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课老师却给了水月当头一­棒­，打碎了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老师讲社会发展史，老师说社会是永远发展不会停止的。这永远发展的社会共分为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水月就问老师，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是什么社会？老师说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社会了。水月大胆地质问，那么社会就不发展了？同学们哄一下笑了，笑恼了老师。恼羞成怒的老师用力把黑板擦拍响在讲桌上，像古戏里县官对犯人拍响了惊堂木。他批评水月捣乱，把水月批评得哭起来。

虽然老师没回答这个问题，却塞给学生们一个态度。那个惊堂木般的黑板擦拍响讲桌，让学生感受并接受一个事实，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老师端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准乱问乱说，不然就是违反纪律，就是不尊重老师，就是捣乱。这个老师用粗暴的方式，维护了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的腐朽。

水月本来由于天真无邪，没有思想负担，才把追问指向了本质。老师没有能力回答她，却批评她，给了她思想负担。好像受教育就是接受思想负担一样。这就使水月变得忧郁和孤独。

“文化大革命”是在水月初中一年级期末考试以后开始的，农村比城市要晚。学校里成立了几十个造反组织，水月都参加不进去，因为妈妈在村里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消息传到学校，水月受到了株连。同学们才发现她是大地主曲书仙小老婆生的孩子，看不起她。她犯了生的错误，无法改正。

当时风行以出身定论的做法，这样就把每个人的命运预先规定下来。出身成了列好的方程式，个人命运只能当成因数被套进去演算，丧失了追求和意义。

学校里许多派别，水月哪派也站不进去。无处存放自己，又熄灭不掉革命的激|情，还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斗争，结果哪派游行，她都要去参加，跟着这派喊打倒那派，跟着那派又喊打倒这派，跟来跟去，一天要游好几趟。终于像吃多大­肉­呕吐一样，她开始厌恶游行。后来­干­脆回家，不再去上学了。

有一天在家里没事，她忽然对妈妈的高帽子产生了兴趣。纸糊的帽子那么高，那么有趣，她忍不住就把它戴在头上，去照镜子。这时候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快乐。她即兴对着镜子做了几个动作，通过联想将妈妈表演。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细节不放，就发现这个文化大革命在水月戴高帽子玩这个时刻，进入了儿戏和滑稽。

水月把高帽子往头上一戴对着镜子这么一看，苦恼没有了，因为没有了真诚。情趣产生了，因为严肃被表演出来，就失去了沉重，只剩下轻松。就像演员在武打中拼命，因为没有生命危险，就产生了愉快和欢乐。开玩笑的话，就可以说，水月戴高帽子玩这个细节，就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和全部风景。

这使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成全民族一场集体演出，人们在终场后挣脱了个人迷信的愚弄，冲出集体无意识的牢宠，开始学习着认识自我，开始背叛我们自己的过去，像演员走下舞台那样回到真实的生活中。

本来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专政。由于发展到疯狂和极限，使这种专政走进了表演，就消解了本质和意义。也许这场运动最伟大的成果，就是人们对这场运动普遍的最终的背叛和逆反。

水月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使她对一切都产生了逆反心理和背叛意识，这使她与众格格不入。别人喜欢的，她都不喜欢。别人不喜欢的，她都喜欢。也许她只是喜欢别人的不喜欢。 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时，谁都不愿意扮演被土匪刁小三调戏的少女，水月愿意扮演。每次演出时，只要刁小三追着要抢她，她都快乐得全身发抖，只要大喊大叫救命呀，她就走进了角­色­。只是她不是害怕，她是激动，她盼着这么叫喊，并没有人来救她，就让刁小三把她抢走，那该多么好呀。

这种心理现象很独特很典型，这说明她在那时就渴望有人强Jian她。渴望强Jian，在水月心里开放了一朵病态意识的恶之花。

后来郭满德要强Jian她，她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接下了见面礼，高高兴兴让妈妈陪着来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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