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报纸后面斜斜瞄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还好不是那个被我骂走的人，是个大胡子。
报纸的广告读完了，我不再看什么，只是坐着吹风晒太阳。当然，最有趣的是街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一种好风景。
那么热的天，我发觉坐在隔壁的大胡子在喝一壶热茶。他不加糖。
我心里猜，一、这个人不是西班牙人。二、也不是美国人。三、他不会讲西班牙话。
四、气质上是个知识分子。五、那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那时，他正将手边的旅行包打开，拿出一本英文版的——《西班牙旅游指南》开始看起来。
我们坐得那么近，两个人都不讲话。坐了快一小时了，他还在看那本书。
留大胡子的人，在本性上大半是害羞的，他们以为将自己躲在胡子里面比较安然。这是我的看法。
时间一直流下去，我又想讲话了。在西班牙不讲话是很难过的事情，大家讲来讲去的，至于说讲到后来被人死缠，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不然谁敢乱开口？
“我说——你下午还可以去看一场斗牛呢。”
慢吞吞的用英文讲了一句，那个大胡子放下了书，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相当深。
“看完斗牛，晚上的法兰明歌舞也是可观的。”“是吗？”他有些耐人寻味的又看了我一眼，可亲的眼神还是在观察我。
终于又讲话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才骂掉一个疯子，现在自己又去找人搭讪就是很无聊的行为。何况对方又是个很敏感的人。
“对不起，也许你还想看书，被我打断了——”“没有的事，有人谈谈话是很好的，我不懂西班牙文，正在研究明天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说着他将椅子挪了一下，正对着我坐好，又向我很温暖的一笑，有些羞涩的。
“是哪里人？”双方异口同声说出完全一样的句子，顿了一下，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中国。”“希腊。”
“都算古国了。”不巧再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我有些惊讶，他不说了，做了个手势笑着叫我讲。
“恰好有个老朋友在希腊，你一定认识他的。”我说。“我一定认识？”
“苏格拉底呀！”
说完两人都笑了，我笑着看他一眼，又讲：“还有好多哲人和神祗，都是你国家的。”
他就报出一长串名字来，我点头又点头，心里好似一条枯干的河正被一道清流穿过似的欢悦起来。
也许，是很几天没有讲话了，也许，是他那天想说话。我没敢问私事，当然一句也不说自己。讲的大半是他自动告诉我的，语气中透着一份瞒不住人的诚恳。
希腊人，家住雅典，教了十年的大学，得了一个进修的机会去美国再攻博士，一生想做作家，出过一本儿童书籍却没有结过婚，预计再一年可以拿到物理学位，想的是去撒哈拉沙漠里的尼日国。
我被他讲得心跳加快，可是绝对不提什么写书和沙漠。我只是悄悄的观察他。是个好看的人啊！那种深沉却又善良的气质里，有一种光芒，即使在白天也挡不住的那种光辉。“那你这一次是从希腊度假之后，经过马德里，就再去美国了？”我说。
他很自然的讲，父母都是律师，父亲过世了，母亲还在雅典执业，他是由美国回去看母亲的。
我听了又是一惊。
“我父亲和弟弟也是学法律的，很巧。”我说。
就那么长江大河的谈了下去。从苏格拉底讲到星座和光年，从《北非谍影》讲到《印度之旅》，从萨达特的被刺讲到中国近代史，从《易经》讲到电脑，最后跌进文学的漩涡里去，那一片浩瀚的文学之海呀……最后的结论还是“电影最迷人”。
有一阵，我们不说话了。我猜，双方都有些棋逢敌手的惊异和快悦，我们反而不说话了。
什么都讲了，可是不讲自己，也不问他名字，他也没有问我的。下午微热的风吹过，带来一份舒适的悠然。在这个人的身边，我有些舍不得离开。
就是因为不想走，反而走了。
在桌上留下了我的那份饮料钱加小帐，我站起来，对他笑一笑，他站了起来，送我。
彼此很用劲的握了握手，那句客套话：“很高兴认识你。”都说成了真心的。然后我没有讲再见，又看了他一眼，就大步走了。
长长直直的大街，一路走下去就觉得被他的眼光一路在送下去的感觉。我不敢回头。
旅馆就在转弯的街角，转了弯，并没有忘记在这以前那个被我骂走的跟踪者，在街上站了五分钟，确定没有人跟我，这才进了旅馆。
躺在旅社的床上，一直在想那个咖啡座上的人，最后走的时候，他并不只是欠欠身，他慎重其事的站起来送我，使我心里十分感谢他。
单独旅行很久了，什么样的人都看过一些。大半的人，在旅途中相遇的，都只是一种过客，心理上并不付出真诚，说说谈谈，飞机到了，一声“再见，很高兴认识你。”都只是客套而已。可是刚才那个人，不一样，多了一些东西，在灵魂里，多了一份他人没有的真和诚。我不会看走眼。
午睡醒来的一霎间，不知自己在哪里，很费了几秒钟才弄清楚原来是在马德里的一家旅社。我起床，将头发带脸放到水龙头下去冲，马德里的自来水是雪山引下来的，冰凉澈骨。
这一来，完全清醒了。
翻开自己的小记事簿，上面一排排西班牙朋友的电话。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还是不要急着打过去比较清静。老朋友当然是想念的，可是一个人先逛逛街再去找朋友，更是自在些，虽然，午睡醒了也不知要到哪里去。
我用毛巾包着湿头发，发呆。
我计划，下楼，穿过大马路，对街有个“麦当劳”，我去买一份最大的|乳酪汉堡再加一个巨杯的可口可乐，然后去买一份杂志，就回旅馆。这两样吃的东西，无论在美国或是台湾，都不吃的。到了西班牙只因它就在旅馆对面，又可以外卖，就去了。
那天的夜晚，吃了东西，还是跑到火车站去看了看时刻表，那是第二天想去的城——塞歌维亚。也有公车去，可是坐火车的欢悦是不能和汽车比的。火车，更有流浪的那种生活情调。
塞歇维亚对我来说，充满了冬日的回忆；是踏雪带着大狼狗去散步的城，是夜间跟着我的朋友夏米叶去爬罗马人运水道的城，是做着半嬉痞。跟着一群十几个国籍的朋友做手工艺的城，是我未嫁以前，在雪地上被包裹在荷西的大外套里还在分吃冰淇淋的城。也是一个在那儿哭过、笑过、在灿烂寒星之下海誓山盟的城。我要回去。
夏天的塞歌维亚的原野总是一片枯黄。
还是起了一个早，坐错了火车，又换方向在一个小站下来，再上车，抵达的时候，店铺才开门呢。
我将以前去过的大街小巷慢慢走了一遍，总觉得它不及雪景下的一切来得好看。心里有些一丝一丝的东西在那儿有着棉絮似的被抽离。经过圣·米扬街，在那半圆形的窗下站了一会儿，不敢去叩门。这儿已经人事全非了。那面窗，当年被我们漆成明黄|色的框，还在。窗里没有人向外看。夏日的原野，在烈日下显得那样的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了。
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再去任何地方，斜坐在罗马人高高的运水道的石阶上，又是发呆。
就在那个时候，看见远远的、更上层的地方，有一个身影。我心扑一下跳快了一点，不敢确定是不是看错了，有一个人向我的方向走下来。是他，那个昨天在马德里咖啡座上交谈了好久的希腊人。确定是他，很自然的没有再斜坐，反过身去用背对着就要经过我而下石阶来的人。不相信巧合，相信命运。我相信，所以背着它。
只要一步两步三步，那个人就可以经过我了。昨天我札着头发，今天是披下来的，昨天是长裙，今天是短裤，他认不出来的。
这时候，我身边有影子停下来，先是一个影子，然后轻轻坐下来一个人。我抬起眼睛对着他，说了一句：“哦，你，希腊左巴。”
他也不说话，在那千年的巨石边，他不说话。很安静的拿起一块小石子，又拿起另外一块石子，他在上面写字，写好了，对我说：“你发发看这个拼音。”我说：“亚兰。”“以后你这么叫我？”他说。
我点点头，我只是点点头。哪来的后呢？
“你昨天没有说要来这里的？”我说。
“你也没有说。”
“我搭火车来的。”
“我旅馆旁边就是直达这个城的车站，我想，好吧，坐公车，就来了。是来碰见你的。”
我笑了笑，说：“这不是命运，这只是巧合而已。”“什么名字？”终于交换名字了。
“ECHO.你们希腊神话里的山泽女神。那个，爱上水仙花的。”
“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可是又绝对没见过。”
我知道他不是无聊才讲这种话，一个人说什么，眼睛会告诉对方他心里的真假。他不是跟我来的，这是一种安排，为什么被这样安排，我没有答案。那一天，我是悲哀的，什么也不想讲，而亚兰，他也不讲，只是静悄悄的坐在我身旁。“去不去吃东西？”他问我，我摇摇头。
“去不去再走？”我又摇摇头。
“你钉在这里啦？”我点点头。
“那我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好吗？ECHO.”
