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千米的临潼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1974年3月29日，在秦始皇陵以东15千米的西杨村，农民打井偶然挖出了震惊世界的秦陵兵马俑。究竟这些真人般大小的兵佣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着怎样的关系呢？www@
打井打出的陶兵马
1974年春天，骊山脚下距秦始皇陵大约2.5千米处的陕西临潼西杨村，又遭到了常见的干旱。为了让地里的庄稼不受旱灾的影响，村民们只好开始打井。
在生产队的带领下，几个村民来到了位于村子西南面的柿园一角的西崖畔。那里是一片荒芜的土岗，在稀疏的柿子林中，随处可见杂乱的石头与荒草。
就在这个荒僻的土岗上，农民们开始了打井作业。在工程最初的两天，一切进展得还算比较顺利，可是当工程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口井已经打了两米多深，可是再往下挖，土壤的颜色突然变得好像被火烧过一样，呈现出焦黄色，并且土质也变得十分地坚硬，很难再继续打下去。虽然如此，田里的庄稼急等着用水，人们认为，就算再困难，也要将井打通。于是，农民们抡开膀子，继续打井。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坚实的硬土，就是兵俑坑上面的夯土层。
工程进展到第五天，也就是3月29日，杨彦信与杨志发两位村民在井下继续着工程作业。当杨志发拿着镢头，在井的西北角挖土时，忽然“哐”的一声，镢头好像碰触到了瓦当一类的东西。于是，他又试着挖了几下，只见一块土灰色的陶片露了出来。他连忙用手擦掉上面的黄土，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图案的花纹露了出来。开始他以为是刨到了瓦罐一类的东西，但是挖着挖着，竟慢慢显露了一些人身似的东西。只见这个是同真人一般大小的东西，上身完好，向井的西南方向倾斜着。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东西竟没有头。他再往下接着挖，还挖出了它的手和腿。最后，两人手、镢并用，连挖带刨，将上面的泥土清理掉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没有头部的陶制空心塑人像。
这个发现，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再继续挖掘后，又陆续挖出了更多的陶俑碎片以及用青砖平铺的地面。待将这些东西运回地面后，其他人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纷纷猜测他们挖到的到底是个什么稀罕物。因为这些兵佣是陶土做的，有人便猜测，这些东西可能就是“瓦爷”。“瓦爷”是当地村民对陶制神像的俗称。
后来，众人继续往下挖，又陆续挖出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瓦爷”和许多的陶制碎片。可是，却始终没有在这里打出水来。
很快，西杨村打井挖出神像的消息，便在周围的村落中传播开来，很多人前来围观。其中，有一个略懂考古知识的村民房树民发现，这些新挖出的方砖竟与县文化馆中，秦始皇陵墓出土的方砖一模一样。鉴于事情的重要性，得知此事的村民赶忙上报给了县文物部门，请他们派人来做鉴定。
得知此消息的县文化馆工作人员，飞快赶到了西杨村。看到这些真人大小的陶俑，他们隐约觉得这些很有可能是国家级文物。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他们便没有将此事逐级上报，而是夜以继日地对这些文物进行细心地修复与考究。
就在此时，在北京工作的新闻记者蔺安回家探亲，亲眼目睹了这些经文化馆修复后的陶俑。回到北京后，由所他撰写的关于的报告在上刊出。
此报告的刊出，立刻引起中央领导与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接到国务院下达的重要批示后，国家文物部门立即派专家飞往西安进行调查。经过初步的考证，专家们认定这很可能是一个殉葬佣坑。于是，正式组建考古工作队，对现场进行清理与发掘。
深藏在地下的雄师
1974年到1977年，陕西省考古工作队在对临潼县西杨村西南坑道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座规模范围堪称史上之最的大型随葬俑坑。它共有三坑，总占地面积高达2万平方米。除了相互连接的三坑外，还有一座尚未建成的四号坑。三坑内所出土的兵佣、马佣、车佣多达8000余件，各件陶俑都异常精美且各具特色，制作工艺更是一丝不苟。特别是陶俑面部的神奇刻画，异常精细而且生动传神，数千尊陶俑的面部神情竟无一雷同。
三坑坐落于秦始皇陵陵园东垣外1千米左右的东门大道北侧，均是土木混合结构的地茓式坑道建筑。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占地面积高达14260平方米。坑内作土棱与坑道栉比相间布局，东战车组成的40路纵队，除位于边沿、担负侧翼与后卫的武士分别面向南、北、西方以外，其余38路武士以及战车一律面朝东方。几年来，一号坑已挖掘了5个探方，面积近2000平方米，出土陶俑1087件，陶马32匹，战车8乘，鼓3面。按已发掘部分的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内所埋藏的兵马俑总数达6000余件。
1976年所发现的二号坑，位于一号坑东端北侧20米处，平面略呈曲尺形。东西最长处为124米，南北最宽处为98米，深约5米，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用隔墙分为四个单元，总体以战车为主。兵马俑亦面朝东方。无论是在兵种、阵容、造型及姿态等方面，皆比一号坑丰富。据已发掘资料推算，此坑内埋藏兵马俑约1400余件，木质战车89辆。
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东距二号坑约有120米，平面呈“凸”字形，占地面积约520平方米。坑内埋藏木质战车1辆，陶马4匹，武士俑68件。武士俑作环绕周壁，面内相向排列。
从各坑的兵马俑的装备以及形制结构上情况判断，一号坑是由步兵与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与车兵穿Сhā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前两坑的军事指挥所。三坑相连，规模宏大。如此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陶俑部队，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威震天下的雄伟军容。
