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
我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
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
讲的就是这件事。
1911年10月10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国。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9天以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等人秘密商议，准备起义，并且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接着，他们又在10月22日、25日、28日三次秘密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开会，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队在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夜里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
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编有两协人马，为第三十七协和第三十八协。
而第三十八协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部队又分散驻在滇南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
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被革命分子所掌握，昆明城里没有足以同他们抗衡的军事力量。
当时，议定起义的部署是：驻北校场的七十三标，向省城的北门、东门进攻；驻城南巫家坝的七十四标和炮标，向省城的南门和西门进攻；讲武堂的师生为开城门做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3)
与此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使他心惊肉跳。
为防止云南也发生不测事件，他下令巡防营和总督署的卫队要严加防范，并同十九镇的镇台钟麟同秘密商议，拟定了一个捕杀计划：凡拥护共和者“格杀非论”。
他知道蔡锷不是同盟会员，平时深居简出，又是他请来的，所以就透风给蔡锷说：“看来为国家斗，为云南斗，亦为新军斗，不开杀戒，已难以稳定军心民心!”
蔡锷一听此话出口，就知道他要下手了。
于是，不慌不忙地劝道：“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杀戒一开，就逼上梁山了。
昆明就成了第二个武昌。”
在蔡锷的再三劝阻下，李经羲、钟麟同没敢大开杀戒。
但还是把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撤换了。
而且钟麟同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各营的弹药除少数留做训练打靶用外，其余一律交回军械局。
这一招还真够狠毒。
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一场生死的搏斗，将在西南重镇昆明展开。
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晚上9时左右，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派了一个排长叫黄子和，带着士兵去本标军械库偷运子弹。
碰巧，被值班队官唐元良撞上了。
唐元良是北洋派的军官，他不仅阻止搬运，还大声斥责士兵，扬言追查是奉谁的命令。
双方争吵起来后，唐元良被士兵开枪打死。
但不巧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标统丁锦。
他是总参议靳云鹏的亲信，一看到士兵抢运弹药，知道形势不妙，立即回去拉出卫队营追了上来，向正在北校场整装待发的起义战士开了枪。
李鸿祥只得下令还击。
丁锦一看不妙，便拔腿逃命去了。
这时，李根源赶到，立即下令带着第七十三标起义战士离开北校场，火速向北门进发。
李经羲得知北校场开枪后，立即给蔡锷挂电话：“城里的风声很紧。
我这里已听到枪声，据说是北校场打枪。
不知怎么搞的，我已下令去查了。
你那里怎样?可得留点神呀!切不要高枕无忧!”
蔡锷来了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回答说：“刚才北校场是哨兵走火，引起的一场虚惊。
已经平息了。
有我蔡锷在，你就放心大胆地睡个安稳觉吧!平安无事。”
李经羲还是半信半疑地说：“还是小心防范为要!”
“一定遵命。
倍加小心，高度警惕!”
蔡锷心里虽然十分焦急，嘴上还不得不应承着李经羲这只狡猾的狐狸。
这时，驻干海事的马标(骑兵团)、城内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小学的起义官兵，听到北校场的枪声，便开始了行动。
李经羲听到城里也响起了枪，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又抓起电话找蔡锷：“你立即派兵进城来镇守!不然就晚了，就完蛋了!”
“等着吧!我立即率兵进城!”
蔡锷放下电话，就来到早已集结在巫家坝操场上的队伍面前，庄严宣布；“我们的起义提前了，现在立刻出发!”
这样，辛亥昆明起义就提前发动了。
起义部队出发前，朱德被指定接替左队队官(连长)，参加主攻总督衙门。
朱德带着左队直奔南门，半路上遇到了巡防营的管带(营长)领着200多士兵来投诚，说：“我们愿意同你们一起参加起义。”
朱德当即表示欢迎。
说：“起义不分先后，哪个参加我们都欢迎。
我们联合起来攻城去!”
朱德带着左队离开南校场，杀向云贵总督衙门。
云贵总督衙门，坐落在昆明城南门内，五华山南麓，衙门四周高墙壁垒，两道铁门紧闭。
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4)
围墙内外都构筑有碉堡、工事，有卫队营、机枪连和辎重营防守，是一座城中之城，易守难攻。
朱德带着左队还未靠近总督衙门，守敌的机枪已经响了，吐着火舌射向四方，根本无法靠近，几次搭梯子翻越围墙也未成功。
朱德便到炮营去请求炮火支援。
炮营轰开南门后，多数都调去攻打另一个据点军械局去了，剩下的只有1门重炮和3发炮弹。
他对炮兵们说：“独门炮，是当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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