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深虑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同时，诸葛亮针对当时其他朝臣提出的各种反战疑虑，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批驳：“谨陈其事如左：高帝（刘邦）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张良）、平（陈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袁术谋士）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叛曹­操­大臣）而李服图之，委夏侯（曹­操­大将夏侯渊）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驭，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诸葛亮再一次强烈地指出时局的发展，虽然与蜀国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主观努力，只要蜀汉政权上下齐心协力，复兴汉室或有可能，并且提出了千古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表达自己复兴汉室江山的坚定决心与耿耿情怀。“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二上《出师表》后，蜀汉军民均被诸葛亮的坚强意志所感染，支持诸葛亮再度出兵伐魏。诸葛亮依然出大散关直攻陈仓，想取长安夺得关中，再东向以并天下。魏陈仓守将早有准备，拼死抵抗，蜀军久攻不下，粮草耗尽，魏派大将张郃救陈仓，诸葛亮无奈之下撤军回汉中，途中设伏兵杀魏将王双，二次北伐无果而终。

蜀汉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三次出兵伐魏，攻取武都、­阴­平二郡，不久退兵。后主刘禅恢复诸葛亮的丞相一职。次年初秋，魏将曹真因蜀军屡次入寇，对魏国形成极大威胁，奏请魏明帝伐蜀，魏明帝令曹真、司马懿领三路大军进攻汉中，诸葛亮分兵拒敌，因长达一个多月的大雨将道路冲毁，魏兵粮草不接，退回长安。蜀汉后主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次北伐，兵进祁山，击败魏将司马懿，后因粮草耗尽，退兵回汉中，回兵途中伏杀魏将张郃。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作了最为充分的准备之后，约请吴军一同攻魏。蜀军再次出兵斜谷，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一路克捷，进至眉城武丈原(今陕西眉县西)，距长安只有二百里。魏国派大将司马懿在渭水东侧屯驻，只作监视，不与蜀军交战，诸葛亮欲战不能，粮草不继，下令蜀军在魏境屯田种麦，准备与魏军作长久对抗。由于长期的国事­操­持与军旅劳顿，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至夏七月，五丈原又发疟疾，诸葛亮受到传染，每顿饭只能吃下小半碗，司马懿派人慰问诸葛亮，得知诸葛亮的景况后，既产生由衷敬意又无限感慨地说：“诸葛亮死矣!”八月上旬，有巨大流星拖着辉光降落于五丈原之后，当夜，诸葛亮逝于军营。诸葛亮逝后，蜀军按照诸葛亮生前规划，秘不发丧，徐徐后撤，安全回到汉中。临逝前，诸葛亮上遗表给朝廷，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蜀军按照遗命葬诸葛亮于定军山，除了随身衣物外，诸葛亮的棺椁没有任何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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