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或地震，一般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无德或对造反借口表示不悦而降下的不祥之兆，因为这些都会动摇儒教的最高目标——秩序与和谐。自然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榜样，两者都在井井有条的法则支配之下运转。自然界养育人类，对人类不存敌意，它比人类的创造物更加宏伟，它应该得到更多赞扬，人类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而不是试图征服它。但是，正如孔子所讲的“天不语”，天仅仅给我们展示秩序与和谐供仿效。偶尔提到作为超出人类之上的非人类力量的天，这是儒教学说中偏离人类世俗社会最远的内容。当弟子们问到超人世界或死后生活时，孔子只说，我们在理解和处理人类事务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为其他事情劳神。虽然孔子未曾明说，但他确认了被错误称为“祖宗崇拜”的东西。民间宗教敬祖宗是想要祖宗提供帮助，正规儒教只不过把对年长者的尊敬扩大到已经死去的人，把他们当成模范，在家中一个小小的神龛前进行定期祭拜来保持对先人的清晰记忆。父亲死后，长子要负起主持丧礼的责任；这样代代相传，保持家世连续不断，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孟子在强调这一点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他指的是男性后代，因为妇女婚后要离开父母家而成为丈夫家的成员。这样一种观念仍困扰着当前中国为降低出生率所做的努力，因为它明显有利于儿子，可能会使女孩的父母保持再生一个男孩的努力。公元12世纪，孔子和孟子逝世一千多年后，儒教哲学家朱熹（1130～1200）进一步思索了宇宙本质问题，他认识到抽象原理（与柏拉图的很相似）和最高终极或普遍宇宙力的作用。从朱熹开始，可以说进入了新儒教时代。新儒教也强调自我修养和人人可成圣贤的目标。与此前的经典儒教一样，新儒教也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成为那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导哲学。中国云南省的一座孔庙，这是一幅现代照片，但建筑物的风格是古代的。（R Murphey）由于儒教从未制定过祭司职务体系或固定的祭礼程式，一些分析家认为它不是宗教，尽管这一理由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教、佛教和###教。虔诚的儒教信徒在中国和越南的几乎每个城镇、朝鲜的很多地方和日本的某些地方都修建了孔庙。这些孔庙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他们也主持通常为纪念祖先或当地过去名流而举行的礼拜仪式。在山东省孔子故乡的大孔庙，也举行纪念孔圣人本人的类似仪式。儒教在汉王朝成为实际上的国教后，中国皇帝每年都要在帝都主持仪式，恳求上天赐予丰收，祈祷天降顺雨，终止洪水、时疫或内乱；或祭祀皇室祖先。皇帝有时也下罪己诏，真诚或假意承认自己为无德之君，以求感动上苍恢复繁荣或已被破坏的社会和谐。这样做的根据是儒教的一个训导，即如果事情搞糟了，那一定是“上边的人”的坏榜样或缺少德政所造成。有些分析家把现代日本、朝鲜、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较近期的大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归功于它们共同的儒教传统所强调的集体努力、勤奋工作、教育和个人为集体——家庭、工作单位或甚至国家——的利益做贡献。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的情况和成就，因为它同样有助于解释中华帝国何以成功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总的说来，儒教在提供给个人的自我发展或修养、因而也就是在个人成就方面的空间，与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很有意思的平衡。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在东亚人那里，它们的基本内涵却是自私和没规矩（美国人的说法可能是“Don餿 fence me in薄保。自私和没规矩的结果则是可能使所有人受难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每个社会在个人自由与保护集体利益及用规则维护秩序这两者之间达到各自标准的平衡；儒教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因为它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也许最成功的一个社会所遵循的教义。
道教
古代中国第二大宗教或道德哲学是道教。道很难定义，因为道教的基本格言是静，甚至是无为。可见的、理性的人类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大得多的自然的宇宙。人必须到宇宙中寻求指导，但不可能将它讲明白。道教的主要经籍《道德经》是一部难懂的神秘的言论集，即使是中文版本，其意义也很不清楚，更不用说西方人翻译的几百种版本的含义了。它的开篇首行就很典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意思大概是：“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长住不坏的道；凡是可能标记出来的名，不是长住不坏的名。”我们猜想这些话意味着，真理不可能用词语表达；或者，如果可以，则只有通过哑谜或佯谬。《道德经》的很多内容据认为出自孔子的同时代人老子，尽管它目前的文本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而且大概经过多人编撰而成。据说老子曾与孔子辩论，后到西方游历，获长生不死之道，老后不知所终。《道德经》有一点是明确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引自《道德经》卷下第19章。——译者这极可能是针对儒教而言；道教人物确实偶尔说过也写过，但所说所写通常是哑谜或与大自然呼应的类比，而其全部目的就是要说明，人世间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政治，不仅无用而且错谬。他们的使命就是放松，顺应潮流，停止“改善”事务的努力（儒教徒则总是这样做），要仿效水那样能绕过障碍物、适应环境和寻找最低位置。凡存在皆天然之物，因而是好的。道教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哲学家庄子（死于公元前329年前后），他留下的论说文进一步推进了道教学说原已有之的相对性、神秘性和无是非性，他的一些论例至今仍使我们着迷，其中最讨人喜欢的论例之一说的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文人赏月图。