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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道——富人向天堂》：打造“新海派”小说的时代­精­神

莫 非

上海是个海。一片财富、商机、资本、金融涌动的汪洋大海。

自开埠以来，无数职业经理人、投资者、冒险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剧便不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综观二十世纪的上海文学史，除了茅盾的《子夜》运用社会分析的手法开创了民族工商业题材小说的先河，其他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或者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或者沉溺于勾栏瓦肆等消费场所的风月描写，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伦理的冲突，而对于宏观的资本和金融世界来说，“海派”文学相对是失语的。九十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旧上海为背景，对个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开掘，但作品缺乏对当下时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发觉了海派文学的这种缺失，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绘商业开放时代，但因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画，也很快趋向沉没。但是对于小说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说家来说，能否对当下生活发言、能否揭开生活表象背后的人生密码，或者说揭示出当下都市生存的内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葛红兵的小说《财道——富人向天堂》以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证券业的迅速崛起为视点，将个人的成长与中国当代证券、金融业的整体面貌加以整合表现，正是试图开掘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新一代财富创造者的生存图景和当下时代内在的­精­神品质。

就小说的主要着力点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成功的方面：

一是将传统文化中“义”的理念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规则结合起来，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凸显重义轻利的核心价值观。

小说中作为崔均毅起家重要支柱的区委书记曾经有这样一段表述：

孔子并不反对财货，而是觉得应该取之有‘道’，孔子说，不‘义’而富贵，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没有意义。儒家不是不爱财货，而是要人们以道义取之。

而这也是崔均毅反复思考而最后得证的成功之道。小说不仅借助人物反复在强调“义”的重要，而且借助情节让所有靠不义手段获取财富的罪人都受到了宿命的惩罚：自负投机的证券公司老总武琼斯锒铛入狱，薄情寡意的资本大鳄周重天破产远遁，而他的对手崔均毅也遭到毁容残肢的报复。小说的结局是，当崔均毅真正冲破了“义”与“利”、“取”与“舍”的冲突之后才真正解开了“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迷团，走上了其事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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