在这个悲伤透了的城里，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来，好似是一种回音，是十三年前那些呼叫我千万遍人的回声，它们四面八方的跃进我的心里，好似在烈日下被人招魂似的。那时候，亚兰走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一霎间，觉得在全西班牙的大荒原里，只有亚兰是最亲的人。而他，不过是一个昨日才碰见的陌生人，今天才知道名字的一个过客。这种心情，跟他的大胡子有没有关系？跟他那温暖的眼神有没有关系？跟我的潜意识有没有关系？跟他长得像一个逝去的人有没有关系？“你看，买了饮料和三明治来，我们一同吃好不好？”亚兰这一去又回来了，手上都是东西，跑得好喘的。“不吃，不吃同情。”
“天晓得，ECHO，我完全不了解你的过去，昨天你除了讲电影，什么有关自己的事都没讲，你怎么说我在同情你？你不是快乐的在度假吗？我连你做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只是，我只是——”
我从他手里拿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三明治，咬了一口，他就没再说下去了。
那天，我们一同坐火车回马德里，并排坐着，拿脚去搁在对面的椅子上。累了，将自己靠到玻璃窗上去，我闭上眼睛，还是觉得亚兰在看着我。我张开眼睛——果然在看。他有些害羞，很无辜的样子对我耸耸肩。
“好了，再见了，谢谢你。”在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对着亚兰，就想快些走。
“明天可不可以见到你？”
“如果你的旅社真在长途公车站旁边，它应该叫‘北佛劳里达’对不对？四颗星的那家。”
“你对马德里真熟！！”
“在这里念大学的，很久以前了。”
“什么都不跟我讲，原来。”
“好，明天如果我想见你，下午五点半我去你的旅馆的大厅等你，行不行？”
“ECHO，你把自己保护得太紧了，我们都是成|人了，你的旅馆就不能告诉我吗？应该是我去接你的。”“可是，我只是说——如果，我想见你。这个如果会换的。”“你没有问我哪天走。”
真的，没有问。一想，有些意外的心慌。
“后天的班机飞纽约，再转去我学校的城，就算再聚，也只有一天了。”
“好，我住在最大街上的REX旅馆，你明天来，在大厅等，我一定下来。五点半。”
“现在陪你走回去？”
我咬了一下嘴唇，点了头。
过斑马线的时候，他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抽开。一路吹着黄昏的风，想哭。不干他的事。
第二天我一直躺着，也不肯人进来打扫房间，自己铺好床，呆呆的等着，就等下午的那个五点半。
把衣服都摊在床上，一件一件挑。换了一只凉鞋，觉得不好，翻着一条白色的裙子，觉得它绉了。穿牛仔裤，那就去配球鞋。如果穿黑色碎花的连衣裙呢？夏天看上去热不热？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生疏，情怯如此，还是逃掉算了，好好的生活秩序眼看不知不觉的被一个人闯了进来，而我不是没有设防的。这些年来，防得很当心，没有不保护自己。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容易受骗。
五点半整，房间的电话响了，我匆匆忙忙，跳进一件白色的衣服里，就下楼去了。
在大厅里，他看见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身简单的恤衫长裤，夏日里看去，就是那么清畅又自然。而他，不自然，很害羞，怎么会脸红呢？
“我们去哪里？”我问亚兰。
“随便走走，散步好不好？”
我想了一下，在西班牙，八点以前餐馆是不给人吃晚饭的。五点半，太阳还是热。旅馆隔壁就是电影院，在演《远离非洲》这部片子。
我提议去看这部电影，他说好，很欣喜的一笑。接着我又说：“是西班牙文发音的哦！”他说没有关系。看得出，他很快乐。
当那场女主角被男主角带到天上去坐飞机的一刻出来时，当那首主题曲再度平平的滑过我心的时候，当女主角将手在飞机上往后举起被男主角紧紧握住的那一刻，我第三次在这一霎间受到了再一次的震动。
幸福到极致的那种疼痛，透过影片，漫过全身每一个毛孔，钉住银幕，我不敢看身边的人。
戏完了，我们没有动，很久很久，直到全场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坐着。
“对不起，是西班牙发音。”我说。
“没关系，这是我第三次看它了。”
“我也是——”我快乐的叫了出来，心里不知怎的又很感激他的不说。他事先没有说。
走出戏院的时候，那首主题曲又被播放着，亚兰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那一霎间，我突然眼睛模糊。
我们没有计划的在街上走，夜，慢慢的来了。我没有胃口吃东西，问他，说是看完了这种电影一时也不能吃，我们说：“就这样走下去吗？”我们说：“好的。”“我带你去树多的地方走？”
他笑说好。他都是好。我感觉他很幸福，在这一个马德里的夜里。
想去“西比留斯”广场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散步的，在那个之前，非得穿过一些大街小巷。行人道狭窄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亚兰在后面。走着走着，有人用中文大喊我的笔名——“三毛——”喊得惊天动地，我发觉我站在一家中国饭店的门口。
“呀！真的是你嘛——一定要进来，进来喝杯茶……”我笑望了一下身后的亚兰，他不懂，也站住了。
我们几乎是被拖进去的，热情的同胞以为亚兰是西班牙人，就说起西文来。我只有说：“我们三个人讲英文好不好？这位朋友不会西班牙话。”
那个同胞马上改口讲英文了，对着亚兰说：“我们都是她的读者，你不晓得，她书里的先生荷西我们看了有多亲切，后来，出了意外，看到新闻我太太就——”
那时候，我一下按住亚兰的手，急急的对他讲：“亚兰，让我很快的告诉你，我从前有过一个好丈夫，他是西班牙人，七年前，水里的意外，死了。我不是想隐瞒你，只是觉得，只有今晚再聚一次你就走了，我不想讲这些事情，属于我个人的——”
我很急的讲，我那么急的讲，而亚兰的眼睛定定的看住我，他的眼眶一圈一圈变成淡红色，那种替我痛的眼神，那种温柔、了解、同情、关怀，还有爱，这么复杂的在我眼前一同呈现。而我只是快速的向他交代了一种身分和抱歉。我对那位同胞说：“我的朋友是这两天才认识的，他不知你在说什么。我们早走了，谢谢你。”
同胞冲进去拿出了照相机，我陪了他拍了几张照片，谢了，这才出来了。
走到西比留斯的广场边，告诉亚兰想坐露天咖啡座，想一杯热的牛奶。我捧着牛奶大口的喝，只想胃可以少痛一点。那段时间里，亚兰一直默默的看着我，不说一句话。喝完了牛奶，我对着他，托着下巴也不讲话。
“ECHO.”亚兰说：“为什么你昨天不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不给我分担？为什么？”
“又不是神经错乱了，跟一个陌生人去讲自己的事情。”我叹了口气。
“我当你是陌生人吗？我什么都跟你讲了，包括我的失恋，对不对？”
我点点头：“那是我给你的亲和力。也是你的天真。”我说。
“难道我没有用同样的真诚回报你吗？”
“有，很诚恳。”我说。
“来，坐过来。”他拉了一下我的椅子。我移了过去。亚兰从提包里找出一件薄外套来给我披上。
“ECHO，如果我们真正爱过一个人，回忆起来，应该是充满感激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
“如果一个生命死了，另一个爱他的生命是不是应该为那个逝去的人加倍的活下头，而且尽可能欢悦的替他活？”我又点点头。
“你相信我的真诚吗？”
我再度点头。
“来，看住我的眼睛，看住我。从今天开始，世上又多了一个你的朋友。如果我不真诚，明天清早就走了，是不是不必要跟你讲这些话？”
我抬起头来看他，发觉他眼睛也是湿的。我不明白，才三天。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天，看起来我们是散了，可是我给你地址，给美国的，给希腊的，只要找得到我的地方，连学校的都留给你，当然，还有电话号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有事都来跟我说吗？”我不响，不动，也没有点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轻轻的问。
“我并不去分析，在咖啡座上跟你谈过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难道不明白自己吗？”
“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小孩子，这是我唯一明白的，只要这样，也不行。”我叹了口气。
“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又只想做大人，赶快长大好穿丝袜和高跟鞋？”
我把头低下了。
他将我的手拉了过去。呀——让我逃走吧，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不要抖，你怕什么？”
“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的今夜很陌生——。”“你怕你会再有爱的能力，对不对？
事实上，只要人活着，这种能力是不会丧失的，它那么好，你为什么想逃？“”我要走了——“我推椅子。
“是要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一只手拉住我，一只手在提包里翻出笔和纸来。我没有挣扎，他就放了。
这时，咖啡座的茶房好有礼貌的上来，说要打烊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走，我只是胡说。
我们付了帐，换了一把人行道上的长椅坐下来，没有再说什么话。
“这里，你看，是一块透明的深蓝石头。”不知亚兰什么地方翻出来的，对着路灯照络我看，圆饼干那么大一块。“是小时候父亲给的，他替我镶了银的绊扣，给我挂在颈子上的。后来，长大了，就没挂，总是放在口袋里。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护身符，我不相信这些，可是为着逝去父亲的爱，一直留在身边。”他将那块右头交给了我。