这幅作于15～16世纪的明代彩墨帛画反映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美丽和奇妙的喜爱。he Seattle Art Museum, Eugene Fuller Memorial Collection）道教与民间宗教，即与古老的精灵崇拜和自然崇拜、对超自然力的信仰以及各种神秘习俗融合后，就发展成了一门宗教，出现了道士、道观，制定了出家制度（而这已经与早期的使命不符了），原先相当深奥难解的哲学变成了大众性的宗教。较晚期的道教徒，尤其是在汉王朝以后，从事巫术和炼金术，追寻可保长生不死之妙药灵丹。这些活动，与他们原来就有的无责任感的享乐主义或追求享受的习性一样，使他们在规矩的儒教徒面前名誉扫地。不过，道教探寻药用草及其各种有关试验，则对中医药学和其他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又偏离了道教创立者关于不加探究地接受大自然的训令，因为他们开始尝试探究自然的秘密了。赢得大批追随者后，道教也推出了它的神祇，让他们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或帮助人们更轻松走上道教的天堂。但正如前面说过，儒教徒尽管可能嘲笑道教的迷信，却发现它也有吸引人之处。有人相当准确地指出，大多数中国人，诸事顺遂时（或当政时）是儒教徒，诸事不谐或退休或老迈时则是道教徒——平日是儒教徒，周末是道教徒。儒教的积极行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用道教的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哲学做补充。这个两重性迎合了一切事物处于和谐平衡之中以及阴阳原理等较古老的中国学说。在这里，阳代表刚强、果断、积极、理智、光明、男性；阴代表柔软、和缓、消极、直觉、暗淡、女性。道教徒和儒教徒看来都同意，自然界和人必须接近一种阴阳成分的平衡，也都同意将自然界当做人类的榜样。但是，儒教强调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道教则极力主张原封不动地接受事物本来面目，坚信人类的参与不可能改进宇宙真理，因为同宇宙真理相比，人的改造力无论如何总是极其渺小的。
亚洲的犹太教
印度西海岸长期与美索不达米亚、而从亚历山大时代后又与地中海国家保持着经常的贸易接触。在罗马人于公元70年洗劫耶路撒冷城时摧毁了犹太教庙宇、犹太人纷纷迁往国外后，印度南部西海岸，特别是海港城市科钦，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犹太人聚居点。（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度南部也建立了一座基督教教堂，大概是使徒圣·多马圣·多马（Saint Thomas,?～53），耶稣12门徒之一。据传多马到了印度，在马德拉斯殉教。——译者创建的。）科钦的犹太人与印度人长期通婚，到英国人统治的早期阶段（17世纪）或更早，他们在体貌上已经与印度人没有差别，但他们仍保留着他们在宗教上的一致和犹太教祭仪。他们已被印度人完全接受，既由于印度人对外来宗教信仰的宽容，也由于犹太人对宗教和圣经的忠诚，因为这些价值观都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但犹太人社区的规模一直都很小——开始时一般约1000人，往后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与印度人通婚，或改变信仰后加入的印度人，其中很多可能来自最低种姓。低种姓印度人把犹太教视为同基督教一样能让他们至少摆脱某些种姓歧视的手段和提高地位的途径。经过几百年，科钦的犹太人很多方面简直成了印度化诸多宗教群体中的一个，他们的犹太渊源只剩下了历史上的意义。到1980年前，自认为仍然是犹太人的大多数已经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另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不晚于公元7世纪末出现在相当国际化的唐代中国；中国史书将它描述成为京城长安众多外国人群之一。犹太人可能更早就已经侨居中国了，但我们不知道在何时及经由何路线。与此同时，长安还有一个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一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该派强调基督有一人一神两个位格，两者各自独立，若即若离，仅在道义上合而为一。4至10世纪聂斯托利派教会在中国十分兴旺，称景教。——译者基督教徒聚居地，他们是那些从前离开了地中海地区以及后来被从那里驱逐出来的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教义于公元431年被拜占庭教会谴责，尽管他们可能是来自波斯（伊朗）。对这两个外国人群体都有十分详尽的描写，流传下来的相当可靠的绘画也展示了他们的面部特征、服装和宗教典籍。聂斯托利派教徒看来很快就消亡了，或是被中国文化同化，但犹太群体则获得了宋王朝一位皇帝的恩典和照顾，这位皇帝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尊敬他们对知识和圣经的强调。确实，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圣经上的人”。11世纪早期，这位皇帝赐给他们一块位于宋王朝都城开封的地和其他一些特殊照顾，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犹太教会堂，而且显然一度很繁荣。但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蹂躏，尤其是开封几乎被完全破坏，我们没有关于犹太人社群在这一大浩劫中命运的记载，但耶稣会传教士于17世纪到达中国时，开封仍有一些幸存者和一座重建的会堂。随着1850年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渴望在中国重新找到犹太人的外国传教士到了开封，他们发现那座会堂及其文字记录已被洪水席卷一空，而可能的犹太人也与中国人难以区别。有几位老者还记得一些希伯来短语，却已忘记了它们的意思。显然，犹太人已经与中国人通婚，早就放弃了他们的饮食规则，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仅仅保留了他们以往出身的淡淡痕迹。中亚的高山和沙漠将他们与其他犹太社会隔离开来达数百年，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他们的犹太特征已被侵蚀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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