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明俊气急败坏地打算追出去，主编却铁青着脸走进来，硬生生地叫住了他。
“什么事？我现在没空！”贝明俊也没好气地回话道。
“什么事？大事！到我办公室来！”主编冲他嚷道，又缓和了些口气对我说，“麦淇，你要走，我也没办法，可你也不能说走就走，总得给我几天周旋的余地！”
我觉得主编的要求也颇为在理，便答应再留几日，等社里招聘了代替我工作的新记者，我再离开似乎更心安理得一些。
贝明俊进了主编室，等到天色渐暗也不见他出来，报社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我打了他的手机，却是关机。晚上，又落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来，我通常喜欢雨声的宁静与安详，像一支轻轻的催眠曲将我送入梦乡。但那晚的雨声让我觉得凄凉和不安，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我心间，我辗转反侧地忍不住又一次拨打了贝明俊的电话，依然是关机。
第二天上午，我继续去报社整理办公桌上部分即将结束使命的物品，从进报社大楼开始，一路上遇见的同事都对我报以掩藏而同情的目光，有些关系颇好的便主动问我离开后有何打算，我也不曾多想，只是无所谓地回答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于是，他们脸上的怜悯表情就愈加明显了。
《红衣》第三章(18)
走进了散发着一点点空调异味的办公室，和想象中一样空无一人，我的办公桌上照例摆着一份本社刚出炉的新鲜报纸，我也照例随手将它扔到了桌角的旧报纸堆上，开始收拾桌面上凌乱不堪的残局，脑海里零星地跳跃出同事们那些叫我费解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于晓婕突然莽撞地冲进来：“报纸呢？麦淇姐，今天的报纸呢？”她焦急地四下寻找着。
我好奇地递给她问：“出了什么事？”
“听说咱们社今天的报纸上捅了阿俊假新闻的事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我连忙抓起报纸，快速翻阅起来，于晓婕屏气凝神地趴在我肩膀上，像一只在洞口偷窥外面世界的雏兽，既害怕和紧张，又兴奋而向往。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有报纸沙沙的声响，不费什么力，我们果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找到了一个本报向读者的《道歉声明》，字数不多，占据了四分之一版面。内容大体是说：近日有读者反映本报新闻内容存在不实之处和假公济私行为，现据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查实，本报实习记者贝明俊因职业道德观念淡薄、工作态度尚有问题，杜撰了《妈妈再爱我一次》等十几篇未经核实的报道，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损害了新闻工作者形象，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本报编辑及主编未能及时发觉，也存在工作疏漏，特刊登此声明向广大读者道歉，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指导。
看完了，我的背脊却凉凉的，好一会儿没有缓过来。
于晓婕则将她一身的孩子气撒了出来，拽着我的手臂，带着一丝纤柔的哭声，一个劲儿问我：“麦淇姐，怎么办？怎么办？”
其实，我哪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倒是弄明白了一进报社时众人怪异而晦涩的目光了，大约以为我的辞职是因贝明俊之故而迫不得已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拍了拍于晓婕说：“这事迟早要出的，我们早劝过小贝，不是吗？”
“可是……可是……你总该帮帮他吧。”于晓婕继续苦恼地纠缠。
我禁不住无奈地笑了笑，说：“晓婕呀，我和你一样，不过是个小记者而已。”
可她还是陷入自己的思维中，拔不出来，推搡着我说：“麦淇姐，你去和主编说说，别开除阿俊，你去说说，我求你了！”她几乎将我赶出了办公室。
我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向主编室走去，平心而论，我觉得贝明俊多少有些自作自受，我不知道该如何为他“求情”。然而，当我的视线撞见那个夸张的皮质转椅中傲慢而无情的滚圆躯体时，我蕴藏的怒火陡然蹿了上来。
主编见我进来，先主动开口说：“麦淇，你不用着急，顶替你的新记者很快就能到位了。”
我尽量酝酿起沉着的底气，平静地说：“我想知道，你打算如何处置贝明俊。”
“你问这事？我也不好说，得看上头的意见。”他假装惋惜地说，“贝明俊这孩子挺聪明，就是有点聪明过头。”
“老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故意试探地戳了主编一下。
他立即跳了起来，脸色显得难看，追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也相信那些莫须有的传言？”
他如此的举动倒似乎在给我的疑问以肯定的回答，我漠然地说：“我信不信都无关紧要，你自己相信就行了。”
主编回避似的点起烟来，猛地吸了几口，吐出的烟雾将他的面孔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麦淇，说话要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样子，“我不是说你的话对我有什么伤害，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小孩子都该明白。”
我轻声笑了，说：“那希望主编也能‘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轻轻地瞟了我一眼，说：“贝明俊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实习记者，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的。”
我和主编聊天期间，一个稚嫩的男青年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他自称是某家报纸的记者，希望能够采访一下贝明俊。尽管这个冒失的年轻人被主编突如其来的反常怒火赶走了，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贝明俊的丑闻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些好事又百无聊赖的同行们似乎终于找到了燃烧过剩精力的导火线。
事情的确未出我的意料，次日，有家会炒新闻的报纸用大篇幅追踪了《妈妈再爱我一次》中那个小男孩的真实故事。事实上，也难怪乎人们纷纷围过来凑热闹，贝明俊在孤儿院门口遇见的此位抽烟的男孩子的经历实在叫人匪夷所思——如果，再次的报道是正确的话——他原本是个与父母走失的流浪儿，被一位因盗窃、行骗等两次入狱的累犯收养，两人成了一大一小的骗子搭档。上次，是以父子角色来我们报社敲诈，后来又以孩子得了绝症等方式，骗取好心人的钱财。记者找到小男孩时，小骗子已经被送进了正规福利院，而大骗子则是“三进宫”了。
而叫人担心的是，让贝明俊成为“众矢之的”的不只是那一篇报道，他的越来越多的虚假文字被晾晒到光天化日之下，这几乎等于毁灭了他的记者前途。
从那日贝明俊走进主编室，一连三天也没有他的音讯了，手机一直关着。下班后，我和于晓婕去了贝明俊的父母家中，他父母是自办公司的中产阶级，对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的贸然造访反而弄得他们坐立难安，生怕这个初出茅庐又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出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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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第三章(19)
他母亲焦急地说：“这孩子经常不回家，他说和晓婕一起住在新房里，男孩子么，我们也就不去管他。晓婕，他没和你在一起啊？”
这话触动了于晓婕某根敏锐的神经，她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贝明俊的母亲心疼地搂过她，两个人低声细语了一阵。
回来的路上，于晓婕突然问我：“麦淇姐，你说阿俊是不是去了那个女人那里？”
每每她提起这个问题，我总像是被游街示众一样难堪，尽管我问心无愧。
我说：“不会的，他爱的是你。”
于晓婕却似乎有些茫然了，低下头去说：“他爱谁……都无所谓。”
《红衣》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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