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最高至尊之道。具体到人，则是“天命”，也是我们普通讲某人具有使命感的一种最高形式。比如蒲伯为牛顿写的《墓志铭》：

自然和自然的规律深藏在黑暗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光明普照大地。

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宋朝理学家称颂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都是说，他们是伟大的启蒙者，没有孔子，中国人文之天空将一直沉寂在黑夜中；没有牛顿，大自然的规律也难以为人类所知晓。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是“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这其中也有“天命”（最高级别的使命感）的味道。

儒家的孔子、孟子肯定天有意志，可以主宰社会人事。因此正直的大臣会假借“天道”来讽喻帝王。比如高常隆用“天道无亲，惟与善人”来讽谏魏明帝曹睿停止各种劳役。

公元235年，陵霄阙刚开始建造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魏明帝曹睿就此事询问高堂隆。高堂隆说：“《诗经》里说：‘鹊筑巢，鸠居之。’如今大兴宫殿，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现在如果能停止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儒家学派歌颂的三个开创王朝的君王，分别是夏禹、商汤及周武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黄帝王朝一任帝黄帝、三任帝颛顼、四任帝姬夋、六任帝尧、七任帝舜）可以增为六帝。”明帝为之动容。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天”可以约束他。儒家知识分子了解“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因此必须把“上天的意志”提升到最高的地位，借以制衡人间君主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那一年（1069年），有人对宋神宗说，人间的灾害变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能导致的。老臣富弼听后感叹说：“国君所敬畏的只有天，如果不畏天，什么事不能做呢！”

跟孔子、孟子不同，同为儒家的荀子对“天命”有完全不同的观念。《荀子?天论》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又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荀子也是儒家人物，但他强调老天拿我没办法，重要的还在于“尽人事”，也是毛主席讲的“人定胜天”的意思。贝多芬是大音乐家，是世界上耳朵最不能聋的人，可是他的耳朵竟然聋了，说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也是相近的意思。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理想，他要“究天人之际”，要推究“天”与“人”分别起作用的那个边界。我们普通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究不清天人之际”的一种无奈的说法。我发现，看历史多了，真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比如中国古代的皇权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嫡长子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他将来就是皇帝。可是我们没有任何把握保证未来的皇帝以后一定是一个“明君”。虽然可以给他请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皇帝的后代是皇后、嫔妃所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这是说虽然人能够努力地弘扬道，但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中国人年纪大了，逐渐会有一种“奢望”，梦想自己的后代一代比一代强，儿子比自己强，孙子又比儿子强，但这种梦想往往落空，而且时间跨度越大，落空的几率也越高，最强悍、最伟大的人于此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在这一件事上“制天命而用之”。《史记?外戚世家》又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孔子自己觉得说不清楚“命”，只好不说了。我每次在马路上，或者在山庙门口看到一溜烟摆摊算命的人，都会想这些人真的以为自己比孔子还高明吗？“孔子罕称命”，并不是说孔子绝对不谈“命”，比如他就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一个人到50岁的年纪，就知道自己的“天命”了。孔子的意思，“命”不是别人帮你算出来的，而是自己看出来的，悟出来的，感觉出来的。我们看一段汉高帝刘邦去世时的记录：

【蝶身】“天、地、人”三才 ：一、“天”（2）

前195年，汉高帝刘邦进攻黥布，曾被流箭­射­中，行军路上病势沉重。

吕后请来良医，入内诊视后说：“病可以治。”

刘邦破口大骂：“我一个老百姓手提三尺剑夺取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的生死在天，即使扁鹊复生又有什么用！”

于是不让医生治病，而赏给黄金五十斤，让他回去。

吕后问刘邦：“陛下百年之后，萧何相国死了，让谁代替他呢？”

刘邦说：“曹参可以。”

吕后再问曹参之后，刘邦说：“王陵可以，但他有点憨，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独自承担重任。周勃不善言词，但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定是他，可任用为太尉。”

吕后再追问其后，刘邦说：“这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