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花树里胡同口的两棵芙蓉树又该开花了。开花的时候，许多人该说“再见”了。

艺术学院门口的小饭店里每天都有吃散伙饭的人群，时常有人喝得酩酊大醉。美术系油画专业的男生集体剃了光头，说要缅怀行将结束的大学时代。校园里每天都有情侣分手，昔日美好的爱情在生活的现实面前因为别离而溃不成军。

我主持的最后一期《彩虹桥》主题就是“离别”。而我从这一天开始，也将把关于这里的一切——三号直播间的灯光、随处可见的台标、空气里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味道，当作回忆。

节目录制完后，栏目组举行了小型的告别会。

栏目主任喝多了。四十几岁的人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样大口喝啤酒，在KTV包间里抢话筒，然后拍我肩膀：“课余时间如果想做社会实践可以给我电话，我哥们在北京电视台。”

见我点头，又叹口气：“陶滢，你是好孩子，有时间该让你和我儿子聊聊。那小子整天不务正业，电脑玩得不错，就是学习上让人­操­心。他要是像你一样用功，我得省多少心？”

我一愣，继而笑。栏目主任看到了，瞪眼看我：“我说真的，你别不信。你父母的教育多成功，不像我，忙得都顾不上儿子。”

中年人的絮叨果然极其具有杀伤力，听得我昏昏欲睡却仍然要做出投入状。我强打­精­神环顾四周，发现KTV包间昏暗的灯光下同事们正在争抢麦克风，而主人还在絮叨“你是好孩子啊你是个好孩子”……

我突然有一会儿的失神：我的父母教育成功？我是好孩子？

忍不住想起中学时代作业本上丁爷爷替外婆签的名字，想起了没有父母帮忙检查作业的愤怒与不甘，也想起了那些惹老师生气的时光和卷子上火红的叉……那时的陶滢和今天的陶滢，是一个人吗？那个不知道什么是梦想，每天忙着看课外书的陶滢，和今天这个一步一个脚印，清楚自己的愿望并每天都努力向目标靠拢的陶滢，是一个人吗？

我孤独的童年、受伤的少年和光彩的青年时代，多么奇异地组成一道蜿蜒曲折的风景。

正走神，栏目摄像塞一个麦克风到我手里：“陶滢别发呆，唱个歌嘛。”

唱就唱。

冲摄像挥挥手：“《隐形的翅膀》，谢谢。”

他一愣，耸一下肩膀，还是点了歌，然后按“优先”。

前奏很快响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我唱：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谁说一定要闪泪光？

被老师骂、被同学嘲笑、被喜欢的人欺骗、被想要走的路累得筋疲力尽，这些，都是可以走过去的，也是可以被忘记的，想要不哭泣，就可以不要见泪光。

七年时间里，原来，所谓的成长，就是拥有更加强大的心灵，可以豁达从容。

栏目主任微醉了，目光迷离地看着屏幕，舌头有些大：“这个歌星是谁？声音很像小陶嘛。”

周围的人“轰”地一下笑翻了。

摄像拍着主任肩膀：“主任，您的耳朵越来越灵光啦！”

我也随着笑。

告别会在深夜结束，摄像开着他的白­色­Golf送我回学校。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见劈头盖脸张贴着的红­色­长横幅，上面写着“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摄像开始笑，几乎笑弯了腰，然后哆嗦着和我握手：“恭喜你陶滢，你将要去农村和基层了，有空回城看看。”

我笑着拍他肩膀一掌，被他躲开。

然后他大笑着钻进车子，一边发动，一边挥手再见，我目送他离开，直到白­色­Golf变成一个小点。

我回头往校园里走，仰头看见满天的星星，红条幅把夜空割裂成许多个大­色­块。

路灯下条幅上的字迹清晰可见——“欢送毕业生”。

我站在深夜安静的校园里，环视四周。

明天，这里就会车来车往，喧嚣异常。

那么，今天说再见吧——再见了，我的大学！

第二天，校园里果然到处是依依惜别的人群，有人仍在办理离校手续。

林卡先我一步回家，回四川的火车下午2：28发车。我回家的火车是晚上10点28分发车，所以可以和郑扬一起送她去火车站。路上我很努力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哭，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抱头痛哭了一场。

喧闹的火车站站台上，我泪眼朦胧地看着面前的林卡，一边哭一边有那么多的镜头快速从记忆中闪过：

大一那年的夏天，因为天太热，我们抱着被子和凉席去阳台上睡觉。可是半夜突然下起了雨，我和林卡在暴雨中被淋醒，像落汤­鸡­一样逃回屋里，其他人看到了，笑得几乎要断气。

又想起每天晚上开卧谈会，我高歌《黑猫警长》，林卡唱《葫芦娃》，声音太大被巡楼的管理员抓到，罚我们打扫了三天走廊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