元汇回去，也许我就能搭上上个世纪日本经济疯狂扩张的班车，现在早就发达起来了。也许我们早就能在东京团圆，也许就不会再持续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了。
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由生气：“你不买房，把钱赶紧给我寄回来，我办公司要用钱。”
我老婆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得先把我们娘俩办出去。”
我答应了她，因为，我还指望她能把那几百万日元回笼，帮助我注册开办一家株式会社。会社的名称我都想好了：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同时我也知道，办这样一家会社，我靠不上任何人，只能靠我自己。我面临的首要问题却仍然是资金问题。办公司、租房子、聘员工等等开销下来，没有两千万日元撑着，八成不等业务开展起来就得收摊。
如果那个时候我老婆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实话实说，把钱给我汇回来，我就可以在日本注册公司，然后名正言顺地办永居，用不着拖这么久，也用不着再在这座寮里和老鼠蟑螂同居一室。
老婆孩子要来了，我开始着手找房子，按照我当时的经济实力，买房子也不是不可能，起码首付我能拿得出来，然而，我只能租房子，我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况且，房子不是我一个人住，是我们一家三口住，买房子的地段、格局、大小等等问题，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几年的辛劳，我们有了可以不再像狗一样住在破败简陋的寮中的经济基础。我和黄大满商议，我要租房子，因为我老婆孩子要来了，问他是一个人继续住在这儿，还是也换个地方。黄大满呵呵笑，说他早就想换个地方了，一直没好意思说，怕我舍不得多花钱，也怕我怀疑他不愿意跟我合伙住了。
东京 第三章（9）
我笑骂他：“你这个人啊，啥都好，就是一样不好，不实诚。”
不久，我们就各自租了房子，离开了那座我们栖身近十年的寮。回身看着那座破旧、寒酸的寮，想当初住进来的时候，离开这里，搬进更好的住所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隐性目标，可是，今天真的要离开它了，一缕留恋、伤感、惆怅混杂在一起的情思竟然让我鼻酸。我们四个人结拜盟誓的情景，我们在这里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这里憧憬未来，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
有了永居权，老婆孩子的入国手续非常顺利。我从日本给他们订了由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我和黄大满去接他们。当我老婆带着我儿子走出成田机场的时候，我莫名地有些心慌，就像即将面对一个新的未来而心里发虚。因为，我忽然对他们有了陌生感。
我儿子对我也感到陌生，这可以从他叫我“爸爸”的时候，那迟疑不决的表情，还有轻微的蚊子一样的轻声中感觉到。
我老婆并没有夫妻相见时候应有的那份高兴、热情，反而有些拘谨、客气。我也一样，事先想象的见面后的兴奋和激动并没有出现，当我接过他们的行李，牵起我儿子的手朝外边走的时候，我甚至有些胆怯，怀疑我是不是做好了跟他们一起在日本生活的准备，不但是物质上的准备，也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准备。
把他们接回家里以后，我送黄大满下楼，在楼下，我向黄大满诉说了我心中的忧虑：我跟他们生疏了，我担心今后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能不能和谐圆满，他们到日本以后，能不能尽快适应日本这个社会。
黄大满安慰我：“你跟他们分别已经将近十年了，不生疏才怪，生疏正常，别担心，在一起呆几天就好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给他们办上学的事情，你老婆要上日语学校，你儿子也要上日语学校，别的事情都不用急。”
上楼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接通以后，愕然，电话竟然是至美打过来的。她问我接到夫人和孩子了没有，我说接到了，一切顺利，谢谢她的关心。她又让我代她向我的妻子孩子问好，我说谢谢，我一定带到。她又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带着我的妻子儿子到她家做客，她一家都渴望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我说谢谢，等安顿好了，我们一家一定去府上拜访……
就这样聊着，不知不觉我就进了家门，我老婆问我：“你在跟谁说话？”
那一刻，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冥冥中真有看不见的神祇在拿我开心，我说了一个不值得说的谎言：“哦，我跟一个朋友说话。”
“男的女的？”
“男的。”
我老婆冷眼瞥我，没有再问什么，那眼神却告诉我，她听到了手机漏出来的话音，那不是男的。
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进入了空前的忙碌阶段，给他们娘俩分别联系了相应的日语学校，开始着手筹办我理想中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他们娘俩也投入了紧张新鲜的学习生活。也许因为大家都有事情忙碌，人一忙鸡零狗碎的麻烦事情就少，家里的生活很快进入了轨道。
我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从理论上说，除了我以外，还有黄大满，我想，他之所以会那样，还是对我缺乏信心。好在，只要有两人以上名义合营，我们就能注册株式会社。我老婆来了，就又加上了她，她也算一个股东，其实她一分钱也没出。话说回来，她出不出，出多少，对我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为了注册得好看一点，我把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全部做了资本金，一共有一千多万日元。
东京 第三章（10）
我动员我老婆把我早年寄给她让买房子，她却没有买的那笔几百万日元一起作为注册资金，那样别的不说，起码公司的脸好看一些，做生意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往往就看注册资本数额。
我老婆严辞拒绝了我的要求，她有她的道理：“那笔钱我要留着以防万一，在日本生活，我心里没底。”随着日元汇率的提高，现在这几百万日元已经等于五六十万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那笔钱也不是你的，起码不是你一个人的，我用它还不是为了给家里挣钱，让我们在日本过得更有安全感嘛。”我还想再纠缠一下，她下意识紧紧抱住自己的胸部，似乎那笔钱就藏在她的胸部，又好像我朝她要那笔钱就等同于街上袭胸的流氓：“动那笔钱你别想，死了那条心吧。”
我担任社长，黄大满是副社长兼企划部长，主要负责项目策划、国内联络等等。我老婆原来说好要当财务部长，可惜她没有日本会计师资格证书，如果聘用她当会计，我们的企业会受罚。于是我聘用了一个日本会计美惠，一个日本职员仓健忍担任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日本国内的演出联络事宜。
我们成立福民株式会社的初衷，是要通过开展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来开发文化产业。按照我们的设想，首先就是要组建一个中国在日杂技团。杂技团演员完全从国内选拔，然后由公司负责办理赴日签证手续，在日本组织演出。
那段时间，是我们疯狂忙碌的时间，我这个时候才领悟到，当老板并不比打工轻松，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比打工更加耗人。因为，打工出力，当老板，不但要出力，更要劳心。心的疲劳，比体力的付出更加难以得到物质的弥补。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国遴选杂技演员。因为这种签证都是劳务签证，管理相对严格，对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比如我们这样的公司，也有相对严格的资格审查。而且要有我们公司提供担保。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努力，我们公司获得了二十个员额的劳务签证。我回国了，我的任务是到国内各杂技团选拔演员，并且要说服他或者她肯跟我到日本演出，时间是半年，到期如果双方都有继续合作的愿望，还可以续签。我相信，没有谁会不愿意跟我到日本来，不但可以出国到日本生活，还有比国内高得多的收入，这些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第一次回国，飞机降落首都机场的那会儿，我腿软软的有些站不起来，我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这首著名的思乡名句，真是我那会儿心情的真实写照。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看望我的父母，让我奇怪的是，我敲开本应由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楼房的房门时，开门的是我弟弟。
