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女真族便被称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以放牧与狩猎为生，骑马射箭是每一位成年男子必须掌握的生存本领。因此，弓箭与扳指也就成了他们必不可缺的物品。满族作为女真族的后裔，自然继承了祖先的生活方式。
满族早期的扳指，通常是用鹿骨所制，满语叫“憨得憨”。当年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戴着这种扳指驰骋于草原之上，弯弓射箭，统一了整个女真部族。从此以后，八旗士兵便佩弓带箭，驰骋于天地间，建立了大清王朝，再次统一了中国。
在清朝建立之初，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忘记祖宗这段以骑射得天下的历史，包括皇帝在内，所有的皇亲国戚都必须学习骑射。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内修建了箭殿作为习武的场所，并且亲率王公贵族在此练习骑射。而作为练弓射箭的工具——扳指也一直陪伴在帝王的手中。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顺治皇帝用扳指确定自己陵寝位置的故事。
清初的几代皇帝都精通骑射，并且十分钟爱行围狩猎。当然狩猎不单是为了供帝王消遣娱乐，它还有着操练军队、练习骑射的目的。因此，皇室每年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狩猎活动，皇帝一马当先，无数的精骑尾随其后，威风凛凛，方圆几十里的飞禽走兽无不惊魂四散。这种接近于实战的演练，从顺治皇帝起，一直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
乾隆皇帝与他的白玉扳指
到了乾隆时期，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为了告诫子孙不要忘记祖宗以骑射得天下的历史，乾隆皇帝亲自示范，经常率领子孙进行狩猎活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就收藏着几幅乾隆皇帝戎装骑马射箭的画卷。
在中，描绘了乾隆即位后第四年，他在京郊南苑举行阅兵仪式的情景。画中的乾隆皇帝头戴帅盔，身披铠甲，佩弓带箭，神态庄重，英姿焕发。仔细看他的右手拇指处，便会发现，他佩戴着一只白玉扳指。
除了上述这幅画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另一幅，就很好展现了这位“十全皇帝”的骑射之功。
这幅画描绘的是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中射箭的情景。画卷中的乾隆身穿便装，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瞄准靶心，正在射箭场上亲自表演射箭。百米之外立着箭靶，那红色的靶心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只见箭靶旁边的官员，一人手拿靶纸，准备随时更换；另外一人正蹲在地上，检验着刚取下来的靶纸。在乾隆的身后，有一名官员，手中拿着一支箭，毕恭毕敬地在一旁伺候着。而箭场之外，两个兵卒正奔跑着为皇帝送箭。很显然，这一场景表明乾隆已连续射出了多支箭，并且兴趣正浓。虽然，这位画家并没有刻意地去描画乾隆手上所佩戴的扳指，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扳指的存在。
金缕玉衣：最昂贵的陪葬玉器
玉衣也被称为“玉匣”或“玉押”，是汉代皇帝与高级贵族死后所穿用的殓服。同时，它也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只有皇帝以及部分近臣的玉衣，才可以穿这用金线缕结的“金缕玉衣”。下面介绍的这件金缕玉衣，便是出土于徐州狮子山的一件珍贵国宝。
汉代地宫惊现无价之宝
徐州古称彭城，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也是中国古代楚文化的地域之一。在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就是从这里走出的。
在刘邦夺取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后，他将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刘交册封为楚王。楚以彭城作为首都，控制着三郡三十六县的属地，成为当时楚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据史料记载，西汉楚王共传12代，因此徐州地区共有12位楚王。
1984年，徐州狮子山下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兵马俑坑。根据汉朝的墓葬形制，专家们推测，在它的周围一带存在着西汉时期的楚王陵墓。
依照西汉楚王依山为陵的古老习俗，专家们推断，离兵马俑坑最近的狮子山上应该有座楚王陵墓。于是，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到狮子山，对这里进行了详密的勘察，但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98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宁书年教授邀请了30多位地质学专家，运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对狮子山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虽然确定了一些墓葬可能存在的地点，但还是没有发现墓茓。
