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0)
２月薪金：拖欠４个月，到６月２４日取１００圆；３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７月１６日取３２圆，８月１０日取４０圆，９月９日取２８圆；４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９月９日取３７圆，１０月２日取６３圆；５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１０月２日取３７圆，１１月１２日取３５圆，１２月２日取２８圆；６月薪金：拖欠半年分五次领取，12月２日取37圆，12月21日取15圆，次年（1926年）１月８日取１２圆，１月２０日取２０圆，１月３０日取１６圆；７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次年１月３０日取５８圆，２月２日取２６圆，２月１２日取１６圆；８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四次领取，到次年２月１２日取６４圆，３月２９日取１５圆，５月１２日取１３圆，５月１７日取８圆；９月薪金：拖欠八个月后分两次领取，５月１７日取１９圆，６月１４日取５５圆，尚欠２６圆……顾颉刚如此，其他讲师教授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不得不另谋出路，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日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８月离开北京南下。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由于腐败堕落濒于灭亡。北伐战争之后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此后出现了一段比较安定发展的局面，中国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有所保障，教育界薪金也有所提高。20世纪２０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准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一下当时的货币和物价。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圆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是比较稳定的。中华民国成立后，１９１２—19１９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１９２６—19２７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１９１２年为基数，到１９２６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２５％和４８％，平均涨价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若以１９１９年物价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３０年大约为１２９，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３圆，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４圆左右。日用品的物价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在北京，１９１１—19２０年大米每斤３分钱，猪肉每斤１角至1角1分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１至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分钱；到１９２６—19３０年大米每斤６分钱，猪肉每斤1角5分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至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在上海，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15％，例如：１９１１—19２０年大米每斤３．４分钱；猪肉每斤１角２分钱，白糖每斤６分钱，食盐每斤１至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至９分钱；到１９２６—19３０年大米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至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２０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圆以上，甚至可达400圆（合今１万多元），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至５圆。鲁迅在１９２３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三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３圆（见《鲁迅日记》）。交通费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２０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念“低昂、低昂”）”响，所以人们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钱）；至西单牌楼二段１８枚（合6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２６枚（合8分钱）；至西直门四段３２枚（合１角1分钱）。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1)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至东单牌楼二段１８枚；至东四牌楼三段２６枚；至北新桥四段３２枚（车费同上）。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１０枚；至天安门二段１８枚；至西单牌楼三段２６枚；至西四牌楼四段３２枚。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１０枚；至太平仓二段１８枚。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宣武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和平门二段２０枚。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陈注：在北京银圆跟铜元的兑换率，1926年兑换300枚，1928年360枚，1930年400枚。此处以1926年的兑换率计算。）文化人的嗜好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圆，四菜一汤。花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１２圆，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２０圆，每人２圆。鱼唇席１０圆，海参席８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４０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１１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或５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在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２０年代北京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１至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文化人的经济地位根据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００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关于20年代北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建功先生。1901年他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如皋西场镇）一个小商绅家庭。他于1919年不到18足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进了乙部英文四班。这几年，家庭没有给予他经济支持，而是靠江苏同乡会每季度40银圆的资助，也就是每月13银圆的“助学金”完成学业。1921年秋，魏建功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临时书记，继续半工半读。1925年他24岁时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会决定留用魏建功为助教，在语音乐律实验室协助刘半农先生的工作，月薪起点为50银圆，不久增加到80银圆。30年代初，他担任教授时月薪提高到200银圆以上。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生活相当富裕的李大钊、邵飘萍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1)