“哦，哥啊，你怎么回来了？”
我弟弟看到我，惊愕极了，这也难怪，我回来之前没有告诉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父母担心。我知道，从我告诉他们我将回北京那一天开始，我爸我妈肯定连觉都睡不好，人越老越担不住事儿。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旅程，在他们心目里，就是险恶无比、危机四伏的征程，尤其对于儿女，想象出来的千百个危机都会危及他们儿女的安全。
“你怎么住回来了？咱爸咱妈呢？”这是我的惊愕。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东京 第三章（11）
“他们住不惯楼房，还是爱住老院子，嫂子走了以后，我们就又调回来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扭头便走，于是进了我弟弟的家。弟弟忙着给我沏茶倒水，我四处打量，房子的墙很白，显然是重新粉刷过的。家具却是他们原来的旧款，也许经过了搬来搬去的折磨，家具的边边角角有累累的伤痕。我断定，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果然，弟弟在给我端过一杯茉莉花茶的同时，马上提出了他的要求：“哥，什么时候带我去日本？我都等不及了。”
我这一回回来，手里捏着二十个赴日劳务签证的指标，这是已经经过日本入管局审批过的。指标看起来数目不少，但是距离我们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二十个人，很难组织起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杂技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国内杂技团出色的演员和出色的节目进行了筛选，我们需要的人数至少要三十个，现在却只有二十个指标，如果带我弟弟出去，那么，势必要少办一个杂技演员。
我从来不善于对自己的亲人说假话，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弟弟，他急不可耐：“演杂技嘛，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不成，我这一回一定要跟你走，在国内，唱戏的越来越难混了，体制改革，剧团企业化，自己养活自己，又没人看戏，这不明摆着等死吗？”
我不能正面拒绝他，也不忍心看到他遭到拒绝之后的失望，就含糊其辞：“你别急，我再看看，如果有可能，我尽量。”
我急着去看我爸我妈，告别了弟弟，回到了我那老胡同里的大杂院。几年不见，我爸我妈都苍老了许多，头发都已经全白，脸上也有了老年斑，但是身板都还硬朗。我回来之前，跟大部分回国省亲、公干的人一样，做了一些修饰打扮，换上了名牌的西装，戴上了名牌的手表，做出在外面混得不错的样儿。这既是为了安慰家人，也是为了撑个面子。好在，在国外不管你是打扫厕所还是刷盘子，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挣来的钱照样可以买一些新鲜时髦的东西充门面。
我爸爸呵呵笑着调侃我：“你怎么变种了，我越看你越像日本人。”
我问我爸我妈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挺好，就是有点想孙子：“不过问题也不大，大孙子走了，还有二孙子。要是二孙子也走了，我们就上大街上扭秧歌去。”
我惊问：“他们上哪去？”
我爸爸也惊问：“你这次不带你弟弟到日本去啊？”
我说可能不成，指标太少，我们需要的人才都不够用，他迟早会去，这一回却不行。
我爸爸不高兴了：“你弟弟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你这个当哥的回来带他去日本，你的指标再少，二十个还缺你弟弟那一个？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我就不信你弟弟去了，对你还能不如别人可靠？”
我这才明白，我刚才还没到家，我弟弟已经给我爸爸通了电话，做了工作，让我爸爸帮他说服我带他去日本。
我妈也开始出面帮我弟弟说话：“我跟你爸爸都老了，照顾不了你们几年了，我们走了，扔下你弟弟一个能放心吗？你把你弟弟办到日本去，在日本你们兄弟之间也相互有个照应，我跟你爸爸就算是走了，也能放心。”
看着父母脸上沟壑一样的岁月刻痕，听着他们对我们未来的忧心渴盼，我还能说什么？只能承诺，这一次一定把我弟弟带出去：“你们就放心吧，我答应你们，还好，我弟弟是京剧团的，搞演出应该也有经验，杂技团办起来了，就让他管这摊事。”
东京 第三章（12）
我向父母屈服了，满足了弟弟的愿望，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仅仅是为了能带弟弟出去，我额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去日本演出就业的人员，都是经过入管局审查过的，现在要将其中的一个替换成我弟弟，就要重新填报申请，而且这一切手续都要在日本国内办理。就是为了把弟弟办理出国，我又往返日本两次，最终总算是把手续办妥了。那一次我不但带回了十九个国内年轻拔尖的杂技演员，还带回了我弟弟这个京剧演员。
半年内，我们的杂技团几乎走遍了日本，到处巡演，向日本人民展示着中国的杂技艺术。我如果有空，就会参加他们的演出，中间Сhā播一段我的武术表演。
我任命我弟弟担任副社长，主管演出，月薪三十万日元，月末还有奖金，年底还可以拿到年终奖。这个收入超过了日本政府机关的课长，相当于当时国内每个月两万三千多块钱的收入，在日本也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我弟弟兴奋极了，积极性空前高涨，我那段时间有意脱手，尽量把杂技表演这个文化交流项目交给我弟弟去做，其一，他可以做得很好。其二，我和黄大满正在全力以赴地着手一个大项目：为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组织一次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是黄大满联系的，合作方是日本中影株式会社社长大冈先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机会，开办大型的两国传统技艺巡展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国寻访一些有民间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方说剪纸、面人、武术、国画等等方面的人才，组织他们到日本旅游展览表演。同时，寻找一些有日本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如Сhā花、茶道、武道等方面的人才，到中国进行旅游展演，以民间传统文化技艺展演为主要内容，开展两国庆祝建交三十周年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有意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士，费用自理，并且还要交纳报名费、活动费等等。
