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
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孤独的长跑者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PA－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剑 闭馕幻拦？蠛？诱獠旁尢酒鹄础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WEEN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ECHO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健崩鲜λ怠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对我点一个头，我们显然接受这位和蔼可亲又朴朴素素的好家伙。
杰克合适我们班上的情调，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是东南亚中的一国人。
她略棕色，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连身裙里，手上七个戒指是她特别的地方。眼窝深，下巴方，鼻子无肉，嘴唇薄……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自信，二十八九岁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英文太烂，只能讲单字，不能成句子。这使她非常紧张。艾琳马上注意到她的心态，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她只说了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我移到这位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把书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的传达到我心里，虽然不必明说。下了第一堂课，我拉她去楼下书店买教材，她说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没有书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来试试。”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是存心来上课的，虽然我们很活泼。而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来念书的，她只是来坐坐。她连书都不要，不是节省，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新同学跟我孤零零的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说说话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对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姐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份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分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份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他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分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
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杨柳青青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
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
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
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剑 蔽宜怠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健！蔽叶砸晃煌？赖娜怂怠K？彩俏焕鲜Γ？还？唤涛业摹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
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
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你从哪里来
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
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
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Сhā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的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的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帐……”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的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我一听，楞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那里买的？那里买的？”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试我，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Сhā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Сhā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罪在那里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CHO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的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的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的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园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连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的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我，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
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ECOM－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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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Сhā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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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掬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的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子，把车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阴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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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是读书天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Сhā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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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屋出售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Сhā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罗！”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味。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做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的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的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我先走了
——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
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的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这自然是生活中烦恼不多的大好条件。
有一年，偶尔回国，在电视上看见了纪政运动生涯的纪录片，我看见她如何在跑前热身，如何起跑，如何加速，如何诉说本身对于运动的理想和热爱……我专注的盯住画面不能分心，我分解她每一个举手投足的姿势，我观察她的表情，我回想报章杂志上有关她的半生故事，我知道她当时正跑出了世界纪录，我被她完全吸引住了的原因，还是她那运动大将的气质和风度，那份从容不迫，真是叹为观止。一个运动家，可以达到完美的极致，在纪政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
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纪政，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州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于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拚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的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配合国策迈向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孙女没有运动下去，父亲居然又转回来注意到了我。那一年我回国教书，父亲见我一日一日消瘦，母亲天天劝我：“睡觉、吃饭！”倒是父亲，他叫我不要休息，应该运动。我选择了慢跑。
