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申报·自由谈》当年给鲁迅的稿酬是优惠的，千字6圆（合今人民币180元），有《鲁迅日记》为证。查《鲁迅全集》，鲁迅在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都是千字文。再查《鲁迅日记》，鲁迅在1933年2月8日收到《自由谈》稿费12圆。《自由谈》是每月结算稿费的，下月初寄给作者。这年2月，鲁迅在《自由谈》发表千字文8篇，3月8日收稿费48圆。3月发表11篇，4月7日收66圆。6月发表7篇，7月6日收42圆。由此可算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标准。不但《自由谈》给鲁迅千字6圆，当年《现代》杂志也是这样，或略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1933年4月的《现代》上发表，全文5000字，付稿费30圆。鲁迅的《关于翻译》在9月的《现代》上发表，1100字，付稿费5圆。1935、1936年，鲁迅的稿费大致仍在千字6圆左右。如1935年10月的《文学》第5卷第4号上发表杂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两篇，共2900字，得稿费17．50圆。又如1936年2月24日《申报》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550字，得稿费10圆。这都说明每千字仍是6圆。鲁迅生前拿过千字10圆的优惠稿酬。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在《作家》第一期上，4300字，得稿费40圆。该刊第2期又发表《〈出关〉的“关”》，3000字，得稿费30圆。可见该刊主编孟十环对鲁迅的特别优惠。（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1996年。）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新闻报》：1922年《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为200银圆，聘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版，月薪180银圆。当时的主任、编辑、记者月薪100银圆左右。老报人顾执中在他的回忆录《报人生涯》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时报》当记者，月薪80银圆。到1935年他在《新闻报》任采访科主任时，月薪为170银圆，年终还有双薪（也就是每年发给13个月的薪金）和分红。《申报》：1912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冷血）月薪300银圆，1927年增为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至500银圆。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从这些实例来看，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至100银圆，像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1919年10月，谢福生在商务印书馆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商务印书馆的薪金参见前文《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至20银圆。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提高了工资待遇。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一百圆左右。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三十圆左右。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十圆至二十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四十圆。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作为一个参照，兹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４１.９圆（约合今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３０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左右。戏剧、电影业的兴起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清雍正五年（1727）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坐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剧场里常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逛戏园子喝茶“听”戏养成的习惯。从这坐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当时叫做大戏）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喜连成”科班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民国二十年（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广和楼怎样收钱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即160文，合8大枚）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一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1934年的变化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前排）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钱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京剧演员的酬劳喜（富）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老生）、马富禄（丑角）、裘盛戎（铜锤花脸）、孙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青衣）、黄元庆（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5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买票看戏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两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 7、 8角。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8、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出之多。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华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票价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日场：7角、5角、3角、1角；夜场：8角、6角、4角、2角；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至6角，日场为7角至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至2角。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5)