那段时间，我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回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征求有特殊技能又有意赴日展演的人士，二是联系日方代表团展演的场地和场次，还有旅游参观的项目等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广泛，好在我回国之前，找到了王参赞，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方案，得到了使馆的大力支持，回国联系的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有关方面还答应这项活动的开幕式，可以放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我们跟中影株式会社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的那一天，我和大冈社长亲自出席。大冈年约五十，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典型的日本商界名流派头，对人非常和蔼、客气。我们双方商定：邀请日本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参与这个活动，所有参加这项活动的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组成“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传统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董事会”，董事会下设项目执行机构，采取项目负责制，单独设立专项账户，机构由董事会推选出来的五名成员组成，我担任项目总裁、法人代表，大冈担任项目副总裁，黄大满担任执行总裁。执行中有什么问题，由五名机构成员投票表决，机构成员无法处理的重大事宜，由交流活动董事会决定。
在日本方面，我们还联络了各个地区的文化机构，凡是参与这项活动的地区，都可以获得项目展演优先权。经过多方努力，这个活动进展顺利，根据登记报名的人数测算，整个活动的经营额至少可以达到五亿两千万日元，毛利将近一亿日元。
东京 第三章（13）
我们为有这么大的项目而振奋，同时也预期这个项目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老二，咱们可算是捞着大鲸鱼了，你放心，大哥我从现在开始就把全副身心投入到这里边去，别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公司里别的事情你多操心啊。”黄大满兴奋得就像打了鸡血，坐都坐不住了。这项业务是由他承接的，据他说，他是和大冈社长在慰问神户地震义演的时候认识的。
神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杂技团刚刚组建不久，承接了好几项商业演出合同。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停止了一切商业演出，所有为赈灾的义演我们都积极参加。还直接到地震灾区神户为灾民做了两天三场慰问演出。他这一说，我对那位大冈先生似乎也有印象，肯定当时也见过面，可能由于当时忙乱，没有记住。
项目运转顺利，我们对前途满怀信心，那会儿，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条通衢，大道的尽头就是阳光明媚、花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天堂。然而，命运有的时候就像阴谋家，它在向你绽开笑脸的时候，却暗暗设下了打死你你也想不到的阴暗陷阱。
“你妈呢？怎么还没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儿子已经睡下，我老婆却仍然没有回家。
“妈妈说她要补课。”
我挂了她的电话，很晚了，我想问问她需不需要我去接她。电话响了，她却没有接，我有些担心，下楼准备到语言学校找她，我刚刚下楼，一辆黑色雷克萨斯停在门前，我老婆从车上下来，跟车内的人挥手道别，一回头看到我吃了一惊：“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
“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我正要去找你，开车的是谁？”
“哦，给我补课的老师，顺路捎了我一程。”
我没有继续追问，据我了解，在日本，一个普通的教师，应该不会驾驶那种高档的雷克萨斯轿车。本来我还想跟她谈谈那几百万日元的事情，然而，突然间我对那几百万日元一点欲望都没有了。平心而论，相对于价值十亿日元的生意，几百万日元能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老婆上楼了，我跟在她的身后正要上楼，却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叫我：“二哥，老许，二哥，老许……”
声音唤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忙碌的时光过得飞快，能够在日本这样称呼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公鸡，一个是赵刚。而对于我来说，他们两个人都像是我上一辈子留下的记忆。这么晚了，在僻静住宅区的阴暗角落发出的这种呼叫很瘆人，他们俩无论是谁都不知道我现在的住处，能够在深夜找到这里，并且呼唤我……我有了毛骨悚然的感觉。
“二哥，二哥……”
叫我的人终于现身了，从楼门拐角处的阴影里，赵刚蹿了出来，一把扯住我将我朝旁边拉：“二哥，是我，快点，别让人看见。”
我跟他已经有三年没见过面了，公鸡虽然也没有再见面，我却知道他大概还在歌舞伎町混事儿，赵刚从分手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今天他突然出现，我的预感很不好，尤其是从来没有联系过，他却对我的情况知之甚详，甚至我家的地址他都知道，难道他始终在暗中监视着我？
“老三，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怎么也不通个信儿。”
赵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截了当：“二哥，我遇到大难了，你得想办法帮我跑路。”
东京 第三章（14）
我问他：“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赵刚还是那句话：“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跑路？”
“跑路”是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对“逃跑”、“躲藏”这一类概念的习惯说法，我断定他肯定遇上过不去的坎了，不然也不会这么急三火四地贸然冲到我家来找我让我帮他跑路。
“你别急，跑不跑路也不在这一刻，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慢慢商量，你总得让我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能不能不跑路啊。”
他点点头，我带他去了街区背后小巷道里的一家居酒屋，那家居酒屋跟其他的居酒屋略有不同的是，除了柜台前面的座位，在里套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火车座式的半封闭包厢，很适合需要躲避外人眼睛的情人隐藏，我便带着他到了那间包厢。
灯光下我才看清，赵刚瘦多了，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登山靴，遮阳帽边沿外的头发就像女人披肩发。留这么长的头发，我不知道是他故意的，还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理发，过去，他一向留的都是小平头。
“弄点吃的，饿坏了。”赵刚前后左右打量了一阵，这个环境看样挺合他的心思，坐定之后，立刻提出了要求。
我说：“你自己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他连连点头：“外面传说的不假，二哥你发达了，早知道这样，我一直跟着你多好。”
我问他：“外面传说？传说什么了？”
赵刚忙着低头点吃点喝，顾不上回答我。他要了双份烤牛排，双份生鱼片，我还以为他带了我的份，连忙告诉他我才吃过不久，吃不下去，一会儿陪他喝两杯酒就行了。他说他知道我吃不下，也没给我要，都是给他自己要的。
片刻之后，菜肴和日本吟酿都上齐了，赵刚狼吞虎咽，那副吃相告诉我，他至少一整天啥也没吃了。
“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一直没有你的信儿。”我再次问他这个问题。
他摇摇头：“一言难尽，干的都是不能说的事儿，你别问，你不知道更好，知道了就是麻烦。”
他这么说，我也不好再问。吃饱喝足了，他用手背抹抹嘴，然后说：“二哥，你想一想，我一无特长，二无关系，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能混出什么样来？要想发财，不干点别人不敢干、不愿意干的事情，怎么生存？我告诉你一句吧，我这几年一直在卖肉。”
我愣了：“卖什么肉？你不至于去当鸭子吧？”
赵刚嘿嘿笑：“就差当鸭子了，我是拿别人当肉卖。”
“你跟公鸡一样，当案内人，拉皮条去了？”
“哪里，我还不至于那么低贱，我是批发，从东南亚、大陆倒卖人口到日本。”
我这才明白：“你是当蛇头去了？那可都是黑社会啊。”
赵刚苦笑：“我哪有本事当蛇头？真当了蛇头也不至于今天跑路了，我不过就是马仔，负责接货送货。”
