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所记：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三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圆而止，普通者亦三圆为率。记载门则二圆内外，此其大较也”（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周作人回忆：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００圆，１０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见《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大清著作权律》、《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施行细则》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200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始受到法律保障。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还是举鲁迅和柔石的例子来说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圆的书，分给你二十圆（陈注：当时上海各出版社所订的版税通常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圆，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圆，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圆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２０％，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民国以后，一般报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标准略有降低——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000字。1914年1月该刊创刊发行。1915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圆。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二圆至伍圆。”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前文所述之例。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刚来北京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关于上海新闻出版界经济收入的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忠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三百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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