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专设常演之处，亦无多多。于戏园中加演之余，则东安、西安市场中间或有专演者。看资则贵贱不等。大抵专门常演之处，则取资贵，优等须八角，头等四角，二等二角半，起码铜元十二个。其稍便宜者，则以铜元为标码，头等二十四枚，二等二十枚，三等十二枚。”电光影戏之专演者（两处）：平安电影公司——东长安街；大观楼电影公司——大栅栏。加演者：三庆园，升平电影（场）——大栅栏南；庆乐园，华安电影（场）——大栅栏中。又，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出版的《北平指南》第八编所载“戏园电影院”条目——“北平电影院价目，平时最高者五角，最低二角。有加演特别片时，加价不过一圆而已。”电影院列出十家：中天电影院——绒线胡同，真光电影院——东安门外大街，平安电影院——东长安街，中央电影院——北新华街，吉祥电影院——东安市场内，春明电影院——东四商场内，大观楼电影院——前门外大栅栏，青年会电影院——米市大街（即后来的光陆电影院），通俗教育馆电影院——钟楼，国货陈列馆电影院——前门箭楼。其中设备最好的真光电影院，票价大体分三个档次：一等是专利特轮名片，即“只此一家”上映的获奖的世界名片，如《赖婚》、《自由魂》及后来的《乱世佳人》等，最高票价银洋圆，最低6角；二等价是多家上映的头轮片，最高1圆，最低5角；三等价是复映片，最高8角，最低4角。那时银洋2圆可以买一袋面粉（注：合40斤）。1922年3月曾举办特场电影，上映《书痴福》，最高票价5角，最低2角。20世纪３０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３０年代，由于一批左翼作家、演员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迈进了新阶段。上海成为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1931—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电影小组，剧联成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沈西苓、赵丹、魏鹤龄先后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1932年，田汉、阳翰笙等作为严春堂的总顾问，筹建了艺华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生之意志》、《­肉­搏》等影片。金焰、郑君里等分别在联华公司当演员；汤晓丹、司徒慧敏则进入了天一公司。30年代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时代，以《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为代表的影片已经走向世界。电影艺术中心——上海的影业公司有4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明星、天一、电通、联华、艺华等。昔日明星们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未见系统研究。但我从先辈们的遗物中找到当时留下的两种史料：（1）若­干­部影片主要演员的片酬合同；（2）影业公司长期聘用的月薪合同。当时片酬最高纪录是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０００圆为现金，另外1０００圆为股本入账；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一般收入的幅度在这两端之间。不妨再举几个例证。1.陈波儿1907年７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原名陈舜华。我查到了第一手史料：当时陈波儿留存的两份片酬合同。1934年４月，陈波儿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５月签订了拍摄无声影片《青春线》的合同，期限为４个月，片酬300银圆。见证人张凤梧（阿英）、郑君平（郑伯奇）。几乎同时，1934年５月，陈波儿又与电通公司签订了拍摄有声影片《桃李劫》的合同。约定从５月１６日到８月１５日，整整三个月期间参加影片《桃李劫》的拍摄工作，担任女主角，片酬300银圆。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银圆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二期150银圆于全片完成后支付。合同介绍人司徒慧敏，证明人应云卫。这一年１０月２９日，《现代演剧》杂志记者吴湄采访了陈波儿。记者问起：“陈小姐每月的生活费要多少？”回答说：“不到一百块吧。”1934年，陈波儿不仅成功地主演了两部电影，还发表了２３篇文章。稿酬为千字３银圆。因此，她每月收入超过２００银圆。我还查到了当时陈波儿留下的两份长期合同。在1935年５月，电通公司跟陈波儿签订了长期聘用合同，时限为二年。约定薪金为：从1935年５月到1936年５月，月薪１４０银圆；从1936年６月到1937年５月，月薪１６０银圆。但是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底被迫结束，陈波儿转到明星公司二厂。1936年５月，明星影片公司又和陈波儿签订了聘用合同，为期三年，从1936年６月１日起，到1938年５月31日为止。合同规定月薪为200银圆（一年后，1937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合同被迫中断）。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6)

2.艾霞生于1913年。她在30年代初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做普通演员，试用期月薪只有30银圆。1932年她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主演，月薪由60银圆增加到100银圆。1934年初，艾霞自杀身亡。3.王莹1913年３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原名俞志华。生母早丧，幼年被继母卖为童养媳，出逃后被舅妈收养，改名王克勤。１７岁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1932年王莹进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银圆，于1934年３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银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银圆（合７５日元），一年后归国。３０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4.周璇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大约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年，难以确定）。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为嗓子好又善于唱歌，第二年演唱歌曲中有一句“誓与敌人周旋在战场上”受到群众欢迎，故改用艺名周璇。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后来歌舞团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Chu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圆。她曾回忆说：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陈注：相当于９０年代的人民币1500—2000元）。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圆，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此外她还唱流行歌曲，还有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唱片的收入。抗战期间周璇滞留在上海租界（当时称为“孤岛”）继续演艺生涯。5.蓝苹（即抗战初期到延安后的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３月生于山东省诸城。1931年李云鹤担任山东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３０银圆。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２０银圆生活费，１０银圆寄给老家的母亲。1933年４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1934年５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２银圆，生活费６银圆，非常贫困。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银圆。（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6.舒绣文原名舒彩云，1915年生于北京。父母原籍安徽黟县，是中学教员。自幼家境贫苦，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伴舞谋生。16岁独自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30大洋。后来参加集美歌舞剧，又到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19岁那年（1934年）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合同订期三年，基本月薪60银圆。在上海演戏、拍电影之余，她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努力学文化。成为正式演员以后，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除了基本月薪以外，每部影片的酬金为300圆左右。有了固定收入后，就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到上海，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7.赵丹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省肥城。1915年８月生于江苏省扬州，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在南通长大。父亲1928年春天以3000银圆开设了一座“新新大戏院”，共800个座位，放映电影（当时叫影戏），每张门票１角５分，一场就收入120银圆。