有半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绝有三天左右的晚上，我开车到内湖的大湖公园，绕着湖水开始慢跑，总要跑到全身放松了，出汗了，这才回家继续工作。就有那么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大湖公园的人行道上慢跑，不远处来了两辆私家车，车上的人看我跑步，就放慢了车速开始跟我，我停步不跑了，车上下来七个男子，他们慢慢向我围上来，把我挤在他们的人圈里。其中一个人说：“小姐一个人散心不寂寞？”我看看四周，没有其他的行人，只有车辆快速的在路边驶过。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待这一群家伙，说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双关语，“笑问”他们是哪一个角的。他们一听我说起什么角什么角，就有些不自在，我把其中挡路的一个轻轻推开，头也不回的再跑，很有把握的跑进对岸丛林小路中再绕公园出来，那批人已经走了。从那次之后，我停止了夜间的慢跑，而清晨尚在读书，不能跑，这再次的运动也就停了。“角”的意思就是黑话“帮派”，看杂志看来的，居然用得顺口。
我们的家族运动小史并没有告一段落。小弟的大女儿天明今年八岁，得的奖状里虽然包括体育，可是她最痴迷疯狂的还是在阅读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看我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金钗都能背，她只运动那翻书的小指头。小弟的二女儿天白在两岁多时由茶几上跳下来，父亲观察她的动作，她不是直着脚跳的，她先弯下膝盖才借双脚的力一蹦落地，这发现又使父亲大喜，连说：“恐怕是这一个，可以训练。”从那时起，天白每与父亲见面时，祖孙两人就在游玩一种暗藏心机的运动游戏。可是天白现在已经四岁多了，她最大的成就却是：追赶着家中大人讲鬼故事。我们被她吓得哀叫，她是一句一句笑笑的逼上来，用词用句之外，气氛铺陈诡异、森冷、神秘，是个幻想魔术师——眼看她走上司马中原之路。她只做这种运动，四肢不算灵。每听孙女造鬼不疲，父亲总也叹一口气，他的期望这一次叫做活见鬼。
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做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
拉杂写来，由家庭中的运动小史铺展到马拉松，内心的联想很多。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路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在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在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能够就此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但诚实的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随风而去
——诗人痖弦的故事
要说的是——
老家本在河南南阳城外四十里爷爷半生赶驴车
爹爹做了庄稼郎
三代单传得一子
我娘长齐报天恩
那家园
白露前后看早麦
小麦青青大麦黄
总记得
老娘纺纱明月光
放下娃儿急急忙忙做鞋帮忘不了
老爹天方亮喝便上耕晌午打罢东偶又西桑
辛苦苦
巴到日落上了炕
计算算
今秋能拿几个洋
再想想
到了下年好歹加盖两间房苦盼盼
娃儿长大讨个媳妇儿好兴旺舍不得
小子细肩把锄扛
只期望
省城念书好风光
小子上学堂
爹娘向着师傅打躬屈膝泪滂滂孩儿灯下琅书声
喜得爹娘睡不沉
寒冬上炕让暖被
炎夏铺席打扇备凉床只求娃儿不灾不病写字忙爹娘白汤粗馍也是香小子十六作文章
村里人人面容光
看信代书把人拉
那今世秀才便是他
休道爹娘做牛做马费了学钱不管用只盼来年似锦前程祭祖告天耀门宗那年兵荒马乱方才起
唬得爹娘心惶惶
小子不及定亲家
慌慌张张打发他
说起同学结伴走
老娘漏夜赶行装
厚厚裤子肥肥袜
密密鞋帮打成双
不言不语切切缝
油灯点到五更蒙
老爹墙角挖出现大洋
老娘缝进贴身内衣裳小子不知离别伤
怨怪爹娘瞎张忙
只想青春结伴远
那知骨肉缘尽箭在弦才听得
更鸡鸣叫天方亮
就来了
同学扣窗启程嚷
三五小子意气佳
不见爹娘乱发一夜翻芦花门前呼唤声声到
灶上油饼急急烙
油腻腻
粗纸包着递上来
气呼呼
孩儿不耐伸手接
老娘擦眼硬塞饼
哽说趁热路上带了行推推拉拉几番拗
饼散一地沾白霜
娘捡油饼方抬头
孩儿已经大步走
娘呼儿可不能饿
人影已在柳树大桥头娘追带号扶树望
孩儿身影已渺茫
那柳树——
秋尽冬正来
寒鸦惊飞漫天哗
爹娘哭唤声不闻
三十年大江南北
离乱声讯终断绝
南阳城外老爹死也没瞑目睁眼不语去向黄泉路孤零老娘视茫茫
日日扶墙门前苦张望树青一年
娘泪千涟
我儿不死我儿不死
只看那青青杨柳树
我儿必不死
我儿在他乡
那一年
村人讨木要柴烧
老娘抱住杨柳腰
只道这是我儿心肝命
谁抢我拿命来拚
村人上前拖又说
老娘跪地不停把头磕那——一——年
树砍倒娘去了
死前挣扎一哽咽
叫声——“我儿”眼闭了江湖烟雨又十年
他方孩儿得乡讯
只告你爹你娘早去了
爹死薄棺尚一副
娘去门板白布蒙了土中是一场杨柳青青杨柳青青南阳城外四十里
小麦青青大麦黄
昔日一枕黄粱梦
今朝乍醒儿女忽成行养儿方知父母恩
云天渺渺何处奔
眼前油饼落满地
耳边哭声震天淘
悔不当初体娘心
而今思起——
眼不干
泪成河。
导读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老兄，我醒着
——导读《异乡人》
卡缪的第一部小说《异乡人》于一九四二年出版，是以年轻的法国人莫梭以及他所居住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为背景，叙述出来的一个故事。
这本小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描述莫梭母亲的死，以及他杀人以前的生活。第二部描写狱中生活和审判的情形。两部的构造，是用对照的方式表示两种不同世界的不同看法，那也正是莫梭视“直接感动”为真实的人生态度。
在第一部中，莫梭所过的生活，以母亲的死而明显的表露了他那冷漠的反应，是与一般社会惯例绝不相同的。葬礼过后，莫梭去做海水浴，和偶尔相遇的女朋友玛莉去看电影，当天晚上和她发生关系。那以后的两三个礼拜，他一如往昔，上班、下班、工作，星期六和玛莉约会。他的公司派他去巴黎，莫梭却以——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生活，而予拒绝。他虽不爱玛莉，却也答应跟她结婚。