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为谋生方式的作家。到了２０年代，中国文化史出现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五四运动的先锋闯将们，如《新青年》的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大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已经有稳固的社会公职，牢靠的中等阶层收入，过着相当宽裕的经济生活。他们并不需要再依靠额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为生。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可以不计稿酬，不以赢利为目的。２０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农村、乡镇）的文学青年涌现在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他们血气方刚，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抱负，带着献身于新文化事业的满腔热情，几乎从零开始，走上了艰苦卓绝的作家之路。民办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即文化人）的政治和经济觉悟。８月２２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１２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６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８月２７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紧接着，９月１９日《现代评论》第二卷４１期上，刊登了署名“壮学”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其中提出：“商务抽版税的办法，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其余八成五归他自己，这是剥削劳动者。”低价的稿费和版税使得许多作者们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就不顾质量粗制滥造，有的被迫改行，于是造成图书报刊的作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壮学认为，要促进文化繁荣，首先必须抵制出版商的剥削，提高稿费和版税，“著作人既能得相当的酬报，然后才有人专门从事著述，著述的质和量都可以大以增进了。”１０月，创造社作者周全平在《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３期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第５期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文，声援壮学。不过他对于壮学认为“八成五都归了出版商”的说法提出修正：实际上图书出版的利润没有那样高，因为印刷成本要占三成，发行费还要二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能得五成左右，“这样，呕尽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我们一向以为劳工被资本家剥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对于著作家底刻薄，也并不亚于此。”这种认识，正如顾颉刚所说的：“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壮学和周全平提出“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减少出版和发行之间的层层盘剥，二来可以降低书刊成本，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读者。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创造社出版部宣告成立，并制定了“创造社社章”；共9章３１条，主要内容就是“集资创办出版社”。第一条规定“依时缴纳社费者均得为本社社员”，社费5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２００元），“入社时须缴纳入社金三圆、常年费二圆”、“二年以上不缴纳社费者，经总社执行委员会议决后，追缴本社证书及徽章”。由于有了集资经费，总社执行委员会除了总务、编辑、监察之外，还专门设了会计委员。因此有些回忆录说：创造社出版部的股金是每股5块银圆。这样看来，１９２６年时的创造社不仅是一个新文学团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股份制民办文化企业。１９２７年春，胡适和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也是作家集资的民办文化企业。总资本2000银圆，每个“大股”100银圆，每个“小股”５０银圆。董事长为胡适，总编辑为徐志摩，总经理为张嘉铸（徐前妻之兄）主管财务和发行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徐志摩是哥伦比亚经济学硕士，正好运用他训练有素的经济头脑。创造社、新月社等民办文化企业到位的资金并不太多，但是由于新式印刷设备在上海大量引进，民间又兴办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车间，为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账制度。中国民间所谓三节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个大节日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期；一个大节以后印制出版的图书，除了交付少量押金以外，作为成本的排版、纸张、印制、装订等费用，都由印刷厂垫付，到下一个大节再结账。这样只要较少的流动资金，便能出版书刊。因此，２０年代上海的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这样，初步摆脱了官府权势和商业羁绊的新兴知识阶层，投入了文化自由市场。这种趋势，如“一石击破水底天”一样，层层波澜由上海开始一圈又一圈扩充到许多城镇，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2)
柔石——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的典型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自由撰稿人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他们的征途上充满了荆棘——鲁迅所说的“无花的蔷薇”，为新文化事业献出了青春、鲜血甚至生命。这些文学青年的卓越代表之一是柔石。近几年发现和公布的烈士遗迹——《柔石日记》和《柔石书信》，以及许多前辈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柔石的最新史料。我试图整理和分析这些确切的第一手史料，描述以柔石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文学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跟他同类的左翼文学青年，有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叶紫、殷夫、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名平复。１９０２年９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市门头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原为农民，后做小生意，开一经营鲜咸海货的店铺“赵源泉号”。因家境困难，赵平复十岁时才开始读书。１９１７年夏，赵平复从宁海县正学小学毕业。秋天就学于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中途退学自修。１９１８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学费，食宿便宜，同学多为贫苦子弟。１９２０年因父亲之命与吴素英结婚。次年５月生育大儿，不到两岁时因病夭折。１９２１年５月发起组织了“宁海同学旅杭同学会”。１９２２年左右在杭州第一师范结识低班同学潘漠华、冯雪峰，并参加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１９２３年他从杭州第一师范毕业，本想升学，于当年７月到南京报考东南大学，但需学费60银洋（合今人民币２400元）不能减免，终因家境困难而未入学。９月应聘到杭州留法博士应溥泉家，为两个小孩担任家庭教师，报酬未见记载。１９２４年春，又想帮助妻子读书，不得已就在慈溪县普迪小学做教师。当时一般初任小学教员的月薪为３０—４０银洋（合今人民币１２00—１６00元）。当年得一子取名帝江。在这期间他写了一部小说《疯人》于１９２５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准备卖书回收钱款，但未能如愿。１９２４—19２５年间他因爱好文学，购买图书报刊，花费很大。不得已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负债达一百几十银洋（参看《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１９２５年２月中，柔石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二科，也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由父母寄钱给他（陈注：一说由大哥寄给他200银洋，参看赵文雄《回忆我的哥哥柔石》），与好友潘漠华同住在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见“柔石致陈昌标信”），每月食宿费约20至30圆，购书的钱至少１０圆。北京大学于２月２２日开学，柔石听课一学期。９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继续学业。