1930年春节聘请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有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前来公演，影响了赵凤翱走上艺术之路。1930年秋天赵凤翱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12月因在美专主演话剧《Ｃ夫人肖像》而被明星公司导演看中，课余参加拍片，以“赵丹”为艺名；1933年试用期月薪30银圆，当时仍继续学业，半工半读。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跟明星影片公司订了合同：起初月薪50银圆，不久提为70银圆。（又一说：1933年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成为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月薪60银圆。跟上述说法略有差距，备考。）后来又升到100银圆。先后拍摄默片与有声片30部左右，其中以《女儿经》、《上海二十四小时》、《小玲子》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6年月薪150银圆。1937年上半年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获得成功，赵丹月薪提为200银圆。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赵丹参加抗敌救亡演剧队，辗转经武汉到重庆。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1936年9月在上海公布了《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宣言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沈西苓、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当时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上海《电影·戏剧》１卷2期刊登了署名韦彧（沈端先）的《鲁迅与电影》一文，文中又出现了“文化人”这个概念：现在不论怎样，文化部门里面总算有了“电影艺术”这个名称，一切“文化人”的###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演员们有不少在大学里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王莹的从艺和留学经历，即体现了当时追求知识的风气。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写了两部小说。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银圆或法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跟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至1角钱。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入场券1角至1圆。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黎莉莉340圆舒绣文330圆白杨320圆张瑞芳300圆顾而已300圆魏鹤龄300圆施超280圆谢添250圆陈天国250圆吴茵230圆杨露西120圆熊辉100圆秦怡60圆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国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日趋严重，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文化人的收入不断贬值，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从而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民国初的北京大学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民国初年，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1％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1912年，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000人（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日本作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25％。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8)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五四期间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１８６８年）­阴­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21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24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１８９４年）26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１９０１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5角钱。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37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１９０６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３０两，合４２银圆。于是在１９０７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然而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谓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划“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圆（编译）和5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100银圆（约合今6000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家用。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账单，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１６２１德国马克，合900圆；支付国内蔡夫人２５０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４６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200圆（当时１块银圆可买４４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６０元）。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１９１９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五十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陈注：即1500或2000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圆，即千字７圆。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从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这一切，是跟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新思潮分不开的。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依靠爬格子为生的亲身经历，影响深远。此后，他特别尊重和爱惜爬格子的人才，这有他一系列言行为证，举不胜举。不妨称之为爬格子情结吧。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爬格子的新文化闯将，都是他在北大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特别对于比他年轻13岁的鲁迅，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举荐初出茅庐的鲁迅为###公务员主管美育，月津贴60圆，不久定月薪300圆；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聘请鲁迅为中国小说史讲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又聘请鲁迅为特约撰稿人，月津贴300圆，提供爬格子的优越条件。这些，在鲁迅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很念此旧情。