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刘邦驾崩于长乐宫。

刘邦去世时61岁，早已过了孔子说的“五十知天命”的年纪。刘邦让人动容的地方在于他对身后人事的安排。历史证明，刘邦的所有预测都应验了。但刘邦的预测仅以他知道、了解的人事为限，对于他不了解的人以及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他老老实实地对吕后说：“这以后的事也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既然­操­心不来，也就只能付之于“天命”了。就这些具体的史迹观察，应该可以隐约地窥见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努力。

对于天命的执着与无知也让一些王朝走向毁灭。比如商纣王听到西伯昌（后来的周文王姬昌）修养道德，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商纣王迷信自己天命在身，别人都拿他没办法，最终导致商朝灭亡。只相信“天命”的力量，不相信“人事”的力量，最终要闹大笑话，商纣王就是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P?科特在《论松下领导艺术》一书中说：

松下幸之助相信表面上由偶然的事件交织而成的命运。的确，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一个穷小孩竟能成功建立全球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还有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功成名就，带领日本进入经济革命，即使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又没有什么背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一个人如何从一无所有起家，到最后富可敌国，并且赢得国人的景仰？的确，还有什么其它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

可见“天命”是一种潜入历史深处后自然而然产生的“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至于有人利用天命来做文章，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传统，开国之君一定会用“天命”来包装自己，指出天命有所归，非人事可得。比如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五年，离刘秀结束改朝换代的大混战统一天下还有八年），班彪撰《王命论》讽喻隗嚣（盘踞甘肃的军阀）投降刘秀：

从前，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时说：“上天的大命落在你身上。”舜也将同样的话告诉禹。刘姓继承的是尧的大业，刘邦有赤帝儿子的符命，因此被鬼神祝福供奉，天下全都归附于他。

由此可以说，从未见过命运没有基础，功德不为人所记，而能够崛起处于帝王之位的人。按照世俗的观点，看到刘邦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登上皇帝宝座，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甚至认为争夺天下就像追逐奔跑的鹿，幸运的、腿快的就能捉到，却不知帝王的权力自有命运注定，不能凭借智慧和力量追求。可悲呵，这就是世上多有乱臣贼子的原因。

饥饿的流民在路上挨饿受冻，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一点钱，然而最终辗转死于沟壑。为什么？因为贫穷也是命运注定的。况且，帝王的尊贵受到神明的赐福，能够随便处置吗？所以，虽然国家遇到战乱，有人窃取了权力，但是勇猛如同韩信、英布，强大如同项梁、项羽，成功如同王莽，尚且最终败亡，又何况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不如上面这几个人，却想篡夺天子的尊位呢！

班彪《王命论》的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种理念具有一种消弥竞争的力量，跟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不同。班彪《王命论》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说客的说辞，我们可以把它搁置起来，但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话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蝶身】“天、地、人”三才 ：一、“天”（3）

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几乎同步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最后以中国彻底失败而告终。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蕞尔小国的日本不可思议地打败了泱泱天朝大国。倡议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伊藤博文谈话的中心思想还是归结到“天命即人事”，一向从中国“进口”文化的日本现在要反过来告诉李鸿章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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