柔石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载《柔石日记》第１４１页）熬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中旬，他终于因病而且财力不济而离开北京回乡（现存柔石１２月４日从北京寄出的信）。１９２６年春夏之间柔石为谋生而奔走于沪杭道上，曾计划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拟找十位友人（王方仁等）集资开办费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３５000元），每人出资100银圆，但未成功。秋天回乡养病，当年得一女取名小薇。１２月去上海，一无所获。１９２７年１月回家过春节，不久因朋友王方仁介绍，到镇海中学任教。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省全部光复，柔石回到宁海担任中学教员，不久升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同时每周到宁海中学兼课。收入不详。１９２７年３月由父母决定，将家产分给赵平西、赵平复兄弟二人。兄长继承父亲开设的“赵源泉号”，平复分得500银洋（约合今人民币１７５00元）作为股金存入该号（引自《柔石日记》第４５页注，第１６８页注）。柔石当时没有支取现金，但从此可以向兄长要求经济援助。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宁海农民起义失败，涉及宁海中学师生。柔石单身出走，逃到上海，借住在闸北一个亲戚家里。夏天他写信给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扶持。父母将他存放在咸货店的500银圆寄给他。不久，柔石又写信给老家，说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500银圆还不够盘缠（几乎同时的李金发、艾青等人出国去巴黎工读，至少要准备10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５000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柔石在通信中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圆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参看《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１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圆，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圆寄下。”８月２４日信中却说：“中学位子，靠不住了！复实非为钱多少，实以他种缘故，于心不愿。”有一种说法，据传是柔石此时认识了鲁迅，鲁迅劝柔石不要去中学教书，而专心文学写作，并把他的稿子介绍给北新书局（见林淡秋《纪念柔石遇难十六周年》）。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3)
柔石的名字在《鲁迅日记》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７日初次出现。这一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柔石、王方仁以及周建人、许广平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这显然不是鲁迅初次与柔石相识。在厦门大学时期鲁迅的学生王方仁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抵达上海，他的译著《红笑》经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１９２８年夏秋之交，王方仁向鲁迅引见柔石。９月９日鲁迅从上海市北四川路###里２３号迁居到里内１８号屋，原住处交给他在厦大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和柔石三人共同居住。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３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已将小说三册（陈注：指《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圆，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圆，以廿圆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因此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圆，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可见当时柔石每月维持衣食住行的最低生活费为30圆，相当于今１000元左右。不久，柔石的月收入增加到40圆以上，情况有所好转。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信中又说：“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圆。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圆。又一家杂志，约廿圆至卅圆。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圆，书籍每月总要十圆。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可见柔石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圆，在作家里面属于比较低的。但他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柔石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朝花社”，并由王方仁的哥哥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代售朝花社出版的书刊。１２月６日《朝花周刊》创刊，至次年５月１６日共出２０期；６月１日起改为旬刊。后来因合记用品社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亏损而被迫结束。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回忆柔石：“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６日柔石致兄长的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圆计算，每日可得稿费国币4圆；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４２00元），颇为可观。《柔石日记》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１日载：“晚上鲁迅先生问我，明年（陈注：指旧历）的《语丝》，要我看看来稿并校对，可不可以。我答应了。同时我的生活便安定了，因为北新书局每月给我四十圆钱。此后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柔石接手编辑《语丝》第5卷1期（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０日）至26期（９月２日）不到半年，即辞职。此后柔石的经济生活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圆（合今4000元左右）。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圆钱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引自《柔石日记》第１５６页）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约定抽版税２０％，柔石郑重地将此事载入日记。１９３０年２月柔石成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３０圆国币。５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本年７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收入柔石前两年的创作。柔石奋斗初步成功，成了知名作家。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柔石和殷夫、冯铿等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时仅２９岁。他生前发表５５万字的创作和６３万字译文，未发表的手稿约２２万字。［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２０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１９１９年，19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了３００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银圆。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4)