秦陵兵马俑以它奇伟的军阵阵势、高超的雕塑艺术、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丰富的文物出土量轰动了整个世界，并引来参观兵马俑的热潮。1978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参观后，将它赞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千古重重谜团
自秦陵兵马俑被发现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在它身上，至今存在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如此精美的陶俑，它们的制作者是谁？如何被制作出来的？何时进行烧制的？制作原料取自哪里？窑址又在何方？
这些古老的陶制兵马俑在地下深藏了数千年之久，出土后，却仍然保持着色泽纯、硬度高、密度大的特点，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当代的制陶工艺大师们，经过了十余载的努力，仅可以仿造一些简单的陶人。而对于陶马的复制，多年以来，却始终无法成功。这种制陶工艺较为复杂、烦琐的陶马，在秦坑之中竟有600匹之多。这种杰出的泥塑工艺与制陶技术，令当代的陶艺大师们倍感钦佩。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论证，有关专家最终确认，此兵马俑坑是由秦朝的刑徒奴隶修建而成的。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从13岁即位时起，就开始着手营建自己的陵园。陵园主要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前后长达38年之久。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开创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的先例。当时，秦朝的总人口约有2000万，而修筑皇陵的劳役就多达72万余人。秦代还实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即在制作的器物上，要镌刻上工匠的名字。这本是统治者为稽查陶工制作陶俑质量与数目所用，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艺术匠师的名字。
经过30多年的挖掘、研究，考古工作者终于从目前出土的秦俑中，找到了宫疆、宫丙等85个制作者的名字，这些名字大多刻在陶俑的腋下、衣裙等隐蔽处。据考证，他们之中有秦中央宫廷的陶工师，也有临夏、咸阳等地的民间艺人。
近些年来，专家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寻找制造兵马俑原料的土层入手，通过对主要原料的微量元素的分析来寻找它的原产地。其中，最为合理的推论是，兵马俑的原料可能取自秦陵西南方9.5公里的枣园村及秦陵以东5.5公里的高刑村一带的垆土层，或者是取自秦陵附近其他地方的垆土层。其实，秦始皇陵附近早已发现过窑址，但因为专家们的认识不统一，多数仍持怀疑态度，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判断。
虽然有关窑址的谜团得到了答案，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这些真人般大小的兵马俑究竟是怎样烧制的？现在的烧制方法是分节做的，烧好后再合到一起。可是当时的陶俑是整个烧制的，面对的问题也就比分节烧制要高出许多。如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如何掌握？另外，兵马俑身上的陶层薄厚不一，当它们同时烧制时，要如何掌握火候？诸如这些问题，至今还有许多都没有弄清。
对于这些未解的谜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的谜团，终会被全部弄清。到时，这支沉睡千年的传奇劲旅定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击鼓说唱俑：中国汉代第一俑
东汉时期的陶制精品——击鼓说唱俑，以其生动传神的造型被专家们赞誉为“汉代第一俑”，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陶俑，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广受世人赞誉呢？
崖墓中发现的陶俑精品
崖墓是中国古代一种奇特的棺木安葬方式，是指将棺木送往悬崖洞茓之中进行安葬，因此也被世人称为“悬棺”。通常情况下，崖墓葬所选择的山崖，大多是普通人难以攀登的绝壁。不但崖面异常光滑，而且下临深水，便于悬棺长久存放。
在古代各种技术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想要将棺木顺利运往指定的悬崖洞茓之中，绝非一件易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所以，能够享受到崖墓待遇的，一般而言都是达官显贵。而且许多安放悬棺的方式，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1957年，考古工作人员在四川成都天廻山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墓葬——崖墓。由于中国已发现的崖墓并不多，面对眼前这个特殊的墓葬，考古队员们感到异常兴奋，众人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挖掘工作。从部分出土的文物判断，这是一个东汉时期的墓葬。