自此，对徐州狮子山是否存在汉代古墓的质疑声越来越多。而徐州西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王恺却对此充满了信心。这位考古界的老专家，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与直觉，坚信在狮子山上一定存在大型的陵墓。为此，他常年奔波在狮子山上，只为找寻有关墓葬的信息。
直到1994年，在一次与老乡的闲谈中，王恺终于找到了有关墓葬入口的信息。原来，在这座山上有一个贮藏红酒的地窖，深达数米。而狮子山的土层普遍较薄，一般往下挖到半米就会触碰到岩石层。如果某处的土层深达数米，那就很有可能是人工开凿后，往回填土所导致的。
得知此讯的王恺立即率考古队员进行挖掘。果然，在地窖内三米深的地方，发现了陵墓的外壁墙。此后，徐州又上报国家文物局，开始对狮子山西汉陵墓进行全面的挖掘工作。
在对古墓的挖掘勘探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座汉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为了进一步弄清墓中的具体情况，考察队派出队员邱永生去一探究竟。可是，当邱永生只身进入墓室时，迎接他的却是满地的狼藉。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古时就有盗墓者来过此地，而那些文物很有可能已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在漆黑的墓道中进行着挖掘。
忽然，他在塞石上摸到了一块小小的玉石片，紧接着，一块、两块、三块……邱永生不断发现了这种玉片，数量之多，使他不由得联想到了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中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难到自己所摸到的玉片，也是传说中的那件珍宝？
事实证明，邱永生所摸到的这些玉片，正是极其罕见的文物金缕玉衣。原来，此墓当年确实被盗，但是盗墓者只带走墓内的大量珍宝，却把金缕玉衣与镶玉漆棺留在了墓内。
金丝美玉背后的神秘主人
随着金缕玉衣的出土，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件珍贵文物的主人会是何许人也，竟会拥有代表着极高权力地位的金缕玉衣？
由于在徐州狮子山上的楚王墓茓中，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有力证物。所以，对于这套金缕玉衣的主人，考古界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而争论的焦点就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与第三代楚王刘戊身上。因为，这两个人的在位时间与金缕玉衣的制作时间大致相同。
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是刘交的儿子，他在位的时间只有4年。所以，有专家认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制作出如此精致的金缕玉衣。
在我国汉朝时期，金缕玉衣的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这不仅是因为制作原材料稀有玉石全部来自西域，它精细的研磨程度也需要用百余位工匠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此，汉朝皇室还专门在都城长安设立了打磨玉石的部门。在狮子山楚王陵中出土的另一件丧葬用品玉棺，就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打磨玉石的工艺水平。
这件玉棺通体用玉石镶嵌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棺”。它所使用的玉片总量高达2095片之多，镶嵌面积达到8.95平方米。这些经过精心打磨的玉片，不但薄厚均匀，而且温润平滑，至今仍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第三代楚王刘戊是刘郢客的儿子。虽然他在位的时间较长，但是由于后来参加了反对汉景帝的“八王之乱”，属于有罪之身，所以一些专家认为，他死后是无法穿戴象征尊贵地位的金缕玉衣的。因此，也不能肯定刘戊是这件金缕玉衣的主人。
直到今天，围绕这件金缕玉衣主人身份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众多专家都认为这件玉衣堪称迄今为止最为珍贵的玉制珍品。目前，已修复的金缕玉衣共有3套。除此套玉衣以外，其余两套分别是河北汉墓中山靖王刘胜与河北定县刘修的金缕玉衣。其中，以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金缕玉衣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
惹贼嫌弃的稀世国宝
金缕玉衣，也被称之为“玉匣”或者是“玉押”，主要分为头罩、前胸、后背等十多个部分。它高1.74厘米，宽68厘米，由4282片大小不一的玉石组成。这些玉片全部采用的是上好的新疆和田玉打磨抛光而成，且表面异常光亮温润。玉片的形状各异，面积从1～9平方厘米不等，其厚度约有1毫米。