“怎么？”我不敢收。
“你带着它去，相信它能保护你。一切的邪恶都会因为这块蓝宝而离开你——包括你的忧伤和那神经质的胃。好吧？替我保管下去，直到我们再见的时候。”
“不行，那是你父亲给的。”
“要是父亲看见我把这块石头给了你——一个值得的人，他会高兴的。”
“不行。”
“可以的，好朋友，你收下了吧。”
“才三天，见面三次。”
“傻孩子，时光不是这样算的。”
我握住那块石头，仰脸看着这个人，他用手指在我唇上轻轻按了一下，有些苦涩的微笑着。
“那我收了，会当心，永远不给它掉。”我说。“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可以还给我，而后，让我来守护你好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了，我——浪迹天涯的。”“我们静等上天的安排，好吗？如果他肯，一切就会成全的。”
“他不肯。”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苍天不肯……”我有些哽咽，扑进他怀里去。
他摸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头发，将我抱在怀里，问我：“胃还痛不痛？”
我摇摇头，推开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要走了，你今天早班飞机。”
那时候，已是清晨四点多，清道夫一个一个在街上出现了。
“我送你回旅馆。”
“我要一个人走，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在这个时间，你想一个人去走一走？”
“我不是有了你的星石吗？”
“可是当我还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需要它。”
在他旁边慢慢的走起来。风吹来了，满地的纸屑好似一群苍白的蝴蝶在夜的街道上飞舞。
“放好我的地址了？”
我点点头。
“我怎么找你？”
“我乱跑的，加纳利岛上的房子要卖了，也不会再有地址，台湾那边父母就要搬家，也不知道新地址，总是我找你了。”“万一你不找呢？”
“我是预备不找你的了。”我叹了口气。
“不找？”
“不找。”
“那好，我等，我也可以不走，我去改班机。”“你不走我走，我去改班机。”我急起来了，又说“不要等了，完了就是完了，你应该感激才是，对不对？你自己讲的。刚才，在我扑向你的那一霎间，的确对你付出了霎间的真诚。而时间不就是这样算的吗？三天，三年，三十年，都是一样，这不是你讲的？”说着说着我叫了起来。“ECHO——”
“我要跑了，不要像流氓一样追上来。我跟你说，我要跑了，我的生活秩序里没有你。
我一讲再见就跑了，现在我就要讲了，我讲，再——见，亚兰——再见——。“
在那空旷的大街上，我发足狂奔起来，不回头，那种要将自己跑到死的跑法，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转弯，停下来，抱住一根电线杆拚命的咳嗽。
而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流丽的霓虹灯，兀自照耀着一切有爱与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爱马落水之夜
飞机由马德里航向加纳利群岛的那两个半小时中，我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邻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问了好多次，我只是笑着说吃不下。
这几年来日子过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记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离开了岛上就没有回去过，不但没有回去，连岛上那个房子的钥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邻居、朋友家都存放着几串，向他们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没有回去了。三年内，也没有给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写过一封信。
之所以不爱常常回去，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加纳利群岛上，每一个岛都住着深爱我的朋友，一旦见面，大家总是将那份爱，像洪水一般的往人身上泼。对于身体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安静而不是爱。这一点他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会有人当真。
虽然这么说，当飞机师报告出我们就要降落在大加纳利岛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心跳加快起来。
已是夜间近十点了，会有谁在机场等着我呢？只打了电话给一家住在山区乡下的朋友，请他们把我的车子开去机场，那家朋友是以前我们社区的泥水匠，他的家好大，光是汽车房就可以停个五辆以上的车。每一回的离去，都把车子寄放在那儿，请他们有空替我开开车，免得电瓶要坏。这一回，一去三年，车子情况如何了都不晓得，而那个家，又荒凉成什么样子了呢？
下了飞机，也没等行李，就往那面大玻璃的地方奔去。那一排排等在外面的朋友，急促的用力敲窗，叫喊我的名字。
我推开警察，就往外面跑，朋友们轰一下离开了窗口向我涌上来。我，被人群像球一样的递来递去，泥水匠来了、银行的经理来了，电信局的局长来了，他们的一群群小孩子也来了，直到我看见心爱的木匠拉蒙那更胖了的笑脸时，这才扑进他怀里。
一时里，前尘往事，在这一霎间，涌上了心头，他们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朋友，也曾是我们夫妇的好友。“好啦！拿行李去啦！”拉蒙轻轻拍拍我，又把我转给他的太太，我和他新婚的太太米雪紧紧的拥抱着，她举起那新生的男婴给我看，这才发觉，他们不算新婚，三年半，已经两个孩子了。
我再由外边挤进隔离的门中去，警察说：“你进去做什么？”我说：“我刚刚下飞机呀！进去拿行李。”他让了一步，我的朋友们一冲就也冲了进去，说：“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我们进去替她提箱子——。”警察一直喊：“守规矩呀！你们守守规矩呀……”根本没有人理他。
这个岛总共才一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警察可能就是接我的朋友中的姻亲、表兄、堂哥、姐夫什么的，只要存心拉关系，整个岛上都扯得出亲属关系来。
在机场告别了来接的一群人，讲好次日再连络，这才由泥水匠璜杠着我的大箱子往停车场走去。
“你的车，看！”璜的妻子班琪笑指着一辆雪白光亮的美车给我看，夜色里，它像全新的一样发着光芒。他们一定替我打过蜡又清洗过了。
“你开吧！”她将钥匙交在我手中，她的丈夫发动了另外一辆车，可是三个女孩就硬往我车里挤。
“我们先一同回你家去。”班琪说，我点点头。这总比一个人在深夜里开门回家要来得好。而那个家，三年不见了，会是什么样子呢？
车子上了高速公路，班琪才慢慢的对我说：“现在你听了也不必再担心了，空房子，小偷进去了五次，不但门窗全坏了，玻璃也破了，东西少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门窗和玻璃都是拉蒙给你修的。院子里的枯叶子，在你来之前，我们收拾了二十大麻袋，叫小货车给丢了。”
“那个家，是不是乱七八糟了？”我问。
“是被翻成了一场浩劫，可是孩子跟我一起去打扫了四整天，等下你自己进去看就是了。”
我的心，被巨石压得重沉沉的，不能讲话。
“没有结婚吧？”班琪突然问。
我笑着摇摇头，心思只在那个就要见面的家上。车子离开了高速公路，爬上一个小坡，一转弯，海风扑面而来，那熟悉的海洋气味一来，家就到了。
“你自己开门。”班琪递上来一串钥匙，我翻了一下，还记得大门的那一只，轻轻打开花园的门，眼前，那棵在风里沙沙作响的大相思树带给了人莫名的悲愁。
我大步穿过庭院，穿过完全枯死了的草坪，开了外花园的灯，开了客厅的大门，这一步踏进去，那面巨大的玻璃窗外的海洋，在月光下扑了进来。
璜和班琪的孩子冲进每一个房间，将这两层楼的灯都给点亮了。家，如同一个旧梦，在我眼前再现。
这哪里像是小偷进来过五次的房子呢？每一件家具都在自己的地方等着我，每一个角落都给Сhā上了鲜花，放上了盆景，就是那个床吧，连雪白的床罩都给铺好了。
我转身，将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各亲了一下，她们好兴奋的把十指张开，给我看，说：“你的家我们洗了又洗，刷了又刷，你看，手都变成红的了。”
我们终于全部坐下来，发现一件银狐皮大衣不见了，我说没有关系，真的一点也不心痛。在沙发上，那个被称为阿姨的ECHO，拿出四个红封套来，照着中国习俗，三个女儿各人一个红包——她们以前就懂得这个规矩，含笑接下了。至于送给班琪的一个信封，硬说是父母亲给的。长辈赐，小辈不可辞。班琪再三的推让，我讲道理给她听，她才打开来看了。这一看吓了一大跳，硬是不肯收。我亲亲她，指着桌上的鲜花和明亮的一切，问她：“你对我的情，可以用钞票回报吗？收下吧，不然我不心安。”
璜——泥水匠的工作收入不稳定，是有工程才能赚的。班琪因此也外出去替人打扫房子贴补家用，而三个宝爱的女儿，夫妇俩却说要培植到大学毕业。他们不是富人，虽说我没有请他们打扫、他们自动做了四整天，这份友谊，光凭金钱绝对不可能回报。不然，如果我踏进来的是一幢鬼屋一样的房子，一定大哭去住旅馆。
班琪不放心我一个人，说：“怕不怕？如果怕，就去睡我们家，明早再回来好了。”
我实在是有些害怕，住过了台北的小公寓之后，再来面对这幢连着花园快有两百五十坪的大房子时，的确不习惯。可是我说我不怕。
那个夜里，将灯火全熄了，打开所有的窗户，给大风狂吹进来。吹着吹着，墙上的照片全都飞了起来，我静听着夜和风的声音，快到东方发白，等到一轮红日在我的窗上由海里跳了出来时，这才拉开床罩躺了下去。