１９２９年春，19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1000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５０法郎。（陈注：这个旅社到１９８２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２１４—２１５页。）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２０个签名，收入２０法郎。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５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３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１０张饭票外加５０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丁玲的经济生活丁玲原名蒋冰之，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长于常德县。她属于一个传统的封建门第家庭，大家族院墙里有二百多间房屋。但是父亲死后，家道衰落。母亲守寡。１９１１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开学，母亲进入师范班，７岁的女儿跟着进了幼稚班。次年，母亲又带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念小学一年级。１９１８年夏季，13足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入学后，食宿费、学杂费、书籍文具费都由政府供给，只需要预付１０银圆做保证金。母亲用一个金戒指代替了保证金。此外蒋冰之还领取3块银圆作为零用，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钱，就一直把银圆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时才取出几角钱作为路费。母亲担任小学教员，负担女儿的日常费用。据说在很长时间内，每月寄给丁玲２０银圆。１９２１年她到上海进平民女校，次年转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用２０银圆作为旅费，乘坐火车来到北京。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１９０３年生于福州）、沈从文（１９０２年生于湖南）和冯雪峰（１９０3年生于浙江）等。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一直成为文学史上的话题，引起了无穷的回味。１９２５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农村同居。丁玲后来回忆说，她曾经花费7块银圆买了两段棉布、两斤棉花，亲手替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当铺换了4块钱，重又买1块钱新棉花，拆开胡也频的一件旧夹袍塞进棉花，缝补以后，凑合着熬过了一个寒冬。有次他们身边只剩下一块银圆，正好来了客人，就用这一块银圆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丁玲、胡也频两手空空地步行４０里路，进城里找朋友借钱。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胡也频和丁玲担任《民众文艺》等刊物的编辑。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只想要每月挣得２０至３０圆的稿酬，然而就连这样的初步目标也难以实现。丁玲回忆说：当时困处北平，只有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得到六七块钱稿费，加上母亲每月寄给她的２０圆，维持生活。在很冷的天气，只好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取暖，只到了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几乎每天吃面条、白菜。丁玲说胡也频喜欢进当铺。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先后把丁玲母亲送的绸衣、棉袍，亲友送的银质餐具，都拿去当了。丁玲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７年下半年）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１９２２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１９２６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５圆，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引自《鲁迅先生于我》一文）１９２８年丁玲、胡也频在杭州西湖住了一个短时期。出版了《阿毛姑娘》得到７０圆稿费，又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暂住月租金８圆的亭子间。胡也频的老家还要求他给家中弟弟每月２０圆接济（付了三个月，实在无法继续，就停止了）。不久，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沈、胡、丁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共有200圆，各分得70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丁玲接来母亲住２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３楼。各自支付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100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了两三个月以后，丁玲说：“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圆，每月三分利息。”（引自丁玲回忆录《胡也频》一文）就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但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不过，实际上这时丁玲的母亲已经失去工作，很少收入，无法再接济他们了。所以丁玲本人的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5)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借款1000圆来创办《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终以失败而告终。《红黑》月刊于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胡也频于秋季离开上海，到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因在学校中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据丁玲回忆是５月）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丁玲回忆说：“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期月刊，七本书。……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圆，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圆，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不久，丁玲、胡也频参加左联，认识了鲁迅。大学生的文艺刊物1933年初，在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诞生了一个小型文学旬刊《牧野》。说它小，一是它的开本小，是小32开，每期16页，一大张白报纸正好印一份。二是它的印数少，每期印500份。三是定价低，每份二分钱。四是它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刊物可以算是他们进行文学笔耕的一小片Chu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那时候办这样一个刊物，不需要登记注册，也不需要申请批准。三个青年——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史学系学生邓广铭和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经过一番磋商，每人拿出3圆钱，一共凑足9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70元），一期的成本就够了。撰稿人除三位发起人外，还有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哲学系学生何其芳、史学系学生杨效曾等。当时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找到南池子飞龙桥的一家印刷厂承印，因为这个厂的印刷质量好，铅字只用一次就销毁重铸，所以字迹很清楚。当时北新书局、未名社的书都是在那里排印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牧野》的一伙年轻人就处于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他们读鲁迅，也读周作人；读郭沫若，也读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作。戴望舒和施蛰存曾在上海出过一本小型的刊物叫《璎珞》。李广田、邓广铭、王余侗过去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是《璎珞》的热心读者和推销者，他们组织的书报介绍社就代销这本刊物。《牧野》的开本大小，页数多少直到封面设计，都是照《璎珞》的样子办的。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将发表在《牧野》上的诗作合编为《汉园集》出版。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老师是温源宁、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他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1933年春假，他的译稿《恶之花零拾》卖给了《新月》杂志，得到了几块银圆的稿费，买了火车票，便赴山东青岛大学访孙大雨、沈从文等。