这样一套价值不菲的玉器珍品，为何当年的盗墓者没有将其盗走呢？
原来，金缕玉衣是为汉代高级贵族死后所特制的丧葬殓服。用玉丧葬，主要因为它可使尸骨不朽。而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丧葬玉，即在死者的蒙脸布上缀些象征眼、鼻、口、耳的玉石，以代替五官，从而保持死者的精气。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在死者的衣服上加装一些玉片进行装饰的“玉衣”。
在阴阳五行、玄学思潮的影响下，使用丧葬玉的习俗在汉代达到顶峰时期，圣训使用玉衣殓葬。据记载：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玉衣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虽然，墓主人的身份至今仍没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规格应该是在诸侯王一级，可实际上出土的却并非是诸侯王所配用的银缕玉衣。由此可见，在西汉时期这种丧服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反映出这位墓主人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
在当时的社会，盗墓者的目标一般是像楚王墓这样藏有大量金银珠宝的王侯级大墓。而对于墓葬中的陪葬品，他们通常是以金、银、铜器为主要目标。玉器在当时作为皇家的专有象征，是不可以在民间随意流通的，而且偷盗后也很容易被查出。所以，盗墓者很少会将玉器作为盗取的首选。另外，金缕玉衣虽然价值不菲，但是毕竟是死人穿过的衣物。对于一件丧衣，当时的人还是比较忌讳的。所以，早年的盗墓者只是将玉衣上的金线抽走，而将玉片随意扔在了塞石之上。这也是出土后的金缕玉衣为何只有散落的玉片，却没有金线的原因。
金缕玉衣的玉片出土之后，徐州博物馆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由于4248片玉石中，只有2000多片是完整的。所以，为了还原其余破碎的玉片，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对这些规格形状各异的玉片进行逐一的拼凑。在工作人员与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历时1年零9个月，耗资50万元，对这件金缕玉衣进行编号、清洗、拼对，最终将其重新复原，并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宫廷如意：古代宫廷生活中的吉祥物
如意又被称为“握君”或“执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物之一。历来被人们视作祥瑞祈福的重要器物。由于其美好的寓意，后来逐渐成为宫廷中的重要摆设，清朝时期尤为盛行。如今，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如意就有近3000件，而且几乎全部是清朝时期的精品。
皇家珍藏的如意精品
“如意”一词源于印度梵语中的“阿娜律”，是自印度传入我国的佛具之一。柄端作心形，用竹、骨、铜、玉等材料制作。法师讲经时，常手持如意一柄，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成为帝王及达官贵人手中之物。在器型上，它与民间的一种俗称“不求人”的挠痒用具相仿。最初如意的头部呈现弯曲回头之状，被人们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后来，随着玉如意的出现，人们将玉坚润不渝的美德与如意的吉祥寓意结合，使玉如意成为了具有中国吉祥文化特色的如意器物。
到了明清两朝，如意从实用品逐渐转向了一种艺术陈设品，供人们欣赏娱乐。它的头部所呈现出的弯曲回头之状基本不变，而柄端由原来的直状改变为小灵芝形、云朵形等多种形状。头尾两相呼应，主体呈流线形，柄微曲，造型美观且华丽。而作为工艺美术品的如意，又以清朝时期居多，明朝虽有但却并不常见。
而今，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近3000件如意珍宝中，几乎全都是清朝时期所雕琢而成的。虽然听起来数目庞大，但当年清朝宫廷所珍藏的如意制品却远不止这个数目。毫不夸张地说，在宫廷的各个角落，都可以随处看到它们的身影。无论是皇宫的宝座旁，还是寝宫的案头桌几上，还是后宫嫔妃的手中，都有它们的身影。可以说，如意已经成为宫廷中的重要摆设与帝王后妃们手中所把玩的珍奇。
在北京故宫所珍藏的宫廷画作中，也随处可见“如意”的身影。如与中，就有它们的出现。
中绘画的是清廷后宫妃子生活的画卷。庭院内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只见一位秀美端庄的妃子，手持竹雕灵芝如意，观赏着满园盛开的美景。
则描绘的是乾隆一家人在花园观赏雪景时的情景。乾隆皇帝端坐在龙椅之上，正兴致盎然地观看皇子们玩耍，而他的手中就握有一柄精美的玉如意，寓意着全家幸福如意。
不同图案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清廷中所珍藏的如意，虽然材质样式各异，种类也纷杂繁多，但是大部分的如意都是以灵芝、莲花、云头、葵瓣为造型。其中，又以灵芝造型最为常见。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灵芝是一种长生不老的仙草，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如中的白娘子为了救活自己的丈夫许仙，不惜以身犯险去盗取仙草的故事。这仙草便是灵芝。因此，在中国人的心中，灵芝也就成了长寿祥瑞的仙草，而把如意做成灵芝的形状，则更好地体现了它所蕴含的各种美好寓意。
