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静恺约了马永杰一起来看我，她们都是我北大荒的老战友，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团、不在一个农场，而我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北大荒，到了省城哈尔滨，幸运地考进"省艺校"戏剧班，专攻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我1976年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步她们后尘，梦想着也能进大学，或者读中文、或者学写作。那年，中央戏剧学院来黑龙江招生，考场就设在省艺校，我从鹤岗坐夜车到哈尔滨赶考，就睡在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宿舍里，拼两张桌子当床，幸好是夏天，怎么都能将就了。我庆幸自己在省艺校有北大荒战友，不仅有吃有住，而且，她们的课本和阅读书目，也成了我的复习资料。现在仔细回想，具体的考题，一道也想不起来，但睡在艺校女生宿舍桌子上的情景，晃如昨日、记忆犹新。这特别的床、特别的夜，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幕啊！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我命运的紧要关头，唐静恺、马永杰这两位北大荒老战友对我的帮助，非同小可啊。而这次得病，来势凶险，我的命运仿佛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遇到这样的"关头"，两位北大荒老战友来看我，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预感：她们的出现似乎又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当然，这预感只可意会。果然，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又一次出现又是带着戏剧性的。她们捧着大束的花上楼，未见其人，我已听到了她们豁朗的笑声，没等进门，马永杰笑嘻嘻地对我说："星儿，我们还带来一个人，你看看，还认识么？"跟在两位女士后面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我觉得眼熟，愣了一下，但马上叫起来："是牛耕吧，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牛耕也是我们北大荒的老战友，他是北京知青，是三师团的笔杆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批活跃的业余作者。我记得，最后一次见牛耕，在哈尔滨他家作客，那时，他已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了，娶了一个哈尔滨知青为妻，还生了一双儿女。一晃二十年，偶有牛耕的消息，断断续续，先是听说他离婚了，又传言，说他来上海做生意了。有这样的消息很正常，这年头，久别的朋友，有再大的变化都不足为奇。老战友、老朋友重逢，自是欢天喜地，团聚的气氛让人高兴、让人放松，曾有过的经历都像脱掉的外衣，每个人都好像回到了从前，大声说笑，真相毕露。我也完全忘了身上的病，拔高声音与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但偶一留神，我发觉牛耕看我的眼神与众不同，似乎带点静观与思索的意味。听马永杰介绍，牛耕今天刚从香港飞回上海，出了机场就直奔浦东，他只说："星儿得这病，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只以为，我成了众人关注的病人，老朋友、老战友虽十多年不见，一旦耳闻，必定会来看望，而探视病人，有点异样、有点不自在，也是自然的，总要表示安慰，可安慰的话最难达意。其实，什么安慰都无济于事。牛耕倒是没说一句安慰话，他一直缄默不语，好像名副其实是来"看看"的。但"看"到一定程度，当我谈起化疗情况，牛耕突然侧过身正视我，郑重其事地开口了："陆星儿，我觉得你做化疗……"牛耕的眼神让我不假思索地蹦出一句："你觉得我做化疗挺亏的？！"牛耕点头："是的。你身上没有癌。"他口气平淡，却语出惊人，竟说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坦言的，猛一听，似乎有点凭空妄断。马永杰立刻朝牛耕瞪一眼，两颗眼珠都快鼓出来了，显然是责怪："人家医院有病理报告为证，你怎么可以随便否认？！"牛耕对马永杰的责怪不以为然，一脸自信。我却又惊又喜。这是手术以来听到的第二句对我极为有利的断言，第一是游默医生的结论："你生命线很长！"接着，就是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的"妄断"："你身上没有癌！"而我所以惊喜，更主要的原因是，游默医生和牛耕对我的"结论"，和我自己的感觉一拍即合。并且，我立刻意识到，这位不行医的牛耕同志，是有"特异功能"的，否则，他哪敢在老战友面前痴人说梦。我不由地追问："牛耕，以前没听说你还有这功夫？！"牛耕笑而不答。马永杰用半认真、半讥讽的口气说道："人家现在是大师啊。前年，我们一起吃饭，牛耕莫名其妙地警告我：马永杰，你的肾有问题，要注意啊。我当时根本不以为然，我健康得很么，唉，去年，我得肾炎住院了。这家伙！"为表达一种无法说清的、复杂的感觉，马永杰很感慨地又拖一句："这家伙！"听到这里，我才明白牛耕"一定要去看看"的意思了。他一下飞机迫不及待地赶来，他的"看"，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真要看出点名堂，看出所以然。