沈从文在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的情况下，拿出30圆，让卞之琳自印一本诗集。于是，热心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张罗。回北平后，《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他跑纸店选纸。最后用一种花钱不多的“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印出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就是卞之琳大学毕业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据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一文）诗集出版的当月，朱自清就著文称赞这是“一本颇俏的小书”。一个不见经传的青年人，还没有跨出学校门，就成了“少小知名翰墨场”的新秀，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1933年夏，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遂开始了一种为谋求生存与追求诗艺而奋斗的新生活。他单身一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住址，以北平和上海为基地，有时也去外地“转悠”。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写作与翻译，间或为了谋生也做其他工作。1934年初他应约在杨振声、沈从文编辑（后萧乾为执行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译作（也有少量诗作），陆续零星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秋后，由在北京大学教过英国戏剧课的余上沅介绍，开始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特约”译书。这个委员会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基金的。所谓“特约”，实际上译者自己选题，由委员会批准。稿酬分为千字10圆、7圆、5圆三级。卞之琳回忆说：“梁实秋用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不计字数，是一千圆一个剧本，大学刚毕业的毛小子只能拿最低级的译费，五圆一千字，但在当时上海文坛应是最高级稿酬了。”对于卞之琳这样的“年轻人”一直照顾到抗战爆发。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底层贫民生活状况20世纪２０年代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国家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４０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情况。要深入研究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必须以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实际资料作为参照系。根据１９２８年上海２３０户底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当年一个五口人的贫苦劳动者之家平均年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这五口人（夫妇两人加三个子女，或一对老人、儿子和媳妇加一个孙儿）组成一个“典型家庭”，是当时上海百万底层贫民的标准情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6)
五口人的日用消费，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统计学上折合起来相当于４个大人，称为“等成|人”（与４个成年人相等的意思）。这样的典型贫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人做工，每年总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有下列几方面：1.基本食物。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为２１８.５圆（每个等成|人每月伙食费仅４圆６角），约占收入的５５％，即一半略多。2.基本衣着。花费在衣物上的开支为３６.７圆，约占收入的９％，其中购买成衣４.３圆、鞋帽９.３圆。3.居住条件。每年房租平均为２８圆，占收入的７％，居住一间半房子（或说一大间、一小间）。4.燃料、水电。每年花费２４圆左右，占收入的６％，大多家庭使用木柴和煤球烧炉子做饭，也有用煤油炉的。少数家庭（大约十分之一）有电灯，其余十分之九用煤油灯。5.杂项。其他属于文教、嗜好、卫生等支出，为９２.８圆，占收入的２３.２％，如子女教育费、交通费、烟酒费、娱乐费、医药费，等等。下层工人家庭文盲很多，只有少数能读报看书。这样的五口（四个等成|人）之家平均消费量，每年大米１２４８斤，面粉３１０斤；豆油７５斤，猪肉５１斤或牛肉７２斤，青菜８５０斤；鲜鱼５８斤；衣物用布１７６尺，可做１０套单衣裤加１０双布鞋，也就是平均每年每人两套单衣裤加两双布鞋。根据《上海市统计·上海零售物价表（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上述生活水平，可折合为：吃饭：每个等成|人每月粮食３２斤半（大米和面粉），每斤６至７分钱；１—１.５斤猪肉或牛肉，每斤２角至３角钱；１斤半鲜鱼，每斤１角６分钱；１８斤蔬菜，每斤２至３分钱；１.６斤豆油，每斤２角钱。穿衣：每个等成|人每年衣物用布４４尺，每尺布１角５分钱。全家衣物总值１１６圆，其中衣服价值７３圆，每家仅有棉袄两件、棉裤两条，棉袍子两件，夹袄两件；人均两条短衫、两条单裤、一件棉衣。仅仅少数人家备有蚊帐和枕头。这样的生活是相当贫苦的。按照日用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当时国币１圆＝今人民币３０—３５元。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１９２８—19２９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５０圆，最低为８圆，一般为１５.８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２４圆，最低为７圆，一般为１２.５圆；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４—５口人，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２８至３２圆左右，年工资约为３３６—３８４圆；加上奖金和津贴，还能多几十圆，一家总收入达到每年４００圆左右。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局１９３１年统计，当时中国城市下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２７.２圆。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少有积蓄，经济生活相当紧张，甚至很艰难。职工收入稍高的，如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工资分为７等１２级。１９２７年厂长、总工程师月薪为４００圆，而第七等副班工人月工资为２０—３０圆。又据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间上海社会调查所、南京市社会局、金陵大学对上海、南京、北京、安徽等地各类家庭消费情况的调查资料，南京和上海的工人、店员家庭平均每年消费３９０—４７５圆，每月３３—４０圆。北平的车夫、手工业者每年消费２００多圆；而以安徽的农户消费水平最低，每年仅１８５圆，每月１５圆。上述统计数字稍有差别，但是出入不大，仍可做出基本一致的结论。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光华书局１９２７年版），上海一个典型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４个“等成|人”的消费）的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圆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６６银圆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100以上至200银圆左右为中等生活；每月３０银圆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收入６６银圆，也就是每年8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２８000元），每个“等成|人”每月１６圆６角７分（合今５８３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上海工人里面大约占４％，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根据１９２５—19２６年上海市的物价情况，这样的市民家庭生活水平如下：1.食品类每年用于基本食品（一日三餐）消费３５２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４％，平均每个等成|人８８银圆，每月７圆３角３分；按照当时物价，每人每月可以消费——早餐：豆浆和早点大饼、油条、包子等，每天５分，共１圆５角；中晚餐：32斤大米，每斤７分，共２圆２角；６斤猪肉（或鲜鱼），每斤１角８分，共１圆８分；３斤鸡蛋，每斤２角２分，共６角６分；10斤豆腐，每斤（４块）３分，共３角；20斤蔬菜，每斤平均５分，共１圆；２斤植物油，每斤１角６分，共３角２分；１斤白糖，每斤１角１分；１斤半酱油，每斤８分，共１角２分；半斤食盐，每斤４分，共２分；等等。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7)