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有一尊不同寻常的陶俑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它就是击鼓说唱俑。这尊陶俑高为56厘米，刻画的是一位席地而坐的说唱者。它上身光赤，下身穿一条长裤。头部的比例很大，额头上带着一块头巾，咧嘴笑得十分地开怀，前额上也因此挤出了很多的皱纹。说唱者的左臂环抱着一个圆鼓，右手则高扬着一个鼓槌。显然，这位说唱者的表演已经进入了Ｇao潮，只见他神情激动，表情夸张，兴起之余竟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在造型塑造上，击鼓说唱俑采用了极其夸张大胆的表现手法，作品着重表现了说唱者在表演过程中神情激昂的瞬间形态。它以灰陶作胎，手塑成型，准确形象地将一个表演中的说唱老艺人形象，完美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令人备感亲切。
身世神秘的贵族墓主
如此生动写实、制作精良的陶制人俑，怎么会出现在天廻山的墓葬中？这尊陶俑的主人又有着怎样不凡的身份背景呢？
据文字记载，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代，四川地区非常盛行说唱艺术，说唱艺人边说边唱，以机敏的口才与滑稽讽刺的语言，演唱史诗与民间传说。在当时的社会，说唱已成为上层社会必备的消遣方式之一。相关专家推断，这尊击鼓说唱俑的主人，生前一定是位家境富裕的贵族。可能是因为酷爱说唱艺人们的表演，所以才特意雇人重金打造了这件精力充沛、笑容可掬、健康诙谐的击鼓说唱俑，作为随葬品而安放于墓茓之中。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随葬的习俗，古语“视死如生”指的就是墓主生前所享用过的物品都要带到死后的墓葬之中，以供他继续享用。
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流行用活人殉葬的残忍习俗。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活人殉葬的陋习慢慢被终止了，然而一些贵族对殉葬的做法还是有所不舍，便命人制作人像雕塑，并将此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带入墓中。
如在陕西临潼西杨村的秦始皇陵中，就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制兵马俑。这些秦陵兵马俑完全是按照实战情况有序布阵，并且每位陶俑都是异常地精美且各具特色。除了兵马俑以外，秦陵出土的陶俑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全都涵盖在内。
通常而言，这些丰富多彩的陶俑雕塑，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尊击鼓说唱俑的朴拙雕塑风格以及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在中国陶俑艺术品中实属罕见。它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ｊi情与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极具戏剧性的面部表情，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在为众多观赏者带来雕塑艺术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为后人研究中国汉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衣着服饰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资料。
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典范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非常珍贵的远古陶器——人面鱼纹彩陶盆。陶盆是由泥质红陶烧制而成，表面上带有红黑两色的彩绘，内壁上所绘的神秘古朴纹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主要标志。
追溯彩陶工艺的源头
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的一个普通工地上，突然发现了不少石头与动物的骨骼。经过仔细辨认，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物品竟然全部都是人类使用过的工具。这些由石头、河蚌、象牙、动物骨骼所磨制而成的不同材质的工具，显然都是原始人类的遗物。
陕西发现古人类遗址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从1954年到1957年，连续四年的时间内，近二百多位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遗址上进行了五次发掘工作。考古学家最终认定，半坡遗址是中国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一处原始人类遗址，属于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21年，因首次在河南省渑池仰韶村发现，故被命名为仰韶文化。目前，已发掘出的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它们以陕西渭河流域、山西西南与河南西部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南达汉水中上游，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从已发现的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仰韶文化的生产工具以较为发达的石器为主。那时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并饲养家畜，同时也从事捕鱼、狩猎与采集劳作。除此之外，仰韶文化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彩陶制作工艺的成熟与彩陶器物的规整精美，它们多为夹砂红陶与细泥红陶，黑陶和灰陶则较为少见。