我还想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跑路，他拦住了我：“二哥，别再问了，我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你要是还念我们结拜一场，还有兄弟感情，就帮我一次，借我三十万日元就成，我保证还你，我有钱，都汇到外面去了。要是不方便，尽管说，我也不生气，你就当今天晚上没见到我。”
我犹豫不决了，三十万日元不是小数，不管他的承诺多么认真，拿出去了，就别想着还回来。
“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钱，谁出门也不可能在身上揣三十万日元现金，你急不急？如果不急，明天早上我到银行取了给你。”我下决心了，不管他能不能还，这三十万日元我都要给他。我蓦然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和公鸡从东京郊外的石材加工厂，给我偷回来一块表演用的石碑的情景。那天晚上，他也是摘下帽子，也是这样用手擦拭着脑门上的汗水，那个场景历历在目，我永远也忘不了。
东京 第三章（15）
“那好，明天早上十点钟，我还是在这儿等你。”
我们俩分手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老婆跟我吵吵闹闹，逼问我她上楼以后我又去哪了，我不能告诉她赵刚的事情，就说我心里闷到居酒屋喝酒去了。
她接着又开始责备我，到日本以后，没有学到好的，学会了晚上不回家，跑到小酒馆里喝酒：“你说你喝酒去了，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喝酒去了，再这样下去，这日子没法过了。”
赵刚的事弄得我心里很不平静，她反过来一吵一嚷更让我心烦，那天晚上，我睡到了儿子房间的地板上，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信守承诺跑到银行取了三十万日元，然后到头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喝酒的居酒屋等他。可是，他却没有出现，我一直等到中午，又在那里吃了午饭，赵刚始终没有来。我估计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没有时间过来，心想，反正钱我备好了，他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找我来拿。于是我离开了那间居酒屋，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钟。
当天晚上的电视，播报了一条社会新闻：在东京台东区的一座公园里，发现一具男尸，男尸后脑遭到枪击，警察已经确定属于谋杀，具体案情警察正在调查中。
这条新闻，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过了两天，黄大满来找我，他现在全力投入到了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文化交流项目中，项目执行组单独在外面租了房子，他一直在那边忙碌，基本上不到公司来。他原来负责公司内勤管理，现在全力以赴投入到了那个项目，我只好又招聘了一个沈阳来的女留学生做总务，管理公司的档案资料和内部通联，大约相当于国内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公司里的中国职员都把她叫“郭助理”，她姓郭，叫郭雅娜。
黄大满今天专门跑过来找我，肯定有事，而且不是好事，因为他的脸色很难看。郭雅娜知道黄大满的身份是副社长，看到他来，连忙沏茶倒水，毕恭毕敬。黄大满对着她的背影问我：“这小郭怎么样？”
我对小郭还谈不上印象好坏，她做事倒也勤谨，跟我弟弟关系走得比较近，听说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去泡酒吧、到居酒屋喝酒。我有时候也很担心他们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可是工作一忙就把这些事情扔到了脑后，反正，迟早我弟媳妇就会办到日本来，到了那个时候，也就用不着我操心了。
我不想跟黄大满谈郭雅娜的事儿，这也确实不是值得一谈的话题：“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气喘吁吁的，好像后面有警察追你。”
黄大满没说话，先掏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警察不会追我，我是良民，你看看这张照片，像谁？”
我接过报纸一看，心就凉了，照片是那天晚上在街心公园发现的死尸，跟电视不一样，电视还要照顾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观众抗议播放不适镜头，报纸却可以如实地把现场情况用照片展现给读者。那具死尸无疑就是赵刚，假发套扔在了一边，秃头，衣服还是跟我会面的时候穿的那一套。而且，报纸的报道还披露，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了假护照、假证件等等。但是，由于这些证件都是假的，所以警方无法判定该死者的身份。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赵刚啊？”黄大满问我。
我回过神来，点点头：“肯定是他，前几天他还来找过我，要钱，要跑路。”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东京 第三章（16）
黄大满说：“那就对了，我前段时间到歌舞伎町，听到那边的人传说，有一个中国人给歌舞伎町的老鸨子送人的时候，拿了五六百万的定金，然后把钱匿了，蛇头派人到处抓他呢。”
“赵刚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我问道。
“不清楚，可能从离开我们就干上了，也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干了。听说他们那些马仔利用会日语、情况熟的条件，专门负责从船上把蛇头拐骗来的女孩子给开窑子的老鸨子送。先从老鸨子那儿拿到定金，然后把定金交给蛇头，蛇头交人由他们送给下家，再由下家付款。可能赵刚把人家的钱给吞了，人家自然要找他麻烦。”
经黄大满这么一分析，我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赵刚说他有钱，都汇到国外去了，一定会还给我钱。看来他把吞了的蛇头的钱已经汇到了国外，然后再偷渡离开日本，到他藏钱的国家生活。结果，把自己的命扔在了异国他乡。
“你经常去歌舞伎町，有没有公鸡的消息？”
黄大满说：“当然有啊，公鸡混到了海帮，娶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女人，归化加入了日本国籍，现在成了日本人了。这小子加入日本国籍之后，就又把那个日本女人踹了，现在又娶了一个开饭馆的日本女人，年龄还是比他大，听说这个女人的哥哥是海帮红叶组的组长，也可能有了这一层关系，公鸡现在混得还不错，起码不像原来那么受欺负了。”
海帮是日本相当有名的黑道组织，也是警方监控的重要对象，跟那种黑帮组织挂上了，很难说今后会是什么下场。公鸡最终还是走了这条卖身的路子，不管卖什么，在当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做什么，怎么做，已经并不重要，人们习惯了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我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公鸡一路走好而已。
那段时间，我重新调整了工作重点，让仓健忍跟着我，再招收一些临时工，把全副精力放到出租那幢如今属于我的大楼上，到处寻找客户，到处散发招租广告，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精力都深陷其中。如果这幢楼不及时租出去，我偿还银行贷款利息都很困难。
就在我把那幢大楼的事情基本安排妥当的时候，我接到了神户市生活文化局总干事长的电话。我跟他的友情是在神户大地震以后，带着杂技团到神户给灾民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这一次我们组织的庆祝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中日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组织到中国旅游、展演的日本传统文化艺术团参加人数达到了三百多人，是我们联络的各地方区域文化团体参与人数最多的几个县市之一。
他在电话里问我，为什么不再参与这项活动了，我告诉他，没有啊，这个活动自始至终我都是执行总裁、法人代表，我最近忙于其他事情，可能具体的工作做得比较少：“山田先生，不管我是不是直接在抓，你都得大力支持啊。”