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１９２３年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发表《不合作宣言》，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７月举家赴西欧。商务印书馆仍采取约稿致酬的办法，约请他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并为《东方杂志》撰写论文及杂记，每月致编译费200圆、调查费100圆，共计300圆，使他有了固定收入。据现在留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给蔡元培信的手迹：“兹送呈全年薪水计银二千四百圆。又敝公司遇有研究之问题及调查之事项，拟求我公担任顾问，亦荷俯允，兹将全年薪水一千二百圆一并送呈，统祈察入。”蔡元培在欧洲期间，写了《中国之文艺中兴》和《简易哲学纲要》等。１９２６年２月由欧洲回到上海。蔡元培开风气之先。从他开始，在国外以著述编译所得稿酬自筹留学经费，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信念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语）；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语）。李大钊论经济权在五四运动的闯将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千。……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注：每月工资六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月得八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十六圆，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790页）“独立进款”的理想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１）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２）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动的主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1000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1200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112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48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鲁迅当时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的《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另有资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至300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圆。又，２０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１１７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至200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１９１８—１９８０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之下。据记载，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三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２—３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1000圆。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当时新建的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８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妻子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馆子，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花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4)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从《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８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在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从《鲁迅日记》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记载。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根据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大约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五四运动前夕，与陈独秀《新青年》相呼应的《新潮》杂志，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同学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从教育经费中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创刊时，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编。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1897—1969）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顾颉刚接编。在现存的鲁迅书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新青年》和《新潮》等新刊物的一些情况。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当时任江西教育厅长）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3月10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5月29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陈注：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但过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销路增加，影响很大。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陈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和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当时主要的几种新文化刊物定价如下——一、《青年杂志》月刊，第一卷于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9月15日创刊，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印行。大16开，约100页。零售价：每册2角银圆，订购半年6册1圆，全年12册2圆。邮寄费每册1分半（国内及日本）；欧美邮购每册邮费6分。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月刊，发行量迅速上升到1万册、2万册。定价及邮购价不变。《新青年》第三卷各期（1917）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二、《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发行所地址：北京汉花园。大16开，150页。零售价：每册3角。订购全卷5册1圆2角；全年2卷（10册）2圆4角。邮费：本国及日本每册3分，欧美各国每册6分。三、《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7月15日在上海印行，此后每月15日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每月1日出版，上海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发行。定价相同：每册1角，邮费2分。订购全年1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5)

