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樟和安娜的女儿嘉卉生下来身子就弱，三天两头要坐了黄包车去看郎中，看病回来就得熬药，楼上楼下日日飘散着中药味。来“丰记”南货店买东西的顾客闻到中药味，只当是跑错了店家，退出店堂重新抬头看看招牌才放心踏进店门来。于是丰太太就叫安娜把小风炉端到三楼晒台上去煎药，省得顾客把南货店错当成中药房。这样一来，安娜就以照看女儿及煎药为名，理所当然不再照看店堂。剩下佩玉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她不敢怨婆婆偏心，却将心底与安娜那点芥蒂结牢了。

这一日嘉卉止住了腹泻，胃口开了。安娜想给女儿熬点­肉­松皮蛋粥，可是家里没有好米，丰太太就给连福嫂五块钱，叫她去米行买两升西贡大米回来。连福嫂去了老半天，依旧拎着个空米袋，灰头土脸回来了。原来这几日米价涨得厉害，有点余钱的人家纷纷抢购西贡米，连福嫂排在队伍末尾的时候，五块钱还能买两升西贡米，等她排到柜台跟前，这点钱只好买两升碎米了。连福嫂不敢擅作主张，空手而返。安娜熬不成粥，责怪连福嫂道：“五块钱不够买两升西贡米，难道买一升也不够吗？脑子怎么一点不转弯的。”连福嫂排队排得腰酸腿软，还落了个不是，心里也挺窝火，说：“二少­奶­，五块钱买一升米呀，这我可不敢作主，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吃过五块钱一升的米呢。”佩玉在厨房里听到安娜跟连福嫂的对话，Сhā话道：“小孩吃点粥，要什么西贡米呀，碎米熬得时间长一点，吃口一点不比西贡米差。”安娜一听佩玉说这话，原本想出在连福嫂头上的气一古脑儿移向了她的妯娌：“是呀，我们卉儿天生是吃碎米的命，哪像你们森儿鑫儿，是要替丰家传香火的，不要说西贡米，就是金米也吃得起。”说起来安娜原不是这样容易动气的­性­格，心疼起女儿来就顾不上情面了。

安娜没想到这日午后，弄堂里静悄悄的，对面米行老板亲自拎了两升西贡米来敲丰家后门。他把米袋交给安娜：“听连福嫂讲你家卉小姐想吃西贡米粥，上午排队人多，不好破例，这是我自家留着的好米，给卉小姐熬粥吧。”安娜不知这米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米行老板虽说也是街对面住着的熟人，但亲自上门送米恐怕还是头一遭，这份人情日后用什么来还呢。果然，米行老板放下米袋，随即问安娜她婆婆是否在家，原来送米不过是个幌子，找丰家当家人才是米行老板上门的真正目的。

安娜得了好米去给女儿熬粥，丰太太将米行老板引进后客堂间，两人谈生意居然谈了一个多钟头。晚饭后丰太太又将之桐叫进她房内，呣子二人一直商谈到深更半夜。佩玉在丈夫上床前细细盘问他在婆婆房里究竟商量什么事情，可之桐咬紧口没有告诉妻子，因为丰太太向来主张丰家要紧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姓人媳­妇­知道。

原来米行老板想乘目前米价飞涨之际囤积点好米，但资金周转不过来，便想兑换掉几根大金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租界后，强行规定每日黄金市价须按日本正金银行牌价。日本人控制的汪伪政府也早已三令五申，不准银楼业私购黄金，若查出市民私售黄金，可判罪甚至枪毙。然而政府这一法令却难以强迫老百姓都来照办，日子过得去谁也不会愿意把家底子卖掉，藏金子最保险已成为战乱时期的全民共识。真遇上紧要关口想卖掉黄金的，也大多暗地里卖给银楼，银楼收购价比政府官办银行高出不少。为赚这中间差价不惜违抗政府法令的大有人在，只不过没被抓住而已。

米行老板打算出手二十根大条子，整整二百两黄金。每根十两制的“大黄鱼”要价两千五百元，而银行收购价最高为两千元，所以他才想私下里卖给银楼。丰太太想到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对黄金买卖控制日益严紧，像丰祥和这样小规模的银楼，每月最多可从银行买到平价黄金二百两，加工后刚够应付店堂销售，自己想藏下点积余都不容易。现在米行老板把金条送上门来，要价是高了点，但总比黑市上的金价低，黑市上每根大条子已突破两千八百元大关。米行老板肯把金条卖给丰祥和银楼，图的是个安全。街对面住了几十年，怎么说也是老邻居。况且银楼业不准私购黄金，政府早有明文规定，丰家同意做这笔交易，表明买卖双方愿意共担风险，这就要比卖到黑市上去牢靠得多。黑市上那些黄牛都是不怕杀头的货，哪天被政府逮住或是黄牛圈子里狗咬狗，供出卖家来，米行老板一家­性­命就算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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