2.住房每年用于房租６０银圆，占总支出的７.５％，月租金５圆，一般只能住平民地段“石库门弄堂”楼房的两间屋子（市中心繁华区和租界一带房租很贵，比北京城区贵好几倍），平均每间居住２人；有马桶，有自用厨房，没有浴室。3.穿着每年用于衣服鞋帽８４银圆，占总支出的１０.５％，平均每个等成|人２１银圆。一般自己买布找裁缝做服装，细布每尺１角钱，呢料（或士林布）每尺１角５分。做一套普通服装大约用１６—２０尺布，加上裁缝工钱总共３—５块钱就可以了。成衣和鞋帽的价格，在大百货商店和小作坊是不同的，差价还不少。例如一双皮鞋，在上海市虹口的皮鞋作坊中实售价５圆，在著名的大百货商店里标价可达１４圆。4.燃料、水电每年用于燃料、水电费３９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９％，燃料通常用于烹调（煤球炉子）、取暖。有一些家庭无电灯用于照明（煤油灯），但是电灯和自来水在上海愈来愈普及，后来盖的弄堂楼房一般都有水电设备。煤球每担１角４分，煤油每斤７分，火柴一包（１０盒）８分，等等。5.杂项每年用于杂项２６５银圆，占总支出的３３.１％，包括嗜好费、洗衣费、交通费、教育费、娱乐费、卫生费等等。茶叶（普通）每斤２角３分，香烟（普通）每条１０包３角５分，白酒每斤１角４分，黄酒每斤５分，肥皂每块４—５分，等等。上海市的交通费，据１９２４年《小说世界》所载，电车从东新桥到小西门３分钱。据周瘦鹃著文：“黄歇浦畔之有电车，殆十余年矣。初行于租界，华界继起亦有年。风驰电掣，瞬息数里，人坐其中，几疑列子作御风行也。且为价甚廉，自二铜元起，至多不过十余铜元。”（引自《紫兰花片》，１９２３年。）民国以后1银圆可换铜元100多枚，１９２１年在上海市１银圆可换１５４枚，所以２铜元大致等于１分半钱。电影票每张１—２角；京剧或话剧票每张６角—１圆。高雅娱乐：上海市名园之一愚园的入场券２角（据《旧上海３０年见闻录》）。西洋化的游乐场，如法租界顾家花园的游艺会，入场券１圆；可观赏歌舞班“蝴蝶社”等演出；又跳舞场门券１圆，这种门券可充西餐的“吃资”，如饮冰汽水每瓶２角（据１９２６年《红玫瑰》第４卷２４期）。休假日如果包一辆小汽车出游，从静安寺到吴淞海边，单去５圆，来回要９圆（据１９２３年８月郭沫若《月蚀》）。这样的生活可称为小康水平，包括普通职员和中学教师、半数小学教师等。与前述贫民家庭相比，日常生活费大致为两倍。这也就是当时上海一般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中国综合性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正式成立为标志。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3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1928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原首都北京改名北平。虽然北平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依旧具有文化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1931年，北平有正规高等学府26所，几乎占全国一半。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大学、中法大学等。北平的中等学校，1929年有48所，1938年有88所。此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专家学者们待遇相当高。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1000万银圆。当时文教界薪金收入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学毕业后晋升级别比较快，二是同一级别的薪金数额逐年增长。文化人收入丰厚，成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1000万银圆。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7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引自《北平漫话》，1936年出版。）1929—1934年，上海市有大学和专科学校共３２所，其中著名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中等学校１４９所。特别是从1917年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来，上海市各种职业学校比较发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对教育制度、课程强加行政干预，除增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课以外，###一再强调纠正“重文轻理工”的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要求“注重实用课程”。当时全国大学中的文科、法科学生共17000名，而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的学生总共只有8000名。于是###规定：文法科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业（理工农医）招生人数。而在上海早已形成了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基础理论学科为辅的实用教学结构。同时，工商人士介入教育界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例如1931年浸会书局筹办沪江大学，其中商学院的启动资金５万圆就是由金融工商界提供的，这个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由２５名工商界人士（包括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全国商会会长林康侯等）组成。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8)
高等院校的“京派”与“海派”之分逐渐明显起来。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２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８０至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至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１５００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５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１９３５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３５０人扩大为１３00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旁听生如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金克木等。大学生活也突破了封建传统意识走向自由化、个性化，这为“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根据许多老前辈回忆：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１８０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１２０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１０至１５银圆（合今人民币４00—６00元）。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简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
据柳存仁先生回忆：２０年代每个学期，北大的学生们交给注册组学费１０银圆、体育费１银圆，本来规定还有讲义费一银圆，后闹风潮而取消。据张孟休先生回忆：“北大学生的一般生活很简朴。沙滩、马神庙间，最流行的是四季可改装的蓝布大褂，短装则以军训制服最通行。因为生活简朴，清寒的学生才有自给维持的可能。在校成绩优良的学生，还有得学校助学金的希望。得全份助学金的人，一年得一百六十银圆（合今人民币６４00元），维持衣食等费用是毫无问题的。即使得不到此项补助，学校学费甚轻（每学期１１银圆，合今人民币４４０元），住在学生宿舍里一文钱不费；最低限度的生活，每月只要有几圆钱的伙食费便可以了。”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同学们一般的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这是一种朴素的作风。……沙滩有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回锅肉、摊黄菜即炒鸡蛋）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走到尚子公寓等处访问人，在整整齐齐的房间里，总也受到客气的招待。这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种好风气。”据徐纡先生回忆：“一学期吃三十多块钱的已经是中产学生，吃廿四块、廿块的还有。”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４至６银圆（合今人民币１６０—２４０元）。北大学生自由惯了，大多不在学生食堂包伙（每月６银圆），而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有一次柳存仁邀好友共餐，要了４０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共计两毛二分钱。他说：“像回锅肉、冬瓜烧肉、青椒肉丝这样的菜，加上花卷米饭，每餐不到两角钱。最好的一家饭馆叫海泉居，位置也好，在东斋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拿手好菜如炒腰花，四毛钱一份，那就算最贵的了。”据朱海涛先生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６—７元）。