除了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造型外，许多如意的身上还雕刻有许多带有美好祝福的图案。在北京故宫所珍藏的近3000件如意珍品中，数量最多的是雕刻有象征“福”、“禄”、“寿”、“喜”等图案的如意。那么，这些图案又被寄予了怎样的吉祥寓意呢？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桃子、佛手、石榴都被视为祥瑞的代表，也就是所谓的“多福、多寿、多子”。所以，它们常会被运用到如意的纹饰雕琢之中。如有的如意在三块翠瓦之上，分别雕刻了桃纹、佛手纹与石榴纹，并且在中间书写了一个“寿”字。而如意的周身则嵌满了红嫩鲜透的蜜桃，祝福的寓意一目了然。
除了这些吉祥的寓意，有的如意上还会出现柿子的饰纹，因为“柿”的谐音等同于“事”，代表着事事如意的美好愿景。
有的如意头部还雕琢了一对可爱的鹌鹑与黄澄澄的谷穗。因为“穗”与“岁”谐音，而“鹌”与“安”谐音，取其“岁岁平安如意”的美好祝愿。
有的如意头部雕着五只蝙蝠环绕一个大大的寿字，因为“蝠”与“福”谐音，这柄如意被叫做五福捧寿如意。
有时，一柄如意不足以表达的美好祝愿，于是，便出现了九件一套的如意。如有套红木嵌翠三镶如意，共九柄，为一整套。因为，数字“九”与长久的“久”谐音，取其寓意为：天长地久，久久长寿。
宫廷必备的节日礼物
被寄予吉祥寓意的如意，在中国古代宫廷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逢重大的节日庆典，王公大臣与各地官员都要向朝廷进贡如意，以示国家的安康富强、万事如意。另外，作为吉祥物的如意，在新皇登基、皇帝大婚、帝后生日等重要时刻，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礼品之一。
如在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公大臣们集体集资，进献了用金丝编织的六十柄金如意，共用黄金42546克。其中，有件三镶铜镀金螺丝如意，头部、中间与趾部分别镶嵌了翠瓦。而在这些翠瓦上分别雕刻着象驮宝瓶、龙纹与松枝，象征着大清王朝的太平盛世以及恭祝乾隆长寿吉祥。
在皇家内部，每逢生日也要互赠如意。如皇帝生日，家人要向他赠送如意；而皇太后生日，皇帝也要按照祖制进献如意。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光绪皇帝向她进献了一套九柄如意。而王公大臣不甘落后，也纷纷进献。其中，有位官员竟进献了一套八十一柄的如意，取其长久之意，以此恭祝慈禧太后长寿无疆。根据清宫内部的档案记载，在慈禧太后大寿期间，光各式各样的如意就达到了1000柄之多。
除了作为进献的礼物之外，如意还是帝王赏赐外国使者与下属间的上等礼品。由宫廷制作的如意，除了一部分为宫廷内部需要外，还有一部分是分赏给臣子与外国使臣的，主要是用来笼络人心，以示皇帝的恩宠。当时，如果哪位大臣能够得到皇帝赏赐的如意，会被视为一件非常荣耀的大事。
玛瑙兽首杯：唐代唯一的俏色玉雕
玛瑙是以玉髓为主要矿物质所形成的具有各种颜色纹带的玉石。这件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是迄今为止所见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这件珍贵的玛瑙精品究竟有何不凡之处？又是出自哪位巧匠之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近这件传奇的国宝。
独一无二的玛瑙精品
兽首玛瑙杯，又被称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身通高6.5厘米，长15.5厘米，口径5.9厘米，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它既是一件仿兽首形状的玛瑙制品，又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唐代的俏色玉雕。
俏色工艺的最大特点，是“依材取题，因材施艺”。这件玛瑙兽首选用的是极其罕见的红色玛瑙。这件以深红色、淡红色为主色调的红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显红润的乳白色夹心。如此神奇且自然的变化，鲜润而可爱的色泽，使得这块红玛瑙成为世间稀有的俏色玉材。而那位善于因材施艺的琢玉高手，对这块纹理色泽弯曲多变的玉材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巧妙地将它雕琢成一个高贵典雅、形象可爱的兽首形酒杯，使人不禁感叹：世间竟有如此巧夺天工的技艺。
这件模仿兽角形状带的玛瑙制品，上口近似圆形，下部为兽首形。纹理竖直的一端被雕琢成为杯口，口沿外部有两条突起的弦纹，线条流畅且自然，粗线的间隔也是恰到好处。而那些竖直的纹理在视觉上留给人稳重的感觉。纹理横行的一端，被雕琢成了兽首，而许多的装饰重点便集中在这一部位。
兽首部位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容貌却酷似牛。只见它圆瞪着大眼，目视着前方，似乎在寻找与探索着什么。如此精巧的设计，将兽眼部分刻画得黑白分明，富有神采。兽首的口鼻部位，镶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随意装卸，内部有流，杯中的美酒可自流中泄出。并且，一些细微的局部也刻画得十分的精细，如唇边的毛孔、胡髭刻画得细微精确，突出了兽首的色彩与造型上的美感。兽首玛瑙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现出玻璃质感般的光泽，是一件晶莹瑰丽的玛瑙珍品。