他纳闷：“不对啊，现在的执行机构总执行长、法人代表不再是你，前段时间还专门召开了董事会议，根据你们福民企划的要求，把项目总裁、法人代表更换成黄大满了。”
我估计他弄错了：“不会，你可能弄错了，等到山田君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一定亲自奉陪。”
山田言之凿凿地说：“我不会弄错，我把最近召开的项目团体成员名单传真给你，你自己看看。”
东京 第三章（17）
我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传真，一看传真内容我就傻眼了。传真件的标题是《庆祝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民间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纪要》中对原来设置的五人执行机构进行了改组，黄大满任总裁、法定代表人，中影株式会社的大冈担任副总裁、执行长。我的名字在这份纪要中消失了，就像我跟这项活动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一样。
我连忙打电话找了数家董事会成员单位的负责人核实情况，结果都一样：我们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和中影株式会社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人，联合提出申请，要求改组大会执行机构组成|人员，我因为公务繁忙，辞去了活动总裁、法人代表，由黄大满接替。由此一来，这项活动就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忙乎半天，我倒成了局外人。
我马上打电话找黄大满，黄大满的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听。我再打，对方索性关机了。我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跑到执行机构办公室去找黄大满，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变成了生面孔，我们原来招聘的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黄总裁不在，我问他到哪去了，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道总裁到哪去了。
预期五个亿的项目，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我的手头溜走了，我实在不甘心，找到我弟弟跟他商量，可惜的是，他出不了什么高招，除了陪着我叹气，就是埋怨我不该那么相信黄大满：“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你这个当哥的不够意思，难道黄大满能比我这个亲弟弟还可靠吗？这么大的活动项目，你不交给我，却交给那个黄大满，谁见了钱不想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我心烦，他这么一说我就更烦，扔下他守着半瓶清酒，我冲出了居酒屋，满大街瞎转悠，脑子里乱哄哄的，觉得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10
我找不到黄大满，黄大满过了两天却主动找上门来，他拎了一根白坚木木剑，我见到他怒火中烧，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他进门以后，把木剑递给了我，我还没明白过来他要干吗，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对我说：“二弟，我知道我做得不对，可是我必须这么做。”
“你凭什么必须这么做？你这么做还有没有一点道义？你这不是骗子是什么？”我愤愤地责备他，却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那股火气。
黄大满说：“这个项目，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次做成了，我也就能开办我自己的公司，我总不能永远在你手下当职员吧？而对于你来说，同样的机会多的是，起码你现在有福民株式会社，还有做大生意的机会。”
我责问他：“你就为了这么一次机会，把做人的道义，把我们结拜的情谊，把我们的关系都扔了？”
他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很不仗义，很不地道，可是，我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对不起你，然而，我不这么做可能今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今天我请你用这把木剑打我，我就跪在这儿，我躲一下就不是男人，你放心打吧，一直把这把木剑打断。木剑打断了，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见，就算你从来没有我这个大哥，成不成？”
我气坏了，高高举起木剑，日本的白坚木木剑材质好，加工质量好，说是木剑，其实和木棍差不多，要是真的把木剑打断，我想他的骨头也就断得差不多了。可是，即便我把他打死了，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兄弟都没有了，我还要那么一个项目做什么？我高高举起的木剑实在无法朝他身上打，可是胸中闷的那一口气又实在难以消散，我把木剑狠狠地砸向了社长室的玻璃砖门。
东京 第三章（18）
爆炸一样的巨响吓呆了外边的职员们，黄大满却面不改色，我对他说：“你走吧，从今往后，就像你说的，我们永不相见。”
他站起来，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地走出了大门。以往，见到黄大满都毕恭毕敬打招呼的属下们，呆呆地目送他离去，就像一帮送葬的孝子。
朋友的背叛，经营的艰难，无处诉说的苦恼，就像酷刑隐藏在我的心里，折磨着我的灵魂。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居酒屋，独自守着一瓶清酒熬到深夜，然后在酒精的麻醉下踉跄在东京孤寂清冷的夜色中。
我至今不知道富士雄是怎么知道我精神状态不好的消息，他打电话过来，约我过去聊聊。我这才想起来，忙忙碌碌中，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见过他了。其实，内心里我会经常想起这个日本朋友，然而，对至美那种难言难诉的情感纠葛却让我对他的家望而却步，尤其是现在，当我老婆孩子来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更怕见到至美了。
我到了他们家，只有富士雄和他的太太在家。我跟他们聊了起来，我把心情不好的原因归结于经营压力大，工作太繁忙，没有跟他们说起黄大满，还有赵刚的事情。我了解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听到这些事情，一定会大为惊诧，也很难理解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日本社会谋生、挣扎的艰难，尤其是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
我没有掏心里话，富士雄也只能泛泛地对我劝慰、鼓励一番，话有些空洞，但多少对我也是一个安慰。我告辞出来，走过街角，至美却在后面叫我。我站下，她迈动日本女人特有的快步跑到我跟前，问我要去哪儿？我这才明白，刚才她也在家，只不过没有出来跟我见面。
我有些茫然，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现在要去哪儿：“去哪？不去哪，回公司吧。”
她说：“许君如果有时间，能不能陪至美去喝酒？”
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至美在一起喝过酒，就答应了她。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我们去的那家居酒屋有一个很怪的名字“坏情人”。
跟至美在一起，我莫名就有一种紧张、压抑感，说来可怜，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这其实是一种爱恋之情。我们要了吟酿，至美说她不吃荤腥，这几天要去大庄神社参拜，她自己要了一碟浅渍，浅渍是日本独有的腌菜，用淡盐水把萝卜、黄瓜、芹菜、茄子等淡淡地浸泡以后，在碟子里摆放成花瓣一样，清香爽口，是日本雅致女人的最爱。男人一般不太喜欢，仅仅用来做食用鸡鸭鱼肉之后的清口之物。