所谓的彩陶，则主要是指以赤铁矿粉与氧化锰为颜料，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胚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经过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红、白、黑等颜色的陶器。而提起中国的彩陶，除了颇负盛名的“唐三彩”以外，原始彩陶对于后世彩陶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的仰韶文化彩陶，它以成熟、精湛的彩陶制作工艺水平成为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最佳范典。
此次在半坡遗址的挖掘过程中，除了众多石器工具的出土以外，还出土了许多造型各异的陶器器物。半坡彩陶作为半坡遗址中较为突出的代表，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比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其中，又以人面鱼纹陶盆最具代表性，它是仰韶文化的一件原始彩陶精品。
奇幻古朴的半坡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由细泥红陶烧制而成，盆高16.5厘米，口径为39.5厘米，呈赭红色，敞口卷唇，斜腹浅圆底。彩盆内壁绘有两组用黑彩勾勒出的图案，每组各两个，呈对称分布。其中，一组为两个图案化的鱼形纹，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
整个构图采用的是一种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陶盆的形象充满了神秘古朴的气息。图中的人面呈圆形，头顶上三角形的发髻高耸，额头的左半部涂成了黑色，右半部则是黑色的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别是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部分与人嘴部分相重合。人面的两侧耳部，也有两条小鱼相对应，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人鱼合体形象。
人面的五官部分高度图案化，但总体形态颇为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魅力。在人面之间还有两条大鱼同向追逐，鱼的身体以及鱼头部位呈三角形，鱼的眼睛呈圆形，大鱼的身体以斜方格为鳞。人面在鱼群中显露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在整个陶盆的构图中，人占主要位置，人鱼地位层次明晰，表现了人与鱼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彩陶图案在古朴简洁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玄幻色彩。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这种图案应该是与古人某种原始信仰与巫术相关。
据考证，生活在母系社会晚期的半坡先民，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除了举行宗教活动以外，在丧葬方式上也比较讲究，其中突出的一个习惯就是将成年人与夭折孩童进行分开埋葬。成年人死后大多被埋葬在大沟北面离村落比较远的氏族公共墓地。而孩童则被安放在瓮棺之中，埋葬在居民房舍附件。瓮棺葬以陶瓮装尸骸，上面再盖上一个陶盆与陶钵，而且在它们的底部中间会留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小孔。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小孔很可能是为灵魂出入所留下的通道，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而这件出土于半坡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就是一个用来覆盖瓮棺的棺盖。
后来，在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地也曾陆续出土此类陶盆，总计十余件。这种人面鱼纹图案现在已经被公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代表纹饰。绘制在陶盆内的人面鱼纹形象，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推测，很有可能是寄托着半坡人期盼生命延续的象征。由于鱼在自然界有着很强的繁衍能力，因此半坡人也希望自己的部族，能够像鱼儿一样繁衍不息，子孙后代不再承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们视鱼为神，才创造出了人面鱼纹这样独特的纹饰。虽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是对鱼神的崇拜在新石器时期却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由于农业还没有产生，在河中捕鱼，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对自然过度依赖的同时，他们渴望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就寄希望于神明。因此，人面鱼纹的出现与半坡人的猎鱼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这件出土于半坡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不仅为研究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人文与气候条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凭证，更为追溯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三彩：驰名中外的彩陶精品
在古物行中，备受世人追捧的彩陶艺术精品“唐三彩”，也曾有过无人问津的落寞时刻。那些唐代的彩陶作品，不是被淘宝者肆意打碎，便是被遗弃在琉璃厂的角落之中。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传世的珍宝是如何被大家发现它的价值所在的呢？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