1917年前后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180块钱就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120块钱（每月10至15圆）也可以维持。所以有条件踊跃购读《新青年》、《少年中国》和《新潮》等新刊物。蔡元培校长上任之后，他把北京大学的学风扭转过来，并且热情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文化启蒙事业，意义非常重大。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关于毛泽东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史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加以考证。1918年8月，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给毛泽东》，原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毛泽东的同学、同由长沙到达北京、同借住杨昌济家的萧瑜回忆：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筹划勤工俭学的预备课程时，毛泽东也协助过。经过几次磋商，毛宁愿留在北京，不去法国。……毛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学者，当然对出国留学没有兴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进行工读计划，如我们在法国所为。这就面临了给毛找工作糊口的问题。三个就此问题商量过多次。这时适逢我们在北大征求学会会员，以我们判断，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们想叫他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这安排对毛很理想。怎样获得这份差事是个难题。……最后，还是想到了蔡校长，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Сhā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叫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萧瑜（子升）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另一种译文说，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引自《毛泽东和我》，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56页。）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本人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此外还有另一种记载。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见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6)

毛泽东系1918年8月来京后到北大工作半年，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职在京，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事实。而高平叔教授指出：蒋梦麟这段话，记忆有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9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此时，毛已回到长沙。事实上，毛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是在蔡元培先生自己主持校务期间。即使由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也只能以图书馆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长提出，而必须由蔡校长下条子派任。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有了蔡校长下派的条子，北大会计课才能把毛泽东编入职工名册，照月发工资。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薪俸考关于北京大学早期的教职员待遇情况，至今只有一些著述中零散提到，而缺乏系统的考证和论述。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几十年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大量散失，以及历来学者们对于这个专题的忽视。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教学、科研、传授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他们­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教育史和反映校园生活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百年以来我国知识阶层，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各自薪金待遇方面的确切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笼统或零碎，几乎没有人系统整理和研究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是北大校史者们经常引用的史料（陈注：国家档案馆将此纪念册出版年代定为1917年，但据我考证它是1918年4月30日编定、5月出版的），然而在这本纪念册编者的“例言”中也说：本校往年案卷大半零散，故前任职员所录之编制，全以民国三年陈君叔辛所编之《沿革略》及历年薪水簿为依据。但《沿革略》不甚­精­详，而光绪三十年以前至三十二年之薪水簿，又均遗失。因此前任职员录中，难免错误，亦无可如何之事。到了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要寻找历史上的《历年薪水簿》，就格外困难了。本文不揣冒昧，考证“民国初年”主要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教员薪俸”，试图填补这方面的一个空白。1917年制定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1917年5月###颁布《修正大学令》，分大学教师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几乎同时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制订标准为：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银圆、二级400银圆、三级350银圆、四级300银圆；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银圆、380银圆、360银圆、340银圆、320银圆、300银圆；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银圆，本科教授自280至180银圆，预科教授自240至140银圆；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银圆至50银圆；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银圆不等。但这只是一个原则上的规程，尚未见具体的实例。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几所。前些年《文物天地》披露的《北京大学1919年职员薪俸册》，内容仅限于职员，如——姓名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蔡元培600 600 600 600 600 600夏元瑮350 350 350 350 350 350王建祖350 350 350 350 350 350陈独秀300 300 300 300 — —温宗禹（本为教授）300 300 300 300李大钊120 120 120 60（半薪）60 120……1916年12月以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系“特任”资格，由国务会议议决，月薪为600银圆，级别是“一级校长”；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兼教授，王建祖担任北###科学长，以上二人级别是“三级学长”；1919年由温宗禹担任北大工科学长，6月代理北大校务；首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兼教授（1919年暑期休假）。以上二人属于起点级别“四级学长”；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级别仅为最低的“五级主任”。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这个《北京大学1919年职员薪俸册》，仅包括校务方面的职员，并不包括文、理、法、工四个学科的教授、讲师、助教等，所以很不全面。然而，关于北大教员的状况，学者们的许多论文中只是笼统地说：当时北京大学共有教授约80名左右。至于五四时期北大的“一级至六级教授”究竟是那些人？他们的实际月薪究竟有多少？至今缺乏明确的数据。本文试图解决这个课题。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在北京大学初期的历史档案里，我发现了一堆杂乱无章的财物会计纸片（单据），在尘封的角落里被历史遗忘，无声无息地沉睡了８０年，从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其实，这些史料为研究五四时期我国知识阶层经济生活状况，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这一大堆纸片就是《中华民国某年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散页。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7)