莫梭这种平静的生活，终于因结识了一位毗邻而居的年轻人雷蒙而告终止。雷蒙是个皮条客，他发现自己的阿拉伯情妇移情别恋，处心积虑想要惩罚她，莫梭偶然地卷入这场争端。他答应替雷蒙想办法让他会见情妇。当雷蒙殴打情妇时，邻居召来了警察，莫梭又为雷蒙说谎，毫无动机的介入这件纠纷。
有个星期天，雷蒙叫莫梭一同去海边游玩，那时，包括雷蒙情妇弟弟在内的一群阿拉伯人跟他们打架，雷蒙因此受伤。后来莫梭再度只身外出，想在灼热的海滩附近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就在这个时候，迎面碰到了一个阿拉伯人。莫梭身上恰好放着雷蒙托给他保管的一枝手枪，再加上令人头昏目眩的阳光，使得莫梭神智混乱，他误把阳光的反射当成刀刃的锐利光芒，他扣动扳机射杀阿拉伯人。而后，再向尸体连发了四颗子弹。
莫梭被捕、受审、判处死刑。陪审员做这种判决，与其说是基于犯罪行为的事买，倒毋宁说是由于深恶莫梭的性格——特别在于他对母亲死后种种所谓放荡行为的深恶。
对于杀人，莫梭除了对预审推事表示是由于“太阳的缘故”之外，并不说明任何犯罪的动机——事实上，他的动机的确并不存在，除了太阳的缘故。
检察官向陪审员指出，莫梭没有一般人的情感，也没有罪的意识，是个“道德上的怪物”。莫梭在狱中等待受刑时，也的确扮演着一个社会怪物的角色，包括神父劝他忏悔、投向永生。莫梭除了大怒之外，不肯向宗教认同，他说，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与任何先验的价值无关。这种人生虽然荒谬，却是他唯一可以遵循的人生。他接受生，接受死，这使他奇异的寻护了和平，并且发现到自己和宇宙，终于合而为一。
我们阅读《异乡人》，应以故事的形式和风格所表达的莫梭性格为中心。以传统自传形式而言，《异乡人》中的莫梭，正是一个在任何社会形态下所谓的“异乡人”。卡缪用在以第一人称莫梭的文字，一向只提示事件，并不说明他对事件的反应；他不分析自己的感情，只是叙述琐碎的细节，或一些“感觉上”的印象。
莫梭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具有一般人的感情。他虽然认为母亲不死比较好，却未曾对她的死感到特别的悲哀。他欢喜玛莉的笑容，对她产生情ｙu，却没有爱她。他缺乏雄心，也不接受升迁的机会。他认为——“无论如何，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毕竟目前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有什么不悦的地方。”他甚至对于受审，都觉得不是自己的事，他只想快快审完，好回监狱里去睡觉。
我们透过《异乡人》这么一个人物，可能看见某些自己也常有的性格，那就是：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生活在无意识的生活习惯中而至麻木。莫梭是一个不知道本身人生意识的人，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主人翁。他对于生，既无特别的狂喜；对于死，也并不很在乎。整个的生命，不过是一场荒谬的过程。在这里面，除了“感觉”之外，人，没有其他的思想，包括杀人，也只因为那“阳光的刺目”而已。
莫梭，在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对于社会，事实上并没有露出明确的反抗——他只是放弃。或者说，他活得相当自在却又不在乎。
当莫梭自觉到他无法对人生赋予任何有意识的形态时，他很自然的放弃了一切，留下的生之喜悦，只是能够带给他直接反应的“感觉”。例如：“夏日的气息，我热爱的住家附近某个黄昏的景色、玛莉的微笑与洋装。”以上的种种，成为了他所感受的真实生活，而不想再去超过它们。莫梭把这些事情都放在生活里，却不给予自己一个说明，正如他并不想从他和玛莉一时的肉体快乐中，导出以爱为名的永恒感情。
卡缪以间接的方法表示出莫梭那种若有若无其事的叙述态度，实际上，这种表达手法，包含着比想象更丰富、更复杂的感情。莫梭有他自己生活的法则，他不是道德上的怪物，也不缺少常人所具备的感受力，他只是一个不愿深究一切而存活的某种——人。即使可能在法庭上救自己一命，他也拒绝成为一个习俗上的孝子。他不肯说一句虚伪的话。
莫梭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使得整个的社会，反抗了他，误解了他，将他孤立起来。
造成悲剧的事实上并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和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类如此不同，因为这一份不相同，社会判了他死刑。
虽然，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可以判死刑，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判决莫梭死刑的方向，并不在于这个事件，而在于他的不肯矫情。
对于莫梭而言，道德就是遵循感觉的行动。所以他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必须忠实地、毫无夸张地表现这种感觉。《异乡人》是人与外在世界的纠葛，也是人与社会冲突的纪录。卡缪所谓的“人的欲望”与“世界的不关心”之间的对立，就在这本小说里。
事实上，经过莫梭，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基本特质，对生的欲望以及对真实的欲望。但是他的欲望如此的不明显，使得他囿于世界所设定的极限里。监狱中的莫梭，象征着被敌对世界所捕护的人，他逐渐失去自信，他无法对他人表达思想，他已成为自己的“异乡人”。而莫梭没有征服外在现实的方法。
事实上，莫梭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单纯到看上去一无知性，只以接近动物性的感官在存活。而这真真实实的生活，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都是属于他主权之内的生活方式，却不被社会上其他的人所接纳——一旦这个人，发生了某种事件，例如说，杀了人，他的结局，除了唯一死罪之外，没有别的可能。
莫梭单纯，其实他的朋友们也很单纯，这些朋友——亲切而略带感伤的谢列斯特、笨到看不懂电影的艾马纽、粗心大意但是快乐的玛莉，甚而殴打情妇的雷蒙，以及整天虐待一只患皮肤病的狗的沙拉马诺，都是一批单纯又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冷漠的，他们是一批生活在强烈感情中的人，只是平凡的存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地方，使人漠视了这些人存活的意义。