很怕小偷又来，睡去之前，喊了耶稣基督、荷西、徐讦干爸三个灵魂，请他们来守护我的梦。这样，才睡了过去。“呀——看那边来的是谁？”邮局早已搬了家，柜台上全都装上了防弹玻璃，里面的人看见我，先在玻璃窗后比划了一下拥抱的手势，这才用钥匙开了边门，三三两两的跑出来——来拥抱。
我真喜欢这一种方式的身体语言。偏偏在中国，是极度含蓄的，连手都不肯握一下。好久不见，含笑打个招呼虽然也一样深藏着情，可是这么开开朗朗的西班牙式招呼法，更合我的性情。
“我的来，除了跟你们见面之外，还有请求的。房子要卖了，邮局接触的人多，你们替我把消息传出去好不好？”我说。“要卖了？那你就永远回中国去了？你根本是西班牙人，怎么忘了呢？”
“眼看是如此了，父母年纪大了，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我有些感慨的说。
“你要住多久？这一次。”
“一个半月吧！九月中旬赶回台湾。”
“还是去登报吧！这几年西班牙不景气，房子难卖喔！况且你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告别了邮局的人，我去镇上走了一圈，看老朋友们，谈到最后，总是把房子要卖的事情托了别人。他们听了就是叫人去登报，说不好卖。房价跌得好惨的。
“那我半价出售好了，价格减一半，自然有人受引诱。”我在跟邻居讲电话。
“那你太吃亏了，这一区，现在的房价都在千万西币以上，你卖多少？”
“折半嘛！我只要六百万。”
“不行，你去登报，听见没有，叫份一千两百万。”邻居甘蒂性子又直又急，就在那边叫过来。
那是“有价无市”的行情，既然现在的心就放在年迈的父母上，我不能慢慢等。
就在抵达加纳利群岛第二天的晚上，我趴在书桌上拟广告稿，写着：“好机会——私人海滩双层洋房一幢，急售求现。双卫、三房、一大厅，大花园、菜园、玻璃花房、双车车库，景观绝美。可由不同方向之窗，观日出，观日落，尚有相思树一大棵，情调浪漫，居家安全。要价六百五十万，尚可商量。请电六九四三八六。”
写好了字数好多的广告，我对着墙上丈夫的照片默默的用心交谈。丈夫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是应该回到中国父母的身边去了。不要来同我商量房价，这是你们尘世间的人看不破金钱，你当比他们更明白，金钱的多或少，在我们这边看来都是无意义的。倒是找一个你喜欢的家庭，把房子贱卖给他们，早些回中国去，才是道理。”
果然是我的好丈夫，他想的跟我一色一样。
第二天的早晨，我将房基旁的碑石捡了一小块，又拿掉了厨房里一个小螺丝钉，在赴城内报社刊登广告之前，我去了海边。
当，潮水浸上我的凉鞋时，我把家里的碎石和螺丝钉用力向海水里丢去，在心里喊着：“房子，房子，你走了吧！我不再留恋你——就算做死了。你走吧，换主人去，去呀——”
大海，带去了我的呼叫，这才往城内开去。
替人刊登广告的小姐好奇的对我说：“那一区的房价实在不止这么些钱的，你真的这样贱价就卖掉了？可惜我连六百万也没有，不然就算买下投资，也是好的。”（注：六百万西币等于一百八十万台币左右。）
登报的第二天，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倒是邻居们，在家中坐了很久，甘蒂看了报纸，就来怪责我，说我不听话，怎么不标上一千万呢。卖一千万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要等多久？我是在跟岁月赛跑，父母年高了，我在拚命跑。
就在那个中午，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说想看房子，我请她立即过来，她来了。
打开门，先看来人的样子就不太喜欢。她，那位太太，珠光宝气的，跟日出日落和相思树全都不称，神情之间有些傲慢。
我站在院子里，请她自己上上下下的去观望免得她不自在。看了一会儿，她没说喜不喜欢，只说：“我丈夫是位建筑师？剑
“那你为什么要买房子？自己去盖一栋好了。”我诚恳的说。
“我喜欢的是你这块地，房子是不值钱的，统统给推倒再建，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好。”
我笑了笑，也不争辩，心里开始讨厌她。
“这样吧，四百万我就买了。”她说。
“对面那家才一层楼，要价一千一百万，我怎么可能卖四百万？”我开始恨起她来。
“那没有办法了，我留下电话号码，如果你考虑过之后又同意了，请给我电话。”
收了她的电话，将她送出去。我怎么会考虑呢，这个乘人之危的太太，很不可爱。
加纳利群岛的夏天到了夜间九点还是明亮的，黄昏被拉得很长。也就在登报的同一天里，又来了好几个电话，我请他们统统立即来看。
门外轰轰的摩托车声响了一会儿才停，听见了，快步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如花也似的年轻人，他们骑摩托车、这个，比较对胃口了。男人一脸的胡子，女人头发长长的。
他们左也看、右也看、上也看、下也看，当那个年轻的太太看见了玻璃花房时，惊喜得叫了起来，一直推她的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那个太太问。
当然欢迎他们，不但如此，还倒了红酒出来三个人喝。好，开始讲话了，讲了一个多钟头，都不提房子，最后我忍不住把话题拉回来，他们才说，两个人都在失业。
“那怎么买房子呢？”我说。
“等我找到事了，就马上去贷款。”
“可是我不能等你们找到事。”
“你那么急吗？”他们一脸的茫然。
“不行，对不起。”
“我们有信心，再等几个月一定可以找到事情做的，我们大学才毕业。你也明白这种滋味，对不对？”
还是请他们走了，走的时候，那个太太很怅然，我一狠心，把他们关在门外。
接了电话之后，来的大半是太太们，有一位自称教书的太太，看了房子以后，立即开始幻想，这间给自己和丈夫，那间给小孩，厨房可以再扩充出去，车房边再开一个门，草地枯死了是小意思，相思树给它理理头发就好了，那面向海的大窗是最美的画面，价格太公道了，可以马上付……她想得如痴如醉，我在一旁也在想，想——房子是卖掉啦！可惜了那另外六天的广告费。没想到第一天就给卖了。
等到那位太太打电话叫先生飞车来看屋时，等到我看见了她先生又羞又急的表情时，才觉着事情不太顺利了。
那位先生——又是个大胡子，好有耐性的把太太骗上了属于她的那一辆汽车，才把花园的门给关上，轻声对我说：“对不起，我太太有妄想症，她不伤人的，平日做事开车都很正常，就是有一样毛病，她天天看报纸，天天去看人家要卖的房子，每看一幢，都是满意的啦！你这一幢，我们并不要买，是她毛病又发了。你懂吗？我太太有病。”
我呆看着这个做先生的，也不知他不买房子干什么要讲他太太有毛病来推托。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过几天我拿些水果来给你，算做道歉，真对不起，我们告退了。”
他弯着腰好似要向我鞠躬似的，我笑着笑着把门关上了。卖房子这么有趣，多卖几天也不急了。想到那个先生的样子，我笑了出来。他一直说太太有毛病，回想起来的确有点可疑。
这种人来看房子，无论病不病，带给卖主的都是快乐。
那个黄昏，我将厨房的纱窗帘拉开，看着夕阳在远方的山峦下落去，而大城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想到自己的决心离去，心里升出一份说不出的感伤和依恋。心情上，但愿房子快快脱手，又但愿它不要卖掉。可是，那属于我的天地并不能再由此地开始。父母习惯了住在台湾，为着他们，这幢房子的被遗弃，应该算做一件小事，不然住在海外，天天口说爱父母而没有行动，也是白讲。
既然如此，就等着，将它，卖给心里喜欢的人吧。父母是我的命根，为了他们，一切的依恋，都可以舍去。
就在那么想的时候，门铃又响了，那批打过电话来的人全来看过房子了，这时候会是谁呢？我光脚轻轻的往大门跑，先从眼洞里去张望——如果又是那位建筑师太太来杀价，我就不开门。
门开了，一对好朴实好亲切、看上去又是正正派派的一对夫妇站在灯光下。
“听说，你的房子要卖？”我笑说是，又问怎么知道地址的，因为地址没有刊登在报上，而他们也没有打过电话来。“我叫璜，在邮局做事的，ECHO，你忘了有一年我们邮局为了你，关门十五分钟的事情吗？”
我立即想到六年前的一个早晨，那一次我回台不到四个月，再回岛上来时，邮局拖出来三大邮包的口袋，叫我拿回去。当时，我对着那么多邮件，只差没有哭出来。怎么搬也搬不上汽车。而小汽车也装不下三大袋满满的信。
就在那种进退不得的情况下，邮局局长当机立断，把大门给关上了，挂出“休息”的牌子，在一声令下，无论站柜台的或在里面办公的人，全体出动，倒出邮袋中所有的东西，印刷品往一边丢，信件往另一边放，般空报纸杂志全都丢，这才清理出了一邮袋的东西——全是信。那一场快速的丢和捡，用了十五个人，停局十五分钟。
“对了，你就是当时在其中帮忙的一个。”我一敲头，连忙再说：“平日你是内部作业的，所以一时认不出来，对不起！对不起！”
恩人来了，竟然不识，一时里，我很惭愧。
那位太太，静静的，一双平底布鞋，身上很贴切的一件旧衣。她自我介绍，说叫米可。
我拉开相思树的枝叶，抱歉的说，说草地全枯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璜和米可只看了一圈这个房子，就问可不可以坐下来谈。在他们坐下的那当儿，我心里有声音在说——“是他们的了。”“好，我们不说客气话，就问了——你们喜欢吗？”我说。那两个人，夫妇之间，把手很自然的一握，同时说：“喜欢。”看见他们一牵手，我的心就给了这对相亲相爱的人。“要不要白天再来看一次？”我又问。
“不必了。”
“草死了，花枯了，只有葡萄还是活的，这些你们都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说可以再种。
璜，先喊了一声，脸就红了，他说：“讲到价格——”“价格可以商量。”我说。看看这一对年轻人，我心里不知怎的喜欢上了他们，价格这东西就不重要了。“我们才结婚三年，太贵的买不起，如果，如果——我们实在是喜欢这房子。”
“报上我登的是六百五十万，已经是对折了。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不贵，真的太便宜了，可是我们存来存去只有五百八十万，那怎么办呢？”
米可把她的秘密一下子讲出来了，脸红红的。
“那就五百六十万好了，家具大部份留下来给你们用。如果不嫌弃，床单、毛巾、桌布、杯、碗、刀、叉，都留给你们。”
我平平静静的说，那边大吃一惊，因为开出来的价格是很少很少的，这么一大幢花园洋房，等于半送。不到一百六十万台币。
“你说五百六十万西币就卖了？”璜问。