当我初次发现它们的时候，这些纸片散乱不全，显然没有经过整理核对，而粗糙地用两条白棉线订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58张，第二部分190张；我在另外一个案卷里还发现了《领薪存根》（民国八年至十三年，1919—1924）17张。这三部分存根的格式、纸张、尺寸，完全一样。编号、姓名、金额、年月日皆用毛笔书写。经鉴定完全是当时（80年前）的原件，而非抄件，更不是复印件，所以是真正的第一手史料。我初次见到的史料毫无顺序。第一部分第一张是“大字第伍拾叁号九月份上半月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刘三薪俸金额一百圆，现洋五成、中票五成，右款已照数发讫，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廿五日”；接着是“大字第伍拾伍号程演生”，“大字第拾陆号刘文典”……直到后面才出现“大字第拾捌号陶履恭”，“大字第壹号胡适”等等；第三部分又出现了马寅初、马叙伦、蒋梦麟、周作人、钱玄同、李石曾等人的领薪存根（民国八年至十三年）。从残留至今的这365张存根残片看来，这种“薪金发放存根”显然是由当时北京大学财务部门统一印制、校内专用的。虽然我所发现的这种存根年代是从民国八年到民国十三年，但实际使用的时期估计不止这六年时间。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的格式80年前的这种存根，一律是竖排文字，用我国民族形式的草黄|­色­薄纸石印。原有空格处，是用毛笔书写的数字、姓名、日期等。举其中的“大字第壹号”和“大字第叁拾壹号”等“薪俸发放存根”为例——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右款已照数发讫中票五成金额壹百贰拾圆现洋五成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钱玄同薪俸大字第叁拾壹号九月份上半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廿四日右款已照数发讫中票五成金额壹百肆拾圆现洋五成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胡适薪俸大字第壹号九月份上半民国八年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月薪，通常是在一个月以后，分两次发放；每次支付半数，例如胡适于十月底才又发放另一半140银圆，付清280银圆。也有少数教授是一次发清的，如马叙伦、蒋梦麟等；此外月薪较低的讲师、助教，都是一次发清的，详见下文。在每张存根中所谓“现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所发薪俸中的一半为银圆（现大洋）支付，另外一半是钞票即兑换券（中国银行发行的“国币”简称为“中票”，当时在市场上贬值，很难兑现；下文将讨论民国初年“中交票”兑换券的贬值问题）。所谓“第×项第×目第×节”是在财务上的分类：“第一项第一目第一节”是校务职员薪俸单据，“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是本科和预科教授薪俸单据，“第一项第一目第三节”是讲师和助教的薪俸单据，等等。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的具体数额我从１９１９年９月份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共１４１张）中整理归纳出一大部分教授（约６０人）月薪名录，大致上每人签收的存根有两张。原件散乱不堪，有许多字迹潦草不清。由我细心地逐张核对、一一抄录，然后按照原来的序号，重新整理排列。其中缺少存根第25号、第67—82号以及第91—118号，共缺45张；第40号、49号可以根据上下文补全。得出如下结果——第一部分（1）胡适280圆，现五中五（下同），（2）陈大齐280圆，（3）朱希祖280圆，（4）杨荫庆280圆，（5）辜汤生（辜鸿铭）280圆，（6）宋春舫280圆，（7）陈汉章280圆，（8）康宝忠（康宝恕代领）280圆，（9）马叙伦280圆，（10）蒋梦麟280圆，（11）陶履恭280圆，（12）刘师培280圆。（整理者按——以上12名为一级教授，月薪皆为280银圆。）第二部分（13）李景忠260圆，（14）贺之才260圆，（15）周作人240圆，（16）王星拱240圆，（17）钱玄同240圆，（18）杨震文240圆，（19）徐宝璜240圆，（20）顾兆熊240圆，（21）王征240圆，（22）吴梅220圆，（23）陈瀚200圆，（24）叶浩吾180圆，（25）黄节180圆，（26）包玉英180圆。第三部分（27）［字不清，似为沈尹默］280圆，（28）关应麟280圆，（29）马裕藻240圆，（30）费家禄240圆，（31）刘三200圆，（32）程演生200圆，（33）刘文典200圆，（34）魏友枋200圆，（35）刘复200圆，（36）钱振椿140圆，（37）孙国璋140圆。第四部分（38）朱家华200圆，（39）朱宗莱240圆，（40）魏友枋200圆，（41）温宗禹300圆……［中断存根第67—82号，共缺16张］第五部分（42）罗惠侨240圆，（43）钟观光240圆，（44）龚安庆240圆，（45）沈士远240圆，（46）杨增敏240圆，……［中断存根第91—118号，共缺28张］第六部分（47）吴曾勋220圆，（48）郑寿仁240圆，（49）黄振华200圆，（50）龚湘180圆，（51）郭汝熙240圆，（52）黄国聪240圆，（53）韩述祖240圆，（54）林损220圆，（55）伦哲如220圆，（56）陈怀220圆，（57）陈清文200圆，（58）王彦祖200圆，（59）柴春霖200圆，（60）梁敬淳180圆……以上，是将第一手的薪俸存根整理的结果。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查清楚1919年9月份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数据。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45张存根缺失。由于月薪分两次发放，估计名录缺少二十多人。他们究竟是谁？残缺的薪俸数据能否补充呢？我尝试给出尽可能完整的答案。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8)

设法补充薪俸名录我搜集并整理了散见于国家档案馆、北大档案馆和个人收藏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和“北京大学法科一览”（1918—1919年度）两种非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但是可惜至今未能找到另外一半资料，即“北京大学理科一览”、“北京大学工科一览”两部分。我还找到了残缺不全的“1920北大三院一览”（缺少“北大一院”、“北大二院”两部分）等等，可以跟我发现的《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在上述60位教授之外，可以补充的名单如下——（61）夏元瑮［理科学长］350圆，（62）王健祖［法科学长］350圆；（63）黄侃280圆，（64）张相文280圆，（65）马寅初280圆，（66）黄振声280圆，（67）左德敏280圆，（68）黄右昌280圆，（69）胡钧280圆，（70）陈启修260圆，（71）张祖训260圆，（72）朱锡龄260圆，（73）杨昌济240圆，（74）沈兼士200圆，（75）何尚平140圆，（76）温宗禹［工科学长］300圆。（陈注：陈独秀原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薪300银圆，但于1919年６月离职，所以没有列入这个名单。）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员待遇我搜集并核实、整理了《1918—1920年北京大学教员月薪统计》，跟我发现的几百张《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北大教员在五四前后，仅分为教授、讲师、助教三种。教授和讲师都要开课。助教不开课，只在教授指导下，担任预定的助理。教授与助教是专职的，按月发给薪水。讲师是兼职的，按授课钟点给予酬劳。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不过非专任而已。有些讲师的资格水平本来很高，但因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仅请他每周来校担任几点钟的功课，亦称讲师。例如鲁迅在###任科长，到北京大学文科兼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若­干­政界或司法界人士，兼任法科讲师。北大教授若转到其他机关任职，则也改为讲师。例如秦汾（景阳）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后调到###担任参事，便改为北大讲师。