几杯酒下肚之后，紧张感被酒精驱散，我们之间话也多了起来。至美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言的事情：“我从许君的面色上看，许君的情绪很不好。许君夫人孩子来了以后，就很少到我们家来了，你们都还好吧？”
原来，她看到我心情不佳，怀疑我跟我老婆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心理作怪，我连忙否认：“没有，我们感情还好，再说，儿子都那么大了，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许君怎么看上去闷闷不乐的，我今天听许君跟我父亲谈话，也是言不由衷，有什么不可以对至美说吗？”
至美的温柔可人，彻底解除了我的武装，也许是有了酒劲，也许在那种心境下，我也本能渴望有一个红颜知己听我诉说，于是我把我们四个人结拜兄弟，后来分手，以及最近赵刚死去、黄大满背叛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我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至美也眼泪汪汪，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许君，请你放开胸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跟我们企盼的原本不同，我们都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我们应该做的是，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坦然相对……”
东京 第三章（19）
那一天，我们俩在那个“坏情人”居酒屋谈了很久，喝了很多，其中，除了在我悲情大作的时候，两手相握，相互安慰以外，没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出轨的言辞。从小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我父亲的耳提面命，还是舆论的软压力引导，都让我难以突破道德的樊篱。而且，面对至美那么美好的女孩子，我就像面对一件珍贵异常却又易碎的工艺品，只有默默地观赏，没有一丝占有的贪念。尽管这样，我们这一次的聚会仍然成了我命运中的灾难。
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我老婆现在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我的晚归，我回去再晚，她也不闻不问。她也经常回来得很晚，有的时候她带着我的儿子，有的时候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我曾经问过她都在外面干什么，她说她结识了一些日本妇女，跟那些日本妇女一起学习茶道、Сhā花。有的时候说她在外面补课。她的语言天分比我好，在语言学校的成绩比我好得多，日常对话，日语熟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这个已经在日本呆了十年之久的人，这也让我相信，她可能真的在外面补课。几天后，我老婆满面寒霜地把一沓照片甩给了我：“自己看看，我说你怎么对我们娘俩那么冷淡，原因我明白了。”
我拿过照片一看，愤怒和羞耻感搅成的邪火烧疼了我，我问她：“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
她不屑：“先别管照片哪来的，你先把你在那和那个女的干吗说清楚。”
我这个时候说了一句最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女孩子是富士雄的女儿，我们是朋友，你别胡猜忌，你可以说我，不能羞辱人家。”
我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清楚我和至美的关系，却忘了，也根本不可能想得到，对于心怀恶意的她，我的解释实际上等于出卖，等于给了她闹事的借口。
她“哼”了一声，然后极为刻毒地说：“我说嘛，一个男人独身在日本这样的花花世界，怎么可能那么老实，这不，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你选择，两条路，一条我们离婚，另一条，我到他们家去，让他们给我说个清楚。”
这两条路对我而言，都是绝路，离婚对我来说，简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噩梦，我不敢想象，我的儿子，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她去找富士雄家，可想而知会闹成什么样子，我同样不敢想象，善良无辜的富士雄一家竟然因我而招致羞辱，今后我还怎么面对忠厚善良的富士雄。
面对无法面对的选择，我只能一走了之，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和她那样的女人对话，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她这只不过是一个圈套、陷阱，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冷静地想一想，她居然能够雇人跟踪、监视我，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也许不会遭受后来那么残酷的羞辱和失败。
当时，我避开了她的锋芒，心想，睡一觉起来，她和我可能都会冷静一些，这些事情不难解释清楚。然而，我老婆，同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刘叔叔的第三个女儿刘老三却一点没有继承她父母的品质，绝对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反而沾染了足够的大杂院、小胡同里的痞气。她竟然跑到了富士雄家里，揪着至美质问人家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骂人家是第三者Сhā足，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种中国式的折腾让富士雄一家人都难以招架，面对一个中国女人的胡闹，富士雄那种日本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过去领人。我接到富士雄的电话连忙朝他们家奔，一路上我的脑子就像燃烧的煤球，恨不得炸开来才好，按照我当时的火气和温度，如果我赶到的时候，我老婆还在那儿闹，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抽她一顿大嘴巴。然而，我老婆却是一个极为机智的女人，她知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得我火冒三丈，也估计到我在怒火之下，八成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于是见好就收，赶在我到来之前撤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东京 第三章（20）
我到了，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向富士雄、美智子，还有至美道歉，深深地道歉。可是，还没等我张嘴，富士雄反过来向我道歉，连连鞠着躬说：“真对不起许君，给您家里人添麻烦了，小女不懂得中国家庭的习惯，冒昧跟许君单独相聚，给许君家庭造成了困扰，万望原谅。”
我连忙解释：“请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生气，是我老婆的不对，给你们家造成了麻烦，千万请原谅。”
富士雄说：“对不起许君，我们的友谊存放在这里。”他指了指胸口，“今后我们不会再给许君家庭添麻烦了，拜托。”
说完，富士雄和他妻子还有至美，深深鞠躬，不再起身，我的心一阵荒凉，阵阵寒潮掠过，就如冬天的戈壁。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我懂，富士雄的意思是告诉我，我们过去的友谊就此打住，今后希望我不要再去他们家，也不要再跟他们见面，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1
就在我后院起火、内外交困之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看看来电显示，电话号码是陌生的，接听以后，才知道竟然是黄大满找我。
“你还找我干吗？我们不是已经发誓永不相见了吗？”我余怒未熄，新火正旺，回话的口气自然非常不耐。
“老二，我完了，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分儿上，你得救我。”黄大满恳求我。
我问他：“你不是做了五亿多的大生意，已经发了吗？怎么能完？是不是拿我开心呢？没那个必要吧。”