“米可说你们只有五百八十万，我替你们留下二十万算做粉刷的钱，就好了嘛！”
“ECHO，你也得为自己想想。”米可说。
“讲卖了就是卖了，不相信，握一个手，就算数。”璜立即伸出手来与我重重的握了一下，米可吓成呆呆的，不能动。
“明天我们送定金来？”
“不必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双方握了手，就是中国人这句话。好了，我不反悔的。”
那个夜里，我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动手把荷西的照片由墙上一张一张取下来，对于其他的一切装饰，都不置可否。心里对这个家的爱恋，用快刀割断，不去想它，更不伤感，然后，我拨长途电话给台湾的母亲，说：“房子第一天就卖掉了，你看我的本事。
九月份清理掉满坑满谷的东西，就回来。“母亲问起价格，我说：”昨日种种，譬如死了。
没有价格啦！卖给了一对喜欢的人，就算好收场。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饭吃就算好了，妈妈不要太在意。“
就在抵达岛上的第三天，干干脆脆的处理掉了一座、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美屋。奇怪的是，那份纠缠来又纠缠去的心，突然舒畅得如同微风吹过的秋天。
那个夜晚，当我独自去海边散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升起的新天新地，它们那么纯净，里面充满了的，是终于跟着白发爹娘相聚的天伦。
我吹着口哨在黑暗的沙滩上去踏浪，想着，下一步，要丢弃的，该是什么东西和心情呢？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重建家园
当我告诉邻居们房子已经卖掉了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左邻右舍甚至镇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镇上的商店曾经好意提供他们的橱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齐齐的以美术字做了出来——都用不上，就已卖了。
当那个买好房子的璜看见报上还在刊登“售屋广告”时，气急败坏的又赶了来，他急得很，因为我没有收定金，还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点定金去吧！余款等到过户的手续一办好就给你。你不收我们不能睡觉，天天处在紧张状态里，比当年向米可求婚的时候还要焦虑。ECHO，你做做好事吧！”璜和米可以前没有和我交往过，他们不清楚我的个性。为了使他们放心，我们私底下写了一张契约，拿了象征性的一点定金，就这样，璜和米可放放心心的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着还有一个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个假，同时开始收拾这满坑满谷的家了。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班琪问我。那时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饭。
“七百万西币啦！”我说着不真实的话，脸上神色都不变。“那太吃亏了，谁叫你那么急。比本钱少了一半。”班琪很不以为然的说。
如果她知道我是五百六十万就卖掉的，可能手上那锅热汤都要掉到地上去了。所以，为着怕她烫到脚不好，我说了谎话。
那几天长途电话一直响，爸爸说：“恭喜！恭喜！好能干的孩子，那么大一幢美屋，你将它只合一百六十万台币不到就脱手了。想得开！想得开！做人嘛，这个样子才叫豁达呀！”
马德里的朋友听说我低价卖了房，就来骂对方，说买方太狠，又说卖方的我太急。
“话可不是那么说，人家年轻夫妇没有钱，我也是挑人卖的。想想看，买方那么爱种植，家给了他们将来会有多么好看，你们不要骂嘛！我是千肯万肯的。”
“那你家具全部给他们啦？”邻居甘蒂在我家东张西望，一副想抢东西的样子。
“好啦！我去过璜和米可的家——那幢租来的小公寓，他们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他们也算做好事。”“这个维纳斯的石——像——？”甘蒂用手一指，另一只手就往口过去咬指甲。
“给你。”我笑着把她啃指甲的手拍的一打。
“我不是来讨东西的，你晓得，你的装饰一向是我的美梦，我向你买。”
“我家的，都是无价之宝，你买不起，只有收得起。送你还来不及呢，还说什么价钱，不叫朋友了。”我笑着把她拉到石像边，她不肯收。
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把你的东西统统海运回来，运费由我来付，东西就算我的了，你千万不要乱送人。”台湾的朋友不容易明白，在西班牙，我也有生死之交，这次离别，总得留些物品给朋友当纪念，再说，爱我的人太多太多，东西哪里够分呢？
那个晚上，甘蒂的大男孩子、女儿和我三个人，抱着爱神维纳斯的石像、掮着一只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黑铁箱，箱内放了好大一个手提收录音机、一个双人粗棉吊床、一整套老式瓷器加上一块撒哈拉大挂毡，将它们装满了一车子，小孩子跟着车跑，我慢慢往下一条街开，就送东西去了。“出来抱女人呀！莫得斯多——”我叫唤着甘蒂先生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吹得好远好嘹亮。
甘蒂看见那只老箱子，激动得把手一捂脸，快哭出来了。她想这只海盗式的老箱子想了好多年。以前，我怎么也不肯给她。
“ECHO，你疯了。”甘蒂叫起来。
“没有疯，你当我也死啦！遗产、遗产——”说着我咯咯的笑，跑上去抱住她的腰。
“一天到晚死呀死呀的，快别乱说了。”
都叹了口气，凝望着我最心爱的女友，想到丈夫出事的那个晚上，当时她飞车沉着脸跟先生赶来时的表情，我很想再说一次感谢的话，可是说不出来。
“放下了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吃晚饭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说着就眼湿，眼湿了就骂人。
我笑着又亲了一下她，跑到她厨房里拿了一个面包，捞了一条香肠，上车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书籍，就占了整整九个大大小小的书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它全是中文的。当年，这些书怎么来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两个弟弟加上朋友们数十趟邮局的辛苦，才飘洋过海来的。
除了书籍，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吗？它们太大了，带着回台湾才叫想不开，“妈的，当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夹香肠，对着这个艺术之家骂了一句粗话，打开冰箱，对着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夜深了，电话又响，我去接，那边是木匠拉蒙。“有没有事情要帮忙？”他说。
“有，明天晚上来一次，运木材的那辆车子开来，把我的摩托车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什么人卖给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
“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一——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的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的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救国团的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
“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ECHO.”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奈及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上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不好。”“送的？”“对！”“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的拍打起来。“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为同情这位上门来苦求的露西亚，才分了一天给她，每星期来一次。她乱扫的，成绩不好。
每来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费付给她。“太太，听说你房子卖了，有没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长中的女儿，笑着让她进来，拿出好多个大型的垃圾筒塑胶袋，就打开了衣柜。“尽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换衣服。不要担心包包太多，我开车送你回去。”说完了我去浴室换掉睡衣，走出来时，看见露西亚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衬衫。
我想了几秒钟，想到露西亚还有好几个男孩子，就没有再犹豫，反而帮她打起包裹来。
“床单呢？窗帘呢？桌布呢？”她问。
“那不行，讲好是留给新买主的，露西亚你也够了吧？”我看着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问。