而这一些围绕着莫梭而生活的小人物，事实上并没有排斥莫梭，他们甚而是善待他的。他们接受他，但不审判他。正如他们对待自己。
其实，“异乡人”又何曾没有审判自己，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莫梭在内心中一直在审判自己。就在向公司老板请假奔丧的同时，他就已经在茫然中感到了罪的意识——那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罪的意识。
全书中，守灵、杀人、审判这些过程中，在在的提出主角对于刺目光线的敏感，这份完全属于官能反应的现象，都是情节变化时一再出现的。莫梭在阳光下的感情容易变得亢奋，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已感到有一种比杀害一个阿拉伯人更神秘、更可怕的存在——宇宙。莫梭激怒于神父，将神父赶走的当时，是他情绪上再一次的激动——第一次在于杀人。而这第二次的激动，因着死刑将临，反将主角引上了最后不得不做的妥协；在死亡之前，将自己与宇宙做了最终也是最完美的结局。
分析一本书籍，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以上引用的比喻、象征或推测。这种方法，虽然有它知性上的意义；但是，在艺术以及人性的刻划上，如此解剖，不但无益，反而可能破坏了阅读一本世界名著的完整性以及直感性。分析，并不能算做唯一导读的方式。
我们与其对《异乡人》做更多的分析，倒不如依靠故事主人翁自己的叙述，使我们更直接的感到身为一个“异乡人”而不能见容于社会的那份刻骨的孤寂。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异乡人”我们所抱持的心态，是出于悲悯还是出于排斥，是全然的沟通与了解，还是只拿他当为一个杀人犯？我们不要忘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如果没有那一份莫梭临死前心灵上的转变，那么人生才真是荒谬的了。莫梭，是无罪的。审判他的人，也是无罪的，问题出在，莫梭是一个不受另一阶层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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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回家
ET回家
那个人是从旧货市场的出口就跟上我的。
都怪我去了那间老教堂，去听唯有星期天才演奏的管风琴。那日去得迟了，弥撒正在结束，我轻轻划了十字架，向圣坛跪了一下，就出来了。那间教堂就贴着市场旁边。也是一时舍不得离开，我在树荫下的长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人，那个后来跟住了我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先在的。
每一次回西班牙，总当心的选班机，选一班星期五黄昏左右抵达的，那么，星期六可以整整一天躺在旅馆内消除疲劳。而星期天，正好可以早起，走个半小时多路，去逛只有星期日才有的市集——大得占住十数条街的旧货市场。然后，去教堂静静的坐着，闭上眼睛，享受那古老教堂的管风琴演奏。
每一次回马德里，在起初的一两天里都是这么度过的，不然就不觉得在回来了。
当我坐在长椅上的时候，旁边的中年人，那个在夏天穿着一件冬天旧西装还戴了一顶破帽子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话了。我很客气的回答他，好有耐性又友善的。
谈了一会话，旁边的人问起我的私事来，例如说；结了婚没有？靠什么生活？要在马德里留几天？住在哪一家旅馆什么又什么的。我很自然的站起来，微微笑着向他说再见，转身大步走了。
一路穿过一条一条青石砖铺的老街，穿过大广场，停下来看街头画家给人画像，又去吃了一个冰淇淋，小酒馆喝了一杯红酒，站着看人交换集邮，看了一会斗牛海报……做了好多事情，那个跟我同坐过一张长椅子的人就紧紧的跟着。也没什么讨厌他，也不害怕，觉得怪有趣的，可是绝对不再理他了。他总是挤过一些人，挤到我身边，口里反复的说：“喂！你慢慢走，我跟你去中国怎么样？你别忙走，听我说——。”
我跑了几步，从一个地下车站入口处跑下去，从另外一个出口跑出来，都甩不掉那个人。
当这种迷藏开始不好玩的时候，我正好已经走到马德里的市中心大街上了，看见一家路边咖啡馆，就坐了下去。那时，茶房还在远远的一个桌子上收杯子，我向他举举手，他点了一下头，就进去了。
才坐下来呢，那个跟我的人就也到了，他想将我对面的一张椅子拉开，要坐下来，我赶紧说：“这把椅子也是我的。”
说时立即把双脚交叉着一搁搁在椅子上，硬不给他坐。“喂！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结过婚，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也不坚持坐下来了，只弯下腰来，在我耳边鬼里鬼气的乱讲。
我想了一下，这个人七八成精神不正常，两三成是太无聊了，如果用软的方法来，会缠久一点，我性子急，不如用骂的那种法子快快把他吓走。
他还在讲鬼话呢，不防被我大声骂了三句：“滚开！讨厌！疯子！”好大声的，把我自己也给吓了一跳。走路的人都停下来看，那个跟踪的家伙跳过路边咖啡馆放的盆景，刷一下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茶房向我这边急急的走来，一副唐·吉诃德的架势，问说什么事情。我笑起来了，跟他讲：“小事情，街头喜剧。”
点了一杯只有在西班牙夏天才喝得到的饮料——一种类似冰豆浆似的东西，很安然的就将脚搁在对面的椅子上，拾起一份别人留在座位上的报纸，悠悠闲闲的看起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悠闲，我怕那个被骂走的人回来抢我东西，当心的把皮包放在椅子后面，人就靠在包包上坐着，眼睛还是东张西望的。防着。
这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前后，天热，许多路人都回家去休息了，咖啡座的生意清淡。
就在那个时候，我身边一把椅子被人轻轻拉开，茶房立即来了。那人点的东西一定很普通，他只讲了一个字，茶房就点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