他告诉我，我们当初都上当了，那个中影株式会社的社长大冈根本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收的客户预订金都让他卷跑了，现在日本警视厅都开始追查了。”
原来，那个大冈本身就是日本警视厅追缉的诈骗犯，跑到东南亚做了整形，换了身份，又跑回日本作了这么一场大案，然后卷了三千二百万的客户预订金一跑了之，尽管有日本警视厅Сhā手调查，却也是马后炮，根本连他的下落都找不到了。
黄大满露出了哭腔：“老二啊，你要是念在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么多年，借给我三千万日元，我就能把那些客户的预订金还上，还上了我还能再想办法，不然我就彻底完了。”
我那会儿刚刚收购了野村谷的那幢楼房，欠着银行大笔贷款，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真心愿意帮他，以我在日本的社会关系来说，筹措三千万日元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我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不想帮他这个忙。感情上，他背叛了我，我现在听到他的声音都会厌恶。理智上，我怀疑很可能他这是又一次欺骗。
我答复他，态度非常决绝：“不可能，别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我也不会借给你，你这是咎由自取。”
黄大满听到我如此决绝，没有说话，挂断了电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由电话传递的一次接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就像一阵轻烟，从我的世界消散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跑到南美洲去了，也有人说他跑回国了，还有人说他被追债的人派的杀手给灭了。
如果他还活着，我祝福他今后能有好日子；如果他已经不在人世，我祈祷他能够进入天堂。
那一年，似乎命中注定我要遭遇太多的背叛和分离。不久，我老婆正式向我提出了离婚，她的理由都是她自己编造的，却又都有证据，证据里包括那一沓在“坏情人”居酒屋拍摄的照片。
“你要是不同意离，我就到法院起诉，你在外边胡搞，婚姻过错方在你，根据婚姻法我有权追究你的损害赔偿。”
她说的是中国的婚姻法，我不知道日本的婚姻法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不管日本这边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都不可能跟她走上法庭，因为，如果跟她走上法庭，势必要牵扯上富士雄一家，尤其是至美。我不可能把无辜的富士雄一家人拽到法庭上去遭受羞辱。
我签了离婚协议书，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要保留我儿子的监护权。她争执了一番，我告诉她，如果她不同意这一条，即使闹到联合国去，我也不可能离婚。
拿了离婚协议书，她带着儿子和我让她在北京买房子的那几百万日元走了，那几百万日元她一直牢牢把在自己手里，似乎那本来就是她的钱。儿子才上小学，一直由她带大，而且我工作太忙，不可能给他很好的照顾，所以，她带着儿子走我并没有异议。我想，我拥有我儿子的监护权就够了。
她紧接着就嫁给了那个开雷克萨斯的日本男人，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就已经两情相悦，明铺暗盖了许久，我却一直还被蒙在鼓里。那个男人是一个商社的社长。三个月后，她，我的前妻，跟我在同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刘老三就正式申请归化成了日本籍。
东京 第四章（1）
给我弟弟办了永居，他立马将老婆孩子领到了日本，恰逢房价暴跌，他又抄底买了房子，一家三口人过起乐呵呵的小日子。他这样做，我也安心，就凭他跟那个郭雅娜那个热乎劲儿，我还真怕他们俩玩出点婚外恋之类的时髦来。万一让我弟媳妇发现，我敢断定，她能把我弟弟给骟了。我弟媳妇是刀马旦，脾气符合她的角色，在家里，绝对是统治者。
弟媳妇照例先去日语学校读书，闲暇，就到我的公司帮忙。中国话里帮忙这个词最逗，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帮着忙，也可以看做是越帮越忙，可是实际理解上，谁都能明白它的真实含义是帮助你干活、你太忙了别人过来帮你等等。我弟媳妇是一个外向人，长得也漂亮，不漂亮也唱不成刀马旦，很适合做公关、协调，日语学得也很好，虽然有点磕巴，总是带一口京腔京味儿，日本人反而很爱听。发挥她的特长，我就让她负责跑日本入管局那一摊子事儿。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最难的就是给入国的中国人办理担保。杂技团的演员签证到期了，要重新办担保，合同到期了，如果续签还好说，如果不续签重新进人，也得办签证担保。文化交流活动，到中国去的日本文化旅游团，用不着办担保，可是到日本来的文化旅游团，却需要担保。几个日本朋友劝我索性归化入籍算了，我却一直犹豫不决。那毕竟是要脱离中国国籍的大事儿，我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因为我加入了日本籍而不认我了。而且，加入日本国籍应该算是世界各国中最难的，像我前妻、公鸡他们属于同一类人，索性嫁给或者娶个日本人，顺理成章就能入籍。像我这种情况，只有一条路子可以入籍：特殊才能。
加入日本国籍，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享受日本国民待遇，就学、养老、医疗等等方面，都可以享受日本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人家严格控制入籍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今后所有到日本从事劳务的人员，也就是我们公司需要的大批的文化交流人员，我们可以直接提供担保，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搭人情地找日本朋友帮忙担保。此外，日本籍，雇用外国人的时候，缴税会有合理避税的可能，大大降低企业的税收压力。
宫本告诉我，如果我想加入日本国籍他可以帮忙，条件也满够，对我而言，武术功底就是特殊人才，而且，这些年在日本闯出了名头，尤其是神户大地震，我们公司的杂技团参与赈灾公益演出、赴地震现场给灾民做精神抚慰演出，是唯一的一家外国文艺团体，令日本人民印象深刻，估计应该没有大问题。
我却不敢，我怕我爸爸骂我，也怕我的中国同胞骂我，其实，我个人心里对到底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还是用日本国护照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管用什么护照，我的血管里流的还不是我爸我妈的血，我的筋骨肉还不是吃中国饭长起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含糊其辞，拖而不办。现在有了我弟媳妇搞公关，专门负责给赴日员工办理签证，找担保人，我也轻松了一些，就更不把加入日本籍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然而，我老婆却做了一件令我撕心裂肺般痛苦不堪的事情，也逼着我作出了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的决定。
从离婚第二年开始，她就不断地纠缠、逼迫我放弃对我儿子的监护权，把监护权交给她的现任日本丈夫。她拟了一份放弃监护权声明，追逼着让我签字。她有她的道理：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了日本丈夫，就能加入日本国籍，上学、社会保障都能享受到国民待遇，就连今后出国留学选择国家和学校条件，都能比当我这个中国父亲的儿子更好。
东京 第四章（2）
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断然拒绝。我想，放在任何一个父亲身上，拒绝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国内，如果孩子的监护权给她，我也许会同意，然而，在日本，把我儿子的监护权交给日本人，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
因为我儿子的法定监护人是我，所以，我老婆虽然自己加入了日本国籍，我儿子却不能加入。这样一来，上学读书，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方面，我儿子自然也享受不到日本孩子应有的权利。这本来很正常，很多从国内到日本来的夫妇，孩子不都这样生活着吗？