“鞋子给甘蒂的女儿奥尔加，不是你的。”
她还在屋内东张西望，我一不忍心将熨斗、烫衣架和一堆旧锅给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扫帚。
“好啦！没有啦！走吧，我送你和这批东西回去。”
我们开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费分配给贫户的公寓。那个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门大厦。露西亚还是有情的人，告别时我向她说不必见面了，她坚持在我走前要带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说时她眼睛一眨一眨的，浮出了泪水。她的先生，在失业。
送完了露西亚，我回家，拿了铜船灯、罗盘、船的模型、一大块沙漠玫瑰石和一块荷西潜水训练班的铜浮雕去了镇上的中央银行。
那儿，我们沙漠时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经理。他的亲哥哥，在另一个离岛“兰沙略得”做中央银行分行的总经理。这两兄弟，跟荷西亲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东西，留给了他们。
“好。嫂嫂，我们收下了。”
当卡美洛喊我嫂嫂时，我把他的衬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银行里。一霎间，热闹的银行突然静如死寂。“快回去，我叫哥哥打电话给你。”
我点点头，向他要了一点钱，他也不向我讨支票，跑到钱柜里去拿了一束出来，说要离开时再去算帐，这种事也只有对我，也只有这种小镇银行，才做得出来。没有人讲一句话。
“那你坐飞机过来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个分机讲，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分机讲，小孩子抢电话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来——。”
想到荷西的葬礼，想到事发时那一对从不同的岛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拍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时那两个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忆，我终于第一次泪如雨下，在电话中不能成声。
“不能相见，不能。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常常写信。”“ECHO，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还有你的，寄来。”我挂下了电话，洗了一把脸，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ECHO，你只来了一次就不见了，过来吃个午饭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条，来呀——。”
是我的瑞士邻居，坐轮椅的尼各拉斯打来的。他是我亲爱的瑞士弟弟达足埃的爸爸，婚娶四次，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岛上。
去的时候，我将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个。
“这些瓶子，你下个月回瑞士时带去给达尼埃和歌妮，他们说，一九八七年结婚。这里还有一条全新的沙漠挂毡，算做结婚礼物。尼各拉斯，你不能赖，一定替我带去喔。”“他们明年结婚，我们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结婚呢？ECHO，我爱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装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条往口里送。
“没有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吗？”尼各拉斯把轮椅往我这边推，作势上来要抱我。
“好啦你！给不给人安心吃饭！”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边。
那一天，好像是个哭丧日。大家哭来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戏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问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来吃个饭，总是不来，朋友呀，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要多——。”
她在电话里笑着说。“我不是讲吃饭的事情，我在讲过入你名下的东西，要去办了，免得夹在房子过户时一起忙，我们先去弄清楚比较好。”“什么东西？”
“汽车呀！”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辆汽车，他们夫妇都做事，东奔西跑的就差另一辆车子，而他们买不起，因为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盖房子上去了。
“ECHO，那我谢了。你的车跑了还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新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保管得好，当然给你了。”“我——”“你不用讲什么了，只讲明天早上十点钟有没有空？”“有。”“那就好了嘛！先过给你，让我开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险费我上星期又替车子去付了一年。”“ECHO，我不会讲话，可是我保证你，一旦你老了，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让孩子们来照顾你。”“什么老了，这次别离，就算死一场，不必再讲老不老这种话了。”
“我还是要讲，你老了，我们养你——。”
我拍一下把电话挂掉了。
处理完了最大的东西，看看这个家，还是满的，我为着买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毕竟还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给他们，而且是一批极有品味的家具。
那个下午，送电报的彼得洛的大儿子来，推走了我的脚踏车。二十三号的瑞典邻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录音带。至于对门的英国老太太，在晚风里，我将手织的一条黑色大披风，围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个深夜里，我开始整理每一个抽屉，将文件、照片、信件和水电费收据单整理清楚。要带回台湾的只有照片、少数文件，以及小件的两三样物品。虽说如此，还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现出一个头绪来。
我将不可能带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车房去，那儿，另有十六个纸盒的信件等着人去处理。
将它们全部推上车，开到海滩边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丢掉，垃圾箱很深，丢到最后，风吹起了几张信纸，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们，免得弄脏了如洗的海滩。
而风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写着什么事情的信纸，如同海鸥一样的越飞越远，终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踪迹。
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我要回家
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的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
“我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个字来，指着对方大笑。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好，一手交钱，一手签字。”我说。
“可是办过户的公证人是约了城里的一个，镇上的那一个度假未回，你别忘了。”璜说。
“进城去签字，也可以把本票先弄好再去呀！”我说。“好朋友，我们约的是明天清晨八点半？剑？憧纯聪衷谑羌傅悖？？泄孛帕恕！
“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我先签字过户房子给你们，然后才一同回镇上银行来拿支票，对不对？”我说。
“对！”璜说。
“没关系，我可以信任你，如果你赖了，也算我——”还没说完呢，璜把我的手轻轻一握，说：“ECHO，别怕，学着信任人一次，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
我笑着向他点点头，讲好第二日清晨一同坐璜和米可的车进城去。如果过户了以后，他们赖我钱，我还可以放一把火把那已经属于他们的家烧掉。一想到原来还有可能烧房子，那种快乐不知比拿支票还要过瘾多少倍。