我很幸运，让他看出了这样一个利好的、鼓舞人心的结论。尽管，对牛耕的结论，其他人都是将信将疑的。但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感觉。信则灵。这是有病以来，我最大的改变。尤其对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才能揣摩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的这几个北大荒老战友现在都是忙人，来去匆匆，小坐一会儿他们便告辞。送走客人，人去楼空。我也累了，但又余兴不止地琢磨着这句话："你身上没有癌！"--牛耕的话确实惊魂，使我坐立不安，在屋里来回乱转，像头疲乏的困兽。如果说，在看到病历上"ＣＡ？"的字母时，如同晴天霹雳，那么，今天牛耕的"妄断"又把"ＣＡ"一笔勾销，这对我，同样有"晴天霹雳"的震动，还颇有"云开日出"的喜悦。当然，我不会轻率地用牛耕的结论代替医院的诊断对外宣称。我的相信，是基于"北大荒"的缘故，毕竟是几十年的战友，如果没有把握，牛耕决不会信口开河；毕竟性命交关，如果世故一点，牛耕完全可以回避、可以缄口。虽说，我对"特异功能"缺乏了解，但我的相信，也不盲目，因为中医的诊断就是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位的，这是很科学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心理不同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应出来。这样的"反应"和"表现"虽然是细微的，甚至是微妙的，但一定是有规律可寻的。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感觉、体会、捕捉"细微的反应"和"微妙的表现"的能力。为证实牛耕的这种能力，不等马永杰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她的手机："牛耕的话是不是为了安慰我？""一走到楼下，我就怪牛耕，怎么可以对星儿说这种话，会耽误她治病的！但牛耕一口咬定说，他就是这个感觉，他说，他一直在很仔细地感觉你。""他的感觉真的很灵吗？""还是这句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我宁可全信。"我对马永杰说。自从病理报告给了我确定的诊断后，不知为什么，我对"病变"、"癌症"的结论一直很拒绝，这种拒绝，不是存心的、故意的，心里好像就有一扇无形的门，严实地阻挡着病历给我的那个严重的诊断，我就是不觉得真有那坏东西长在自己身上。我确认，开刀了，切除了胃部的病灶，即使有"坏东西"，也被连锅端走了，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还有残留，是否已经转移？对医生描绘的这些可怕的、种种的可能性，偶尔会侵袭脑海，但我不愿多想、深想。我的"不愿"和我对自己的"确认"，是那样执拗，铁板一块。我确实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执拗的"拒绝心理，究竟说明什么？有一天，我偶尔读到美国一位女作家的一段话："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个精灵伴随着他，只要他们留意精灵发出的信号，就能使他们保持明智。即使它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至少它总是能提醒我们不该做什么。"读到这些话，我顿时恍悟。也许，我心里的"拒绝"，就是伴随我的"精灵"在向我发出信号，是精灵在帮助我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植入一种否认的意念，这当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心情和心态。古人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生命存亡的根本。人是一个整体，生理和心理是有机的、是互动的，所以，要战胜疾病，固守精神情志是第一位的。而伴随我的"精灵"已不由分说地为我确立了"第一位的东西"，对这种情不自禁的"确立"，我应该把它看做是心神赐予的"天机"。无论是否真有精灵、真有天机，但我总觉得，与这几位北大荒战友的见面，使我有了明确和支持，原来，我内心的"拒绝"是不无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态度，好像有点唯心主义，但不可否认，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又想到了在北大荒那些被精神所支撑的、荒凉的日子。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可以在北大荒找到源头，包括这次得病…… [返回目录]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２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据说，喜欢回顾是衰老的标志。病了，很多时候只能回顾，并情不自禁地追溯。天天躺着，静静的，有气无力的，连看书、看电视都觉得累，惟有闭目养神了。闭上眼睛，脑子却醒着，像一泓清澈见底的池水，水波不兴，又同镜子一般，真切地映照自己，而且，比照妖镜还灵，使人从里到外原形毕露。现在，愿意花时间"追溯"的人不多，大家都忙，埋头赶路，没时间、没精力、没情绪、好像也没必要刨根究底地"追溯"什么。何况，"追溯"是麻烦的；何况，我们这代人的"原形"，有些不堪回首。在我放老照片的盒子里，有一张在天安门的留影，照片上的我手捧红宝书，挺胸肃立，一脸稚气又一脸虔诚。