有的回忆录称：“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银圆，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圆或二百四十圆者”。实际上据我考证，并不完全如此。北大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银圆。本科教授自280至180银圆，预科教授自240至140银圆。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银圆至50银圆；基本上每隔一两年递升一级。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银圆不等。1919年，北京大学教师待遇的具体情况可归纳如下——一级教授有：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等，月薪皆为２８０银圆。二级教授有：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等，月薪皆为２６０银圆。三级教授有：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华、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等，月薪皆为２４０圆。四级教授有：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等，月薪皆为２２０圆。五级教授有：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等，月薪皆为２００圆。六级教授有：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等，月薪皆为１８０圆。讲师待遇按每小时5圆计算。那时候讲师不上课时一般无薪水，所以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以外，可领到两学期（9—１０个月）的薪水。举例如下——１９１９年９月，发给讲师梁漱溟讲课费１００圆，崔实１２３圆，张菘年１４０圆，秦汾１２３圆，梁钜屏８４圆，罗文­干­１００圆，李季５６圆，等等，属于按时计算的报酬，并非固定薪水。助教的薪水，为每月50圆至100圆之间，基本上逐年递升。１９１９学年助教如林彬、杨铎、袁镇壹、龚开平等，每月皆为５０圆；严毅、鲁邦瞻等，皆为60圆；张庭济、王启常、邱培涵等，皆为７０圆，等等。20年代初，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圆即可维持。如每月用100圆，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20余间，租金每月不过20多圆，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1圆。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圆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圆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20年代已经有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夷初），副主席谭熙鸿。北洋军阀政府常积欠教育经费（欠薪），该会议的重要任务便是向政府索薪。教育界为索取欠薪向政府抗争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北京文化人展开了索薪斗争。欠薪有两类：一类是###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大等八所国立大专院校教员的欠薪。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9)

据当时###职员陈诒先回忆：“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教育次长傅岳芬代理教育总长职务期间，“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次日天明，我们轮流值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到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１９２１年４月８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６月３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６月３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这一事件，在蒋梦麟《西潮》和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等回忆录中，都有记载。８月１５日，###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曾在蔡元培时期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后来继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也是教员支持的。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当时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鲁迅日记》1921年１０月２４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１１月１４日###全体公务员因薪金拖欠七个月，屡屡向教育总长马邻翼催促无效，于是一律停止办公。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八校因上学期７月份所欠经费和１０月份经费分文未发，１１月到期无着，加上###罢工、部长辞职，异常窘迫殊难维持，各校长特呈文政府要求速拨经费，并请任命教育长官。１２月１６日，###薪金拖欠半年，十五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２１日###召开全体公务员大会，决定一面通电全国，申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一面呈文政府、国务院，提出全体辞职并索还欠薪。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拖欠部员薪水的情况：１９２０年他共收入１月至９月###薪水２６４０圆，平均每月２２０圆，拖欠三个月的薪水900圆。１９２１年共收入###薪水２４９０圆，平均每月２０７圆７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到1922年３月初，交通部停发原定的教育月基金２２万银圆，蔡元培呈文代八所国立院校索薪。北京市各公立小学校长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落，向京师学务局提出集体辞职。1923年１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学界爆发了“挽蔡驱彭”运动。１９日，北大、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军警包围毒打，三百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驱彭运动”。《鲁迅日记》载，本年共收入###薪水２０９４圆，平均每月１７４圆５角，累计拖欠九个月。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８日鲁迅发表谈话《###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窘况。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９日，###因欠薪太久，又以端午节将至，部员生活极为窘迫，于是召开全体大会，决定由“索薪会”派人轮流赴财政部索薪，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全体罢工。可见事态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鲁迅于1926年１月１５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１月１６日上午，鲁迅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要求国务院在­阴­历腊月二十四日前补发四个月欠薪，当天须发两个月现银。交涉一天，才由教育总长易培基出面答应到腊月十日发一个月欠薪，到二十日再发一个月。鲁迅后来在《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谈到这次索薪的情况。同日###发布对于鲁迅的“复职令”，他控告章士钊一案初步获胜。1926年７月鲁迅发表《记“发薪”》，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９２４０银圆（约合今３２万多元）。北京大学及其他国立院校拖欠教员薪金的情况愈演愈烈，例如在北大担任讲师的顾颉刚，月薪应为100银圆，但是据他的日记所载，１９２５年领取薪金的账目如下——１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６月17日取22圆，6月25日取70圆，7月16日取８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