第二天，我们去了公证人那儿，一张一张文件签啊，也不仔细看。成交了！签好了，璜、米可还有我，三个人奔下楼梯，站在街上彼此拥抱又握手，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快去庆祝吧！先不忙拿钱，去喝一杯再说！”我喊着喊着就拉了米可往对街的酒吧跑去。
“请给我们三杯威士忌加冰块，双料！”一拍吧台桌，喊着。
三个神经兮兮的人，大清早在喝烈酒。
“呀——现在可以讲啦！那幢房子漏雨、水管不通、瓦斯炉是坏的、水龙头并不紧、抽水马桶冲不下、窗子绞链是断的、地板快要垮下去罗——。”我笑着讲着，恶作剧的看看他们如何反应。
米可一点也不信，上来亲我，爱娇的说：“ECHO，你这个可爱的骗子！”
“说实在，你们买了一幢好房子，嗳——”
“钱要赖掉了！”璜笑着说。
“随便你，酒钱你付好了。”我又要了一杯。
有节有制的少少喝了两杯，真是小意思，这才三个人回到镇上去。
璜叫米可和我坐在邮局里谈话，璜去街上打个转又回来了，一张薄薄的本票被轻轻放进我手里。我数了好多个零字，看来看去就是正确的数目，把它往皮包塞，跑掉了。人性试验室，又成功一次，太快乐了。
下一步，去了银行。
这回不是去中央银行，去了正对面的西班牙国际银行，那儿的总经理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步向经理的办公室走会，一路跟柜台的人打招呼，进了经理室，才对米盖说：“关上门谈一次话，你也暂时别接电话可不可以？”
米盖好客气的站起来，绕过桌子，把我身后的门一关，这才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米盖，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对我说的话，在那棵相思树下的晚上？”我微笑着问他。
米盖慢慢点头，脸上浮出一丝我所不忍看的柔情来。
“好，现有我来求你了，可以吗？”我微微笑着。“可以。”他静静的将那双修长的手在下巴下面一交叉，隔着桌子看我。等着。
“有一笔钱，对你们银行来说并不多，可是带不出境。是我卖房子得来的。”我缓缓的说。
“嗯——不合法。”他慢慢的答。
“我要你使它合法的跟我回台湾去。”
我们对看了很久很久，都不说话。
“你，能够使这笔钱变成美金吗？”米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我能。”我说。
“方法不必告诉我。”米盖说。
“不会，你没听见任何不合法的话。”
“变了美金再来找我。”他说。
我们隔着桌子重重的握了一下手。他忍不住讲了一声：“换的时候当心。”我笑着接下口说：“你什么都没讲，我没听见。”
那个下午，我往城里跑去，那儿，自然有着我的管道。不，稳得住的事，不怕。只要出境时身上没有什么给查出来的支票就好。
“ECHO，钱拿到没有？”电话那边是邻居尼各拉斯的端士德文。
“拿了。”我说。
“要不要我替你带去瑞士？”
“找死吗？检查出来谁去坐牢？”我问。
“他们不查坐轮椅的人。”
“谢谢你，我不带走，放在这边银行。”
“那——什么时候再来拿？”
“随它了。总之谢谢你的好意。”
“你没有在换钱吧？”他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真的，不懂你在讲什么。”
挂下电话，叹了一口气，看看饭桌上打好包的一些纪念品，将它们轻轻摸一下，对自己说：“还有九天，就结束了。”
坐在桌前列了一个单子，总共二十八家人要去告别。这里面，有许多家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去了是去通知自己的来，也同时就讲再见了。
那个黄昏，在窗口看着太阳落下远方紫色的群山，竟有些把持不住的感伤。既然如此，不必闲着，就开始大扫除吧！“喂，你，当心摔下来呀！”一个邻居走过我的墙外，我正吊在二楼的窗子外面擦玻璃。
“本来是不会跌下去的，给你这一叫，差一点吓得滑了脚，快别叫了。”我凶了那个不认识的男人一句。
“拿梯子来站呀！哪有反钩在窗框子上的人呢？”“一下就好罗！”我说。
“你的房子不是卖了吗？还打扫做什么？”
我笑睇了那不识的人一眼，说：“我高兴。”
那个黄昏，只要有邻居散步走过我的房子，都可以看见我吊在不同方向的窗子外面，在用力清洗等并不算脏的玻璃。
好，做了事情，没得闲愁了，干脆一直做到天亮也罢。
厨房中的每一个抽屉都给打开了，把那些刀叉和汤匙排成军队被阅兵时那么整齐，当然，先用干绒布将它们擦得雪亮的。
一切的中国药品，一件一件被放到信封中去，封套上写明了治什么病，如何用法，也给放在柜子里站好。米可会喜欢这些中国药。
那些各式各样的酒杯，再被冲洗一次，拿块毛巾照着灯光将它们擦到透明得一如水晶，再给轻轻放下，不留一个指纹在上面。
所有的食谱和西班牙文的食物做方，都给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靠在厨房书架上面。
那个炉子，本身就是干干净净的，还是拿了一支牙刷，沾上去污粉，在出火口的地方给它用力去擦。除烟机的网罩并没有什么油渍，仍然拆下来再洗一次。
冰箱的背后可能藏着蜘蛛网，费了好大的气力给拖出来，把那个死角好好查了一下——果然有些灰尘。那么炉子下面呢？好了，这一回拖炉子了。炉子边上有那么一片老油渍，沾了汽油洗得手开始发红，而太阳又从客厅窗外的大海上跳了出来，这间厨房还不算数。
把厨房的窗帘给取下来，洗衣机水力不够，不能用，就用手洗吧。这么一弄，第二天也就来了。
我轻叹了口气，对自己说：“还有八天。”
我阖着眼睛躺在床上，院子里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的来吃面包渣子了。
那几天，白天默默的一间一间打扫，黄昏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有吃的时候，吃些东西，没吃的时候，喝些水。总之那个全新的厨房已经不再算是我的，舍不得去做一顿饭吃，免得污染了那连干燥花都Сhā好了的美丽厨房。
进客厅的地方给放上了两三双拖鞋，有朋友来，我就喊一声：“脱鞋！当心我雪亮的地！”
那个地，原先亮成半个门框的倒影贴在地上，现在给擦成整个房间家具的倒影都在里面，踏上去有若镜花水月，一片茵梦湖似的，看了令人爱之不舍。而我，一天一天的计算，还有五天了，还有四天了，还有三天了。
在走之前，坚持璜和米可不能够来这幢房子，不要他们来，直到我上了飞机。
“ECHO，我不爱穿拖鞋，光脚可不可以进来？”
邻居甘蒂的女儿奥尔加可怜兮兮的站在客厅外面喊着我。我笑着跑过去把她抱起来，不给她踏到地面，把她抱到长沙发上去放着。她，双手缠着我的脖子格格的笑个不停。我们两个人靠着肩坐着，还是半抱到她。
“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睡在我床上？”我亲亲她金色的头发，奥尔加用力点头。
“那时候，你才五岁，你哥哥七岁，爸爸妈妈要去跳舞，你们就来跟我过夜。记不记得早上我不许你起床，直到我自己睡够了？”我又问。
奥尔加格格的又笑，拚命点头。
“你现在几岁？”我推了她一下。
“十一岁。”
“那都七年了？”我说。
“对嘛！”她说。说着说着，奥尔加拿出一个信封来，抽出两张照片，说，“这个你带回去给陈爸爸和陈妈妈，叫他们早点回来看我。”
我沉默了一下，问她：“你真的还记得他们？”奥尔加慢慢的点头。
“那你还记得另外一个人罗？也是我们家的。”我说。她又点点头。
“他哪里去了？”
“天上。”
我把下巴顶在奥尔加的头发上，轻轻的把她抱在怀里摇晃。
“ECHO要走了，你知道吧！”
小人没有动，斜过去看她，她含着好满的一眶眼泪。“来！”我紧紧抱住她，把她靠在我肩上。
“来——让ECHO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有关另外一个星球的故事，跟E·T·那种很像的——”
“听不听？”我微笑着把奥尔加推开一点，看住她的大眼睛，又对她鼓励的笑一笑，这才再把她抱着，一如小时候哄她睡时一样。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快到月亮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民族，叫中国。那儿的人，在古老古老的时代，就懂得天空里所有的星星，也知道用蚕叶的丝，织出美丽的布料来做衣服，在那个国家里，好多好多的人跟我们这边一样，在穿衣、吃饭、唱歌、跳舞、有时候他们会哭，因为悲伤。有时候他们笑，并不一定为了快乐——”
“你就是中国过来的。”奥尔加轻轻的说。
“真聪明的孩子——有一年，中国和日本打了好久好久的仗，就在两边不再打的时候，一个小婴儿生了下来，她的父亲母亲就叫她平，就是和平的意思——那是谁呢？”
“你——”奥尔加说，双手反过来勾在我的颈子上。“对啦！那就是我呀！有一天，中国神跟加纳利群岛天上的神去开会了，他们决定要那个叫做平的中国女人到岛上来认识一个好美丽的金发女孩子——”
“我出来啦。”奥尔加仰头问。
“听下去呀——神呢：叫这两个人去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等到七年以后，才可以分开。亲爱的——你，现在我们认识七年满罗。那个中国神说——嗳，中国的回中国去吧，走罗！走罗！还有三天了，不能再赖了。你看E·T，不是也回他的星球去了——”
奥尔加瞪住我，我轻轻问她：“今晚如果你留下来，可以睡在我的床上，要不要？”
她很严肃的摇摇头：“你不是说只有七年吗？我们得当心，不要数错了一天才好。”
“那我送你回家，先把眼泪擦干呀！来，给我检查一下。”
我们默默的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跑到门口去各自穿上鞋子，拉着手，往甘蒂家的方向走去。
那个孤零零的晚上，为着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我仰望天空，把那些星月和云，都弄湿了。
是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弄错了日子。
神说——还有两天了。
银行的那扇门——经理室的，在我又进去的时候被我顺手带上了。坐在米盖的对面，缴在桌上的是两张平平的美金本票，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现金。
“你怎么变的？”米盖笑了起来。
也不讲，轻轻叹了口气。
“请你把这两张支票再换成西币。”我说。
“什么？”
“想了一下，觉得，留下来也好，台湾那边不带去了。”“换来换去已经损失了好多，现在再换回来，凭空亏了一笔，为什么？”
