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悄悄走的，当我们去添饭时，厨房里已经没人了。父亲知道后，把筷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今天我们得开个会。”

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我们该支付赡养费了，用父亲的话说，我们都是体体面面的国家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二：父亲有权规划自己的后半生，作为后人，我们不得­干­涉。

我正觉得无以对，一个弟弟说：“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只付你一个人的赡养费。”下之意，大家都明白。父亲什么也没说。

一切谈妥后，我们站起来告辞，所谓告辞，就是没头没脑地说一句：“走了！”父亲的头拧向一边，坐着没动。

自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按月往父亲的存折上存赡养费，这边准时存，那边按时取，两厢无事。直到这次，父亲一身雪白、衣袂飘飘地出现在我家里时，我才惊觉，我们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父亲跟我谈起国际国内的形势，广阔的见识让我一次次瞪大了眼睛，巴非特他知道，拉登他知道，王石他知道，刘德华他也知道，就连那些带着巨额财产去了国外的官员，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然后就说到物价问题，以一百块钱为例，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一百块钱分别能买些什么，我合着他的思维，兴致勃勃地跟他一起做着这份消费调查问卷。末了他说：“工资再怎么涨，也涨不赢物价。”

那是当然。我如数家珍地跟他讲起我的工资，十年前多少，五年前多少，现在是多少，而开支却像孙悟空似的，在工资上涨前利索地翻着跟斗。

“你们的工资都涨了，我的工资是不是也该涨一涨了？”

他抓住空档，猛地问，令我瞠目结舌，原来那些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铺垫，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愤怒之余，又有些自惭，身为长子，我早该考虑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分明感到心里冲上来一股不快：­干­嘛不明说、直说呢？何必绕这么大个弯子呢？

他接着说起各项开支，水电煤多少，米面油多少，偶尔还要吃点荤，还要穿衣服，最怕的是生病，医院是去不起的，幸好他认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以前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会注­射­，他生了病，就请她来给他输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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