兽首玛瑙杯上的兽首既像是牛首，却又有着羊角，并不是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而是艺术化的动物形象展现。不过，这件玛瑙制品看上去安详典雅，并不给人留以任何造作之感。整个造型表现出猛兽全神贯注、飞驰奔腾的瞬间美感，极富艺术感染力。
国宝玉杯出自何人之手
那么，这件国宝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这一直是个谜。
从外形轮廓上来看，这种弧形的酒杯形似兽角，因此也被称作“角杯”。这种形制的器皿，起源于西方，希腊人将它称为“来通”，后来才逐渐传播到亚洲地区。而在我国的玉雕领域中，虽然杯类玉器以及动物形器极为普遍，但是类似兽首玛瑙杯这类形制的器皿，却仅此一件。因此，有的学者推测此杯是从中亚或者西亚进献而来的礼品。
从何家村唐代窖藏中，还出土了不少波斯、东罗马的金银币；有关于中亚、西亚国家向唐朝进献玛瑙杯、玛瑙床的记载，因此，有人认为，此杯可能是同东罗马、波斯的使者到长安的。这种看法还基于这样一条理由：魏文帝曾说过，玛瑙出自西域，纹理交错。而西域自古以来便盛产红玛瑙。中国出产的红玛瑙，其色泽以白、黄居多，淡青次之。像兽首玛瑙杯所选用的红色夹带玛瑙是极其罕见的，据此推断，制作此杯的玉料显然来自西域一带。
其实，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便已出现了这种仿制兽角形状的陶角杯。齐家文化曾出土过一件红陶鸟形器，高为11.5厘米，长为20厘米，形态宛若飞鸟。陶器的一端被塑造成鸟首，另一端则作为杯口。这件器物的造型与唐代的兽首玛瑙杯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但由于缺乏地层依据以及中间环节，尚不能确定它便是兽首玛瑙杯的直系祖先。
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兽首玛瑙杯是中国的玉匠为了满足朝野权贵的需求，仿造波斯来通杯的造型所制造的。因为，从工艺传统上来看，西域金银匠的制造水平，虽然比中国的工匠略胜一筹，但是在玉雕水平上，却始终无法与中国玉匠相提并论。像兽首玛瑙杯这类花瓣形且具有俏色匠意的高水平玉器，西域工匠很难将其中的意境如此淋漓地雕琢出来。
除此之外，还可以仔细观察这件器物的纹饰风格，在兽首玛瑙杯的造型中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纹样。而在设计细节上，西域来通杯，习惯酒从流中吸引；而中国人却是习惯酒从杯中饮用。兽首玛瑙杯套上金冒，既符合西域来通杯的设计要求，又满足了国人的饮用习惯，考虑得比较周全。
可以说，兽首玛瑙杯是出自唐代工匠之手。相关专家推测，兽首杯在制作之初，可能也想模仿西方风尚，采用羚羊之形，可由于对题材的生疏，所以最后成了现在的面目。据专家估计，兽首玛瑙杯的制作年代应当在8世纪前期。
良渚琮王：上古珍玩的典型代表
良渚文化距今约4000～5200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主题图像具有神灵崇拜含义的玉器玉饰。其中，尤以玉琮最为突出。那么，为何它会成为探索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良渚文化及其影响
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与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36年，因首先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而得名，距今已有约4000～5200年的历史。后来，有关专家对“良渚遗址”出土的人物，经过进一步的基因鉴定确认，良渚人正是骆越后裔。目前，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的预备清单之中。
良渚遗址群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遗址三四十处，其中包括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民居点与显贵专用墓地等，已经具有地区中心聚落的性质。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其后又陆续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出土石器、陶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在最近几年中，良渚文化遗址从早期的40多处已逐步增加到135处，其中包括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文化是世界上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玉殓葬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玉器制品不仅在数量上十分庞大，而且在造型方面也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成为中国传统礼玉及装饰玉的重要渊源。除了玉镯、佩、珠等装饰玉外，还出土了玉璧、玉琮、玉璜等礼器以及三角形、半圆形的形器等。玉器种类达二十种以上，其中，尤以玉琮最为突出。它也成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有学者认为，能够享有玉琮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占有一定特殊地位的，而这也正好反映出当时阶级社会正在逐步形成或是处于形成前期。
