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词在中国古语和汉语的史料和典籍中有以下含义：一是平原、原野。《诗•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二是相对于边疆地区的对应区域的称呼，即中土、中州。 在当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人看来，中原也就是当时“天下”的中心。

狭义上，中原指河南一带。先秦时期已有雒邑（今洛阳）、陶（今山东定陶县）为天下中心的说法；随着华夏族向周围迁移，其活动范围扩大，古代豫州被视为天下中心。《明实录•永乐十四年》：“伏维北京，南俯中原。”除了今河南省外，还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

广义上，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大片地区，或指黄河流域。《宋史•李纲传》：“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之“中原”即指黄河中下游流域，诸葛亮《出师表》：“当奖率三千，北定中原”之“中原”即指黄河流域。

《尚书•禹贡》中有禹划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幽、雍九州之说。其中豫州（含今河南省）居中，也称“中州”。后来“九州”成了中国的别称。周朝进一步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

战国­阴­阳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说”：认为世界有九块大陆（大九州），彼此由大海隔开；每一块大陆上又分为九个地区（中九州），彼此也由环绕周围的海分开。他以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地区，中国被称为红­色­地区的神圣大陆（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又分为九州（小九州）。换句话说，中国只占有整个世界的1/81。大九州理论与他的“­阴­阳五行”说一样，后来逐步被人们所接受。

“中国”标准的变化

“中国”这一概念首先是“王畿”。周初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今陕西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属“中国”。到周成王时，扩建了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 平王迁都洛邑后，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东迁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几个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晋、郑、宋、鲁、卫等迅速强大起来，实际上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齐国地理位置虽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中国”范围扩大到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原称“中国”的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已经明显超出“中原”的范畴。在“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与华夏族混居融合，“中国”也已经不是单纯的“华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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