看到那样的"原形"，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不愿意追溯"原形"，不仅怕麻烦，也怕正视自己的历史吧。而最近引起我"追溯"的，不仅仅因为病，而是一位老同学的一句话像导火线，一触即发。前几天，那位老同学来医院看我，一进病房她就连声感叹："星儿，你忘啦，在北大荒的时候，你的胃就经常不舒服的。"忘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壮得像头熊，无论开拖拉机还是在连队当文书，我整天都是忙忙叨叨的，吃饭睡觉从来不按时。常常过了开饭时间，我才跑去食堂，随便拿个馒头，在别人的菜碗里东扒一口西舀一勺。晚上忙到熄灯，我就摸黑回宿舍，一头钻进那位老同学焐热的被窝里和她挤着睡，而自己的被褥缩在炕尾冷落着，大冬天的，被角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显然，我工作的忙忙叨叨，生活的马马虎虎，从北大荒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我的胃病--似乎一切的一切，我的写作生涯、我的感情生活，都可以追溯到北大荒，那是一个由"黑土"与"白雪"组成的世界，如此分明。我的命运，就是在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拉开了序幕。而以后的一幕幕，也都贯穿了那块土地的基调：黑白分明。这样"分明"的基调，与我原本的单纯热情、激烈执着的性格一拍即合，便成为我生命的基调、心灵的基调、命运的基调。"序幕"的时间背景是１９６８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母亲是个特别刚烈的女人，一生不求人，对子女的选择，从不阻挠。尽管，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却不靠任何外力独自养大了四个子女。而四个子女，好像个个都壮志满怀，哥哥姐姐相继去了大西北、戈壁滩，紧接着，我和弟弟又一前一后奔赴东北黑龙江。我们兄妹四个各奔东西，天南海北的，把母亲的心扯碎了。但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体谅啊！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上中下三本。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三本书被我翻烂了、读碎了，还陆陆续续地写了同三本书差不多厚的读书笔记。笔记本是裁了白纸，一针一线订成的。遗憾的是，几次搬家，这些笔记本被搬丢了。但我知道，在北大荒开始习作，最初的基础就是这些厚厚的读书笔记。一个人的道路，这样走或那样走，看似偶然，但仔细回想，有些必然的因素，在生活的关键处，像杠杆一般着力，暗暗地对命运发生作用。可以说，我带去北大荒的这部苏联长篇小说连同我那些用白纸订成的读书笔记，在我整个的人生中，仿佛埋下了一种情结、一个伏笔，并有着象征的意味--无论时势怎样变迁，无论生活怎样挫折，我却始终不改比较激|情、比较执着、比较浪漫、比较富有革命性的态度与风格，即使病成这样，开刀了、化疗了，但一听说拖了三年的、出访以色列的外事活动又有了成行的可能，我还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跑去主治医生办公室询问："两个月以后，我能不能出国去以色列？"就为了去以色列，我"啃"了一本字比蚂蚁还小的《圣经》，初浅地明白了上帝与人类的故事。"那儿几乎天天有爆炸，你不害怕？"医生问我。"只要你点头，我什么都不怕。"我急切。"可以啊，完全可以！"医生终于点头。这是我住院以来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让我心花怒放的一句话，这简直就是"上帝"的声音！可惜，巴以战火不停，出访以色列的事很快又成泡影，还得遥遥无期地搁置下去。但上帝真是爱我，作协领导来医院看我时，带来一个更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等你出院后，五月份去俄罗斯吧。"去俄罗斯？！我立刻想到了在北大荒一直陪伴着我的那部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可我多想走近莫斯科、走近俄罗斯--曾经，喜欢北大荒的一个理由，就因为北大荒的粗犷、寒冷、荒凉，如同西伯利亚；就因为北大荒广袤的田野、斑斓的山林，如同乌克兰大草原；就因为北大荒的垦荒生活，如同开发库页岛--这是几十年的夙愿、几十年的梦啊！当远不可及的梦想突然从天而降、触手可得时，我心跳都停止了，我真是喜得不敢相信。但没等喜定，我又担心这是一场空欢喜，心情便隐隐地焦灼了：我还在住院呢，这样的处境，随时都可能使希望落空的。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是一线曙光，我会尽力使曙光大放光明的！毕竟这是我心里几十年不灭的梦，这样的梦，该是多么长久、多么坚韧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会把梦想藏到底的人，即使那梦想永远不能成真，我也无怨无悔。生活，不能没有梦想，这是心灵的底蕴，犹如矿藏，是大地的财富。可生活的优待实在令人感动，在我生命出现危机，在我最需要把握希望的时刻，一个做了几十年的"梦"，转眼间竟变为现实，那个深埋的情结和伏笔，在人物命运最需要转机的时刻，又悄然地走进"故事"，走到我面前，像沉寂的矿山突然献出宝藏。真的，我又惊又喜，生活的构思与布局，简直出神入化。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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