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儿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如果吃面食更便宜，三碗面六分钱（合今人民币２元４角）。……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３０元）。”课堂上发的讲义，有时拿到宿舍附近的南纸店去装订，大约200页用丝线钉好，书脊包着青绫，藏青色封面，不过７分钱（合今人民币３元）。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跟北京大学相比，清华的学生就较为“现代化”一些（但仍庄重高雅朴实，不是全盘西洋化）；管理严格，生活更有规律。概括说来，北大多才子型，清华多君子型；北大多奇才、怪才，清华多通才。清华在西郊建校时，学生不过４６８人，到２０年代末，也不过800人，３０年代达到1000多人；宿舍宽敞，居住条件比在城里的北大舒适。学费跟北大一样，也是每学期１０银圆；不收住宿费。但有一件费用是特殊的，就是统一制作运动服。清华大学素以注重体育而闻名，这是北大所缺乏的。１９２９年以前，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都是混合一起的。民国以后，清华建成一院（即“清华学堂”）、二院、三院、北院等几处校舍。一院是座两层的大洋楼，居住条件最舒适，有住４人的大房间，也有住２人的小房间，配有淋浴、抽水马桶、钢丝弹簧床和暖气，是早年专为应届毕业生而设；二院有五大排，三院有六大排，其前三排是教室，后两三排是宿舍。房间大致相似，每间一般住３人，也有住２人的。每个房间配有铁床３张、桌椅３套、书架３组，５０烛光电灯两盏。住宿条件强于北大。伙食标准也比北大略高。大学生的伙食费，最初是每人每月“京平银”４两５钱（每两银子合银圆１块４角）即６银圆３角，合今人民币２５２元。到１９２０年秋季开学后，升为每月７银圆，合今人民币2８０元。清华建校初期伙食免费，后来逐渐由缴半费而缴全费。清华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平时全部在校内食堂用餐；小吃、零食也由校内的“售品公社”供应，可以买到西式糕点、冰激凌、汽水、花生以及其他风味食品等。那时清华的交谊性宴请是常有的事，在“工字厅”请客，花几银圆钱就可以摆上一桌很讲究的酒席，海参鱼翅齐全。工字厅环境幽雅，吃过饭还可到“水木清华”流连小憩。１９２７年４月一期《清华周刊》介绍了“清华学生一日”：生活规律、要求严格。早晨七点起床，半小时以内完成饭前准备工作。七点半早餐。八点零分上第一节课。教授都很认真，经常比学生还先到达教室，“同学则抱着课本，大步伐带着笑容，一幅勤奋浪漫的气象。”一上课堂，教师先叫同学背诵英文，没准备好的要提前声明，否则给零分；这样可促使你做好预习，并养成诚实美德。上午四节，课间休息十分钟，到九点五十五分做柔软体操（这是北大所无的）。十二点到食堂吃午饭。饭后多数人到图书馆特辟的阅报室阅报。下午一至四点上课，没课的就到图书馆自修。一到四点，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们都到体育馆更衣柜换上统一的运动服，到健身房或操场“强迫运动”，打球、跑步、游泳等，运动完毕在淋浴房洗澡，换上清洁的衣服。然后吃晚饭。饭后自由活动。晚七点半开始自修，十点半图书馆闭馆。十点五十分打钟就寝，十一点熄灯。此时整个校园寂静无声。学生一周的功课，以周六为最轻松，只上半天课。周五晚上为各社团聚会时间；周六晚上大礼堂放映电影，两角钱一张票。寒假很短，除了京津同学外，大都留在校内。可见，２０年代的清华大学生活，已经具有现代化高等学府的标准。 txt小说上传分享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3)
大学生们就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潮。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新型学校，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根据地。60年前的大学学费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重点。本文考证了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六十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虽然19世纪末年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高校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那么，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公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和部立），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公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私立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1.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再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二十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2.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五十五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五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十五圆）宿舍费（电，炉，水等）二十圆医术费（药费另计）二圆体育费二圆杂费二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3.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圆，宿费两学期三十圆（每年共须交费九十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二十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4)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三十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十五圆；（乙）实验费每学期五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十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平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至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说来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至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在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在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如此说来，在30年代公立大学每年需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又，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书包 网 想看书来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5)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三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规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书暂不讨论。）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四个方面：（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有效地降低大学学费；（三）大力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以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20世纪３０年代北平的中学生活——方成求学生活记方成原名孙顺潮（母亲姓方），１９１８年生于北京。在家里是第四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童年时由母亲带他和弟弟到老家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农村。１９２７年秋他９岁时，母亲带他和弟弟回到北平进小学读书。父亲孙笑平的职务是平绥（北平到绥远，即今内蒙古的包头）铁路局文牍课课员，当时在铁路局工作号称“铁饭碗”。父亲月薪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4000多元），属中间阶层偏下的经济地位。家住西四牌楼附近一个四合院，房租每月１２圆。家里八口，有父母及其六个孩子，雇佣一个老妈子（保姆）每月工资３圆，小妹妹还用奶妈。家境小康。二哥教他用北京话念书。１９２８年孙顺潮进入铭贤小学（在西城区礼士路胡同）在四年级Сhā班。３０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约国币３０圆（合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就够用了。又据邓云乡说：当时北平“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标准家庭（平均五口人）的贫困线定为每月１０圆以下。