“三年前，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你忘了亲爱的朋友。”我轻轻说。
“约定，也不过是两个人一生中的七天。”米盖苦笑了一下。
“而且在十年之后。”我笑着笑着，取了他烟盒里一支烟，说：“一九九三年，夏天，瑞士。”
米盖把头一仰，笑着伤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那时候，如果不死，我也老了。”我说。
“没关系，ECHO，没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些的，我——”
我把左手向他一伸，那几颗小钻镶成的一圈戒指，就戴在手上，我说：“戴到一九九三年，夏天过后，还给你，就永别了。”
“在这之前，你还回来吗？”
我叹了口气，说：“先弄清这些支票，再拿个存摺吧！去弄。”
外面的朋友，银行的，很快替我弄清了一切，签了字，门又被他们识相的带上了。
“我走了。”我站起来，米盖走到我身边，我不等他有什么举动，把那扇门打开了。
“我要跟他们告别，别送了。”我向他笑一笑，深深的再看了这人一眼，重重的握了一下手，还是忍不住轻轻拥抱了一下。
银行的朋友，一个一个上来，有的握手，有的紧紧的抱住我，我始终笑着笑着。
“快回来喔，我们当心管好你的钱。”
我点点头，不敢再逗留，甩一下头发，没有回头的大步走出去。背后还有人在喊，是那胖子安东尼奥的声音——“ECHO，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起了个早，开着车子，一家花店又一家花店的去找，找不到想要的大盆景，那种吊起来快要拖到地的凤尾蕨。
最后，在港口区大菜场的花摊上，找到了一根长长头发披着，好大一盆吊形植物。西班牙文俗称“钱”的盆景。也算浪漫了，可是比不上蕨类的美。
我将这盆植物当心的放在车厢里怕它受闷，快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s*、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
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Сhā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求婚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
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
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
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Сhā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Сhā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
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祼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的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的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的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的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去，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楞。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藉故走到浴室去。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的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
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那是一九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的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我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爸爸深感骄傲。我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
爱你的父亲
我看了，不说什么，将信放入口袋中去。
知道爸爸不肯在中文里用这些字，他用英文写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爸爸”自然而然，而这种出自内心的深情，要他用中文来表达，是很羞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英文的道理。
回家了，仍睡父母的旧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起床后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爸爸妈妈等着我醒来，迫不及待的带着我走向他们的那幢新房子。在一大堆水泥、砖块、木材的工地上，爸爸指着第十四层楼，对我说：“看见了没有？左边那一个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家。现在我们走上去看里面，爸爸在地上划了粉笔印子代表家具和厨柜的位置。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合不合意，我们才开始装修。明年春天，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计划做好多好多书架给你放书——。”
我听着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年以前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向爸爸说：“爸爸，你看那棵樱花，看见没有，那棵樱花？”我有一些恍惚，我的小楼、我的睡莲、我的盆景、书、娃娃、画、窗外的花帘、室内的彩布、石像、灯、铜器、土坛……“我的家——我的生命”，都在眼前淡去。它们渐行渐远，远到了天边，成为再也看不见的盲点。
我紧紧的拉住妈妈的手，跟她说：“当心，楼梯上有水，当心滑倒。爸爸，你慢慢走，十四楼太高。这个电梯晚上怎么不开……前面有块木板，看到了？不要绊了——。”
分别二十年后的中秋节，我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夜里去看一次那幢即将成为我们的家。我常常有些恍惚，觉得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而另一种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却在心里滋长，那份滋味，带着一种一切已经过去了的辛酸，疲倦、安然的释放，也就那么来了。
“我们去你家玩，小姑，好不好？”
小弟的孩子天明、天白叫喊着。
“什么家？”
“那个嘛！有屋顶花园又有好多梯子的家嘛！带我们去玩好不好？”
“好呀！不过那只是个去玩玩的地方，可以去浇花。那不再是小姑的家了。”
“那你的家在哪里？”
“阿一丫、阿娘（注：阿一丫、阿娘是宁波话中祖父、祖母的意思。）住在哪里，小姑的家就在哪里。”“不可惜，明天我们就去看它——那个屋顶花园。我们一起去浇水玩好不好？不能赖喔——来，勾勾手指，明天一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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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出书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在这辽阔的生活之海里，写作不过是百分之十的观照，其他的日子才是真真实实活着的滋味。
我的书，从来没有请求知名人士写序的习惯。总是家人说一些话，就算数了。这样比较简单。
至于我的母亲在她的序里叫我“纸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比我更纸的人还有很多。
这半年来，健康情形不好，反倒比较用功，共写了七十多篇，却并没有拿出来发表的打算。印成书的，其实只是一系列的“生活大纲”，坚守记录事实，绝不给人生下定义。母亲说，我常会哀叫：“不写了！不写了！”又说，这就好比牧童在喊：“狼来了！狼来了！”
一般。这倒是实在话。
对于写字这回事，最不喜欢有人逼。每被人勉强时，就明明看见一只狼在树林的边缘盯住我，于是自然会喊：“狼来罗！”
这一年以后，又会开始大幅度的旅行。前几年看书看得很起劲，那绝对不是有目的的行为，那是享受。
读书和旅行，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快乐最深的时光，大半都由这两件事情中得来。而这种经验，其实又交杂着一种疼痛，说不明白的。
回想记录在纸上生活，大概每十年算做一大格，变动总会出现。迫使我想到席慕蓉的一首诗，大意是这样的：你不必跟我说再见，再见的时候，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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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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