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儿三个，因为不是大妈和二妈身上掉下的­肉­，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她们没有像我妈那样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

但是在我们稍稍长大以后，如果方便，出门的时候，她们也会把我们带上，因为身边带上个能叫自己妈妈的小子也是给自己增光长脸的事儿。

我大妈的父亲哥儿五个，她的一个叔叔住在我们西边二里地的村子，这个叔叔行五，大妈的叔叔前几年死了，此时大妈的婶子又死了，给姪女送了信儿，此时我大妈身边已经空杆无毛没有孩子了，大妈跟我说：“你五姥姥死了，跟我坐席去吧。”

随后大妈领着我就到二里地远的五姥姥家坐席去了，坐席吃的是什么？香与不香我早忘掉了，可是和尚们晚上放“焰口[1]”那奇妙的音乐声快六十年了，我总也勾抹不掉。

美丽的声音我是第一次听到，给我记忆很深很深的是和尚手里举着的“云锣[2]”，大大小小的铜锣悬挂在大大小小的木框子里，和尚不紧不慢的敲着，还有个和尚双手抱着一个东西捧在嘴上，哪个东西上面有许多长长短短的管子，太好听了。

说是和尚们放焰口，其实里边已经没有一个真和尚了，里边大部分是村里的“火计道[3]”。

“火计道”们平时种地，娶媳­妇­时随着轿子吹笛捏眼，死人时当鼓手，“放焰口”时又凑在一块“放焰口”，“火计道”们每人都会熟练的演奏一种乐器，心中还会装着许多曲子，娶媳­妇­有娶­妇­喜庆欢快的曲子，出殡有出殡哀伤的曲子，放焰口了，演奏的曲子会让人感到飘飘欲仙。

娶媳­妇­吹笛捏眼的和送殡的吹鼓手们心里装着几支曲子就行了，可“放焰口”的和尚们，心里只装着几支曲子就不行了。

放焰口得念经，当时念的什么经，这得找研究佛学的人和佛教协会的人去考证，我记得当时和尚们，是演奏一段音乐念一段经。

念经是由一个叫“上座[4]”的来打头，“上座”坐在一个大八仙桌子上首，披着袈裟，戴着“五佛冠”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卷经书。

上座念一段经文，念完经文最后压轴的话总是“嘛啦嘛啦吽”，他念完了“嘛啦嘛啦吽”然后其他的和尚们就“吽唉、吽唉、吽唉、吽唉……”然后就该演奏乐器了。

“上座”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他原来是个真和尚，他的法号叫“化尘”，他是和平寺的最后一拨儿和尚，人们又叫他小和尚，解放那年他刚二十一岁，他长着一张国字型的脸，浓眉大眼，白净皮肤，走路端端庄庄的，是一幅正人君子菩萨相，解放了，庙宇的和尚已经不适宜新社会的新潮流，政府让他们还了俗。

解放了，庙宇里的和尚和供奉的“神仙”虽然没了，但是千百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生死轮回的佛教信仰却没有能够立马终止。

人们还希望有“放焰口”的给他们死去的父母超度，让他们父母早死早托生，托生到一个富贵人家去享福。

市场有这个需求，于是乎“火计道”们看准了这个商机，把已经退了役的这个真和尚“化尘”请了出来，让他当“上座”，有了真和尚当“上座”，念的是真“经”，放的“焰口”那就是真“焰口”了，百姓们认可了他们，他们的买卖异常红火，放一台“焰口”普通“和尚”每人一场是两块，上座是五块，还要管吃管喝。

放焰口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特殊时期前，特殊时期荡尽一切污泥浊水，放焰口自然不能幸免。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过去的不合法许多都变成了合法，虽然许多有悖于当今社会主流，但这些，对于现在以发展经济和社会和谐为主流的社会有的东西似乎已变得吹毛求疵了。

那些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而又深深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老东西又被人们拾了起来，成为了又一拨儿人挣钱的工具。

先前那拨“火计道”和当“上座”的和尚们已经做古了，他们手中的玩艺儿在当时被当成四旧被批得体无完肤了，自然他们手中和脑子中的东西没人去学习继承，已经绝灭了。

而后来拾起已经做古的“火计道”和“和尚”挣钱的“工具”的那拨儿人是谁呢？正是当初在特殊时期中批判“四旧”的**思想宣传队的那拨儿人。

九十年代初，他们都四、五十岁了，他们原来在宣传队中每人都会演奏一种乐器。有人穿针引线把他们组织起来，去挣死人的钱，去挣活人的钱，不过现在不是两块和五块，而是每人一场是一百、二百，那组织者或者五百，六百……或者更多。

而服务的质量却远没有原来的好了，原来哀有哀调，喜有喜调，可现在呢，哀喜都是一个调，他们演奏着“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有的在人家丧事时却吹打着“抬花娇”、“妹妹坐船头”。

演奏者挣了钱，主家花了钱，亲戚朋友们听了音乐高兴了，有的人说是铺张浪费，有的人说是又在搞封建迷信，而我说呢？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人们连饭都吃不上，他准不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人吃饭能吃多少哪，人们吃饱了喝足了，你不让他浪费点儿，留着那些钱让他­干­嘛去呢？

扯起闲篇，一扯就没了边儿，还是那句话，咱们来个孙悟空的跟斗云，从十万八千里地以外再折回原来的出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