艺术文化史上的丰碑
玉琮是我国古代带有神秘色彩的礼器，在政治、礼仪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曾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但是，关于玉琮的具体形状却是长期不明，即使到了清末，人们也只能做出推测性的描述。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有5100年的历史。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琮在江浙的良渚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中大量出现。其中，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为发达，且出土与传世数量较多。
良渚玉琮的玉材，主要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玉琮的整体特征除少数是圆筒状外，其他的一般为规整的内圆外方形。中部有一孔，外表分成几节。多节玉琮以六七节居多，最多可达到十五节。并且每节都刻有人面或者是兽面纹，个别还阴刻动物图案。其中，浙江余杭反山遗址中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重达6500克，是迄今所见的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神人兽面纹玉琮是在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良渚墓地第12号古墓中被发现的。出土时，它被平正地放置在墓主头骨的左下方。它由阳起石、透闪石系列的软玉所制成，呈白黄色，略带紫红瑕斑。整体器形呈扁方柱形，通高为8.8厘米，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直径为17.6厘米。中间有对圆孔，俯视如璧，孔径为4.9厘米。琮体四面、中间约有5厘米宽的直槽，将其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4节。在四面直槽内，上下各刻有一个神人与兽面的复合像。单个图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用浅浮雕与阴刻两种技法雕琢而成。
上部神人的脸面，呈倒梯形，鼻子宽阔，以弧形勾画鼻翼；嘴巴阔扁，嘴以横长线加直短线分割，勾画出上下两排，共十六枚牙齿。头戴放射状羽冠，脸面与帽冠均是微突的浅浮雕。人面下方两臂平端下折，双手扶住下部兽面眼。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来凸出威严的兽面纹。环形重圈为眼，外圈为蛋形，表示眼眶与眼睑间有短线相连。宽鼻阔嘴，两侧外伸两对獠牙。人的两臂及兽身，均以细密的阴刻线作装饰。通常认为，这种图案表示英勇无比的神人降服了凶猛的野兽，因此也称“神人兽面”图案。此图案的线条细如毫发，肉眼极难辨认，堪称中国微雕艺术的鼻祖。
细观这件“琮王”，每面正中直槽上，饰有上下两个“神人兽面”图案。四面共八个，又以四个转角为中轴，左右展开上下共八个简化了的“神人兽面”图案。全器十六组图案，上下呼应，左右对称，极富装饰效果。并且，在转角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垂直凸面上，被三条横槽分为了相等的四节。其中，第一节与第三节的上端各有两组细弦纹，并且在弦纹间雕刻了纤细的连续卷云纹。与正面竖槽上的“神人兽面”相比，布局基本一致。
全器的制作十分规整，且打磨极其精细，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繁复独特。真可谓是鬼斧神工的玉雕精品，良渚玉器文化中的代表之作。
除了反映良渚人精湛的琢玉工艺以外，神人兽面纹玉琮还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实物反映。这件琮璧是一件可以合二为一的特殊礼玉。上面小孔圆璧象征着天；琮身四面八方，则代表着地。因此，整个玉琮象征着天地贯通。而琮孔，也就是璧孔，就是这天地的中心，即为“极”。琮四面的“天柱”，支撑着天的四方，使得天不会轻易的塌下。而琮四面“天柱”上的神像与四面八方的兽面神像，分别为专司祭天、祀地的巫师。或许在当时的社会，每当丰收或是祭日举行隆重祭祀典礼时，良渚先民就会用它来与天地神灵进行沟通，通过它来表达原始先民对神的敬意，并由它来传递神的旨意。
如今，在古玩市场上，玉琮以它所特有的神秘礼器的身份，赢得了许多收藏家的钟爱。1990年春，纽约苏富比公司曾以起拍价6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一件良渚文化玉琮，并最终以23.5万美元完成交易，创下玉琮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最高拍卖价格。由此可见，这件出土于良渚反山遗址中的“琮王”有着怎样的价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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