中等人家，每月日常生活费８０圆（合今人民币２４00元）显得很宽裕。孙顺潮上初中时，家里迁居到西四牌楼东边的大拐棒胡同１号四合院，北房是木结构的两层楼，孙家住在楼上。因为父亲图上班近，平绥铁路局就在砖塔胡同。有次他花１０大枚（合４分多钱）买门票去逛北海公园，站在白塔上就可以看见自家的两层楼房。当时居民一般还没有自来水，都买水吃。挑水的、推水车的到各家去卖，那是谁也离不开的。买菜也很方便，菜农挑着菜在胡同里转悠，主妇们一听吆喝，出门就买。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特别便宜，几个铜子儿一斤。一块钱可以买七八斤猪肉。孙顺潮在市立第三中学上初中，家里每天给他一毛（角）钱。当时一毛钱换４８个小铜子儿，叫做“四十八枚”；或２４个大铜板，叫做“二十四大枚”。他早晨在西安市场茶馆门外花两大枚（合不到１分钱）买一碗豆浆、一套烧饼果子当早点，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花２０大枚（约８分钱）买一份烩饼或炒饼，高汤是白送的。此外如馄饨每碗５大枚，约２分钱，合今人民币７角。１９３３年父亲被辞退，只好回广东谋生。方成和二哥两人留在北平上学，寄宿在学校，由叔父照顾。二哥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念书，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学生２８５人，学费每年２０圆。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每月６圆，合每天两毛钱；如果不喜欢食堂，那么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孙顺潮升高中进了私立弘达中学二院，校址在月坛。这是一所著名的住宿学校，学宿杂费每年３２圆，合今人民币１000元左右。从学校出来，乘坐洋车（东洋传来的人力车）从月坛到西单商场，车钱只要１６大枚（合７分半）。 txt小说上传分享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6)
当时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电车票比人力车便宜。方成幽默地说：有轨电车司机要听卖票的吹一声哨子才开车，所以有句俏皮话：“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上高中时，学校食堂是包给厨师的，吃饭记账，每人一个小折子，吃一回记一回。校外的小饭铺也一样，只需花1块钱买个折子，吃上3块5块都欠着，满一个月或到放寒暑假前才结账。中学生每月有5块钱就够了（合今人民币１５０元）。那时许多店铺习惯于做记账的买卖。方成记得父亲下班以后路过四牌楼下面一家“隆景和”食品店买糕点，可以记账；路过海鲜铺子买鱼虾，如黄鱼、比目鱼、黄鳝、白鳝这些家常菜，都是记账。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大学，他住进二龙坑宏仁公寓，每月房租加包伙费一共１０圆左右（合今人民币３00元）。据记载还有十来个公寓，如会贤公寓在西河沿路南，房租饭钱每月１３圆。在那些公寓住宿的多是全国各地来北平报考学校的青年人。他那时忙于准备考大学，休息时偶尔也去看电影、听京戏，一张电影票2角钱。１９３６年夏天，方成考取武汉大学，离开北平。20世纪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专科和职业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０圆，杂费、制服费１７圆。学生１７３人。校址在前京畿道１８号。北平女子西洋画学校，学费２８圆，杂费２圆。学生５０人。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４号。中国戏曲音乐学院戏曲学校（原名北平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１年７月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改此名），报名费１圆，注册费１圆，其余均由学校供给膳食等。学生１７０人。校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４号。青年会育才商业专门学校，学费４７圆。学生３９７人。校址在马大人胡同。北平法律函授学校，学费、讲义２４圆，女生减收１７圆。学生４４１人。校址在宣武门内受水河流甲１号。北平国文专科学校，学费初级每月１圆２角，高级２圆２角。学生２５人。校址在交道口南菊儿胡同。北平华英打字学校，华文打字全期１２圆，英文打字全期６圆。学生２０人。校址在北新桥褡裢坑３９号。新声英文日夜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２圆。学生９６人。校址在菜厂胡同。北平中央银行簿记学校，每月学费５圆。学生每班３０人。校址在朝阳门内南小街老君堂６７号。较著名的中学市立第四中学，学费１０圆，寄宿费７圆，体育费２圆，制服费５圆，杂费３圆，膳食费约５圆。学生４２８人。校址在西什库后库４号。市立第五中学，免收学杂费；体育费高中４圆，初中２圆。学生３２３人。校址在北新桥方家胡同。北平弘达中学，学费初中２６圆，高中３２圆。学生１２００人。校址在西单新皮库胡同１３号。北平华北中学，学费初中２３圆，高中２９圆。学生４５０人。校址在南长街南口内路西。北平大同中学，由北京大学师生创办。学杂费初中２４圆，高中２８圆。学生５９６人。校址在东城外交部街。北平崇实中学，学费高中３５圆，初中３０圆。学生35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大三条。孔教中学，学杂费每学期１８圆。学生１２３人。校址在西单北甘石桥。还有几所著名的女子中学：笃志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中华圣公会设立。学费每季高中２０圆，初中１８圆，高小１４圆，初小８圆。学生２９６人。校址在前王公厂。贝满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学费每学期２５圆。学生560人。校址在东城灯市口。崇慈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１９圆，初中１７圆，小学８圆，幼稚园５圆。学生52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下二条。华光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３７圆，初中２７圆，寄宿费１５圆。学生143人。校址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甲６号。中小学教员的待遇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蔡元培主持下，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清朝的“学堂”改称“学校”，将学堂监督改称“校长”。规定全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国立小学学费全免。中学为普通教育。１９１２年７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新制定学制，称为“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７年（初小４年、高小３年），中学４年。一开始对于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标准，尚无明文规定。当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经常得不到保障，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各中小学校的教员待遇不同，一般采用“时薪制”，依照讲授的课时付给薪水。广州市的薪水标准比北方地区高。1921年１月广州市政府规定小学教员的工薪分为９级，最低月薪为36银圆；通常任满３年晋升１级，递加额度１０％，最高可达125银圆；到１９２６年又规定最低月薪４０银圆，每年晋升一级，递加额度为７元５角。当时１银圆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元。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7)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即于１９２２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６年（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学６年（初中３年、高中３年）。以广州地区说来，１９２２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１—２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８０元）；１９２３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１元５角至２元５角（相当于今人民币６０—１００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２—３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８０—１２０元）。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初中教员每周任课１８—２２节（每节课４５分钟），月薪６０—８０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２４00元；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１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０元）。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８成发给，称为“国难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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