“你难道还打算今后把孩子再送回国吗？既然不打算再回国了，你难道准备让你儿子，就这样在日本当一辈子外国人吗？”我老婆，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前妻，堵在我的办公室不准我出去，并且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你也别一口拒绝，顽固不化对我们的儿子并没有好处，这样好不好？儿子已经十多岁懂事了，我们征求儿子的意见，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这个意见你如果都不答应，那我就只好跟你上法庭了。”
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按照她的方案办，我也相信，我的儿子绝对不会舍弃我这个亲生父亲，而去投靠那个日本人。不是人人都说，血浓于水，亲情如山吗？我把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寄托到了血浓于水、父子情深上。
过了两天，我前妻通知我到“坏情人”居酒屋会面，我不知道她选择这个居酒屋是什么目的，也许，她是在暗示我，我们婚姻的破裂，主要责任在我。也许，她自认为这个场合有利于扰乱我的心神。
“为什么要在那儿？你什么意思？”我提出了质疑。
“怎么？你不敢到那儿吗？你怕什么？”她这是激我，我却上当了，我坦坦荡荡，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她、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可怕的。于是我去了“坏情人”居酒屋。
她和她的现任丈夫都在，我儿子也在。那个日本丈夫闷不吭声，坐在一旁冷眼旁观着我们三个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莫过于杀子夺妻，我看到他，浑身颤抖，恨不得一掌拍碎他的脑袋。可是，我却不可能那么做，也没必要那么做。悲哀，父亲逼着我练了一辈子武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是没办法靠武功解决的。我狠狠地瞪着他，用我的眼神杀他，他却扭过头去看着外边，回避了我的视线。
会面由前妻主持，她倒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地问我儿子：“儿子，你愿意不愿意让龟太爸爸做你的监护人，今后由他接送你上学、放学，由他去参加你的家长会？”
我连忙Сhā嘴：“儿子，我是你的亲爸爸，你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愿意今后给他当儿子吗？”
让我今生今世也难以平复的痛苦一幕发生了，我儿子点点头，那个头点得非常暧昧，以至于我和前妻异口同声地追问：“你愿不愿意？”
我儿子终于说话了，说出了让我的心鲜血淋漓的话：“我愿意让龟太爸爸当我的监护人。”
我的前妻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她把笔塞进我的手里，又把那份监护权转移书摆到了我的面前：“签吧，我是他亲妈，你还不放心？”
我的手抖得活像狂风中的枯枝，许宗衡三个字我无论如何签不下去，我抱着一线希望再次问我儿子：“儿子，你难道就真的不要爸爸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京 第四章（3）
我儿子没有给我机会，他这一次回答得很明确：“不是不要你，是让龟太爸爸当我的监护人。”
这句话让我万念俱灰，这句话犹如一把尖刀直接Сhā进了我的心脏，我泪流如雨，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我仍然用颤抖的手，握着那支残酷的日本造签字笔，在那份监护权转移声明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许宗衡。这三个字扭扭曲曲，就跟这个世界一样丑陋，上面还有我的泪，泪洇湿了字迹，那三个字在我眼中恍然变成了天上的浮云，淡淡的，若有若无，我觉得，我自己也变成了浮云，变成了随风飘散的浮云。
我的前妻和儿子为了获得日本国籍，而硬生生抛弃我这件事情强烈地刺激了我，我决心归化入籍，成为日本国民。我奢望，如果我也拥有了日本国籍，也许，我还能再要回我儿子的监护权。入籍对我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我心中最大的障碍还是我爸爸的反对。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竟然比我更加开通。在正式递交申请手续之前，我给我爸爸挂了电话，挂电话之前，我就在心里想好了，如果我爸爸反对，我就放弃。
然而，我爸爸却说：“那不就是迁个户口吗？把中国户口改成日本户口，有什么？改就改，改成日本籍就不是人了？照样是人，我没意见。”
我爸爸简短的话语，豁达的态度，令我豁然开朗，是啊，就像我儿子，即使不再归我监护，他身上的血，他的遗传基因，还不都是我的吗？我加入了日本籍，又能说明什么？能说明我就变成日本人了吗？不会，我的心脏，我的血液，我的灵魂，不照样还是中国造吗？
再推而广之，我儿子在他母亲的操弄下，变更了我的监护权，把自己交给了那个日本雷克萨斯，然而，他能把自己的血液、遗传基因也变更成日本的雷克萨斯吗？
归化入籍申请过程虽然比较繁复，但是公司的法律顾问大岛茂全权负责，并没有耗我多少心思和精力。但是，提交申请之后，我就不能轻易离开日本，等待东京法务局事务官的面接。就在我等待面接的时候，我爸爸病了，我姐姐来电话，问我和我弟弟谁能回去，我正处在关键时候，自然不能轻易回去，只好派我弟弟先回去。
我吩咐我弟弟：“你到了以后，看看咱爸的情况，关键是要找最好的医院，别舍不得钱，钱我包了……”
我弟弟Сhā嘴：“那我的费用呢？”
到了这个分上，他还担心计较他的费用，我真想抽他一巴掌，可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打过他，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打他：“我包，我全包。”
我弟弟带着弟媳妇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北京照顾我爸爸去了。我弟弟很快来电话，告诉我我爸爸没大碍，就是老病复发，可能年轻的时候练什么功夫伤着内脏了，年纪大了就犯病。他们把我爸爸联系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还专门雇了护工照顾我爸爸。
接到了我弟弟的电话，我放心了。除了这些烦扰、忧虑和悲伤，那些日子也有值得高兴的事儿。别人都说情场失意，商场得意。我妻离子散了，婚姻失败了，可是我买的那幢楼房价格却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几年中翻了几番。
发财的梦想像梦一样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现实，加入日本国籍更是像到居酒屋喝酒一样轻松愉快。命运的光芒照得我有些眩晕，我刚刚从东京法务局出来，却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我爸爸刚才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我惊呆了，刚刚还兴高采烈跳动着的心脏突然间就被冷冻了，我几乎喘不上气来：“怎么回事？你不是来电话告诉我没事吗？”
我弟弟说：“不是我告诉你没事，爸的病其实很重，是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回来影响你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拒绝了所有邀请和应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我亲手撰写了父亲的灵牌，供在桌上，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为了加入日本国籍，我没有能够尽孝，没有能够给我父亲送终，这值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是我不能承受的沉重。
内心的痛苦、悔恨实在难以消解，我随手抓起桌上的裁纸刀，狠狠地切向我的食指，血液，这混杂着父亲血脉的血液从伤口汩汩流出。我从记事册上撕下了一页白纸，用我的血，在上面写下了四句话：父恩如山，泣血椎心，无以为报，但求来生。
然后，我把这张纸在我亲手制作的我爸爸简陋的灵位前面焚烧了。薄薄的纸张，在火焰的舔舐下很快化为灰烬，我呆呆地盯着那黑色的纸灰，心情灰暗、颓丧，人生说透了，最终不就是这样一捧灰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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