无人问津的明器陶瓷
20世纪初期，陇海铁路修建到了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脚下。虽然，那里有着许多汉唐时期的古墓群，但是在那样一个对文物保护既无法律又无意识的年代，纵有再多的理由，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很多珍贵的古墓，就这样被强行开启了。由于古墓中往往带有大量的珍宝，因而引来无数的村民及施工人群的哄抢。在这些人疯狂的寻宝过程中，很多珍贵的文物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因为人们通常只关心金银珠宝的存在，对于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器皿，并不在意，更有甚者，会将它们肆意打碎。而这其中，就包括了闻名于世的彩陶精品“唐三彩”。
虽然，许多“唐三彩”精品被大多数淘宝者无情地摧毁，但还是被某些“有心人”注意到。在考虑到这些彩陶也是远古之物，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多少应该值些钱，这部分“有心人”开始着手收集一些完好无损的彩陶，并将它们转手，送到了北京的琉璃厂。
虽然琉璃厂有许多古董商人，但对这样的彩陶，他们却从未见过。在详细询问了彩陶的来历后，他们确定，这些带釉彩陶应该是古代的冥器。而所谓的冥器，就是指那些专门为死人殉葬而制作的器物。
因此，这些彩陶虽然被留在了琉璃厂内，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所以，即便当时这些彩陶的价格非常便宜，却依然是无人问津。眼看着收上来的物件没有销路，为了不影响自己的生意，古董商们只好将这些彩陶从柜台上撤下，随意地搁置在角落中。
直到有一天，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先生来到了琉璃厂，这些冥器彩陶才得以被人们所重新认识。罗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彩陶，高度评价了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并说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冥器见于人间之始。
由于受到罗先生这样的收藏大家的推崇，一时间，这种带釉彩陶身价倍增，竟然从原来的废品变成了宝贝。许多古董商人纷纷跑到洛阳订货，文物爱好者也蜂拥抢购，就连一些外国人也不惜重金将它们购买回家。
“唐三彩”名字的由来
随着这些彩陶在市场上的行情越来越好，挖掘古墓的人群逐渐增多。有些学者也纷纷前往古墓现场，一边收集文物，一边现场考察。但是，考察刚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些带釉彩陶到底叫什么名字。而后，学者们又发现，在可查询的史籍文献中，竟然没有关于这些彩陶的任何记载。
正当学者们为彩陶的名字而埋首苦寻的时候，一个名字却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当人们面对这些色彩绚丽的精美唐代彩陶的时候，竟不约而同的喊出了同一个名称——唐三彩。
其实，“唐三彩”这个名字，从出现那天起到现在，还不足百年，并且它的名字也是由普通百姓所叫起来的。如今，这个名字已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大家公认的名称。
为何众多的专家们会认同一个由普通百姓所命名的陶器名称呢？原来，这些彩陶产自唐代，而“唐三彩”中的“唐”字也便因此有了重要的依据。而所谓的“三彩”，虽然乍看有些不太合理，因为彩陶的色彩艳丽，常常由多种颜色所组成，并不仅局限于三种色彩，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彩陶是以白色、红色、绿色为主要的基本色彩，正好是三种颜色。所以，这个“三”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彩陶的色彩本质。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渐渐又有许多其他颜色的唐三彩陆续问世，而唐三彩的基本颜色，也早已超出了最早的白色、红色、绿色三种颜色。对此，有人解释道：“三”在古汉语中，许多时候都是被当做概数所使用的。所以，唐三彩中的“三”字，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多”的意思，而并非是指唐三彩只有三种颜色。
寻找彩陶的古窑址
就这样，这些绚丽的彩陶制品，终于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唐三彩，它的价值也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可是，这些彩陶精品究竟来自何方？
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又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人们很难确定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学者们是否对唐三彩的古窑址进行过搜寻行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肯定注意到了早先出土的唐三彩中，不乏一些体型巨大的人形陶俑。而这样的陶器并不适合大批量的长途运输，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彩陶的烧制地点应该离洛阳不远。
但即便是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范围，搜寻起来依然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为，洛阳周边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要在这样大的范围里进行古窑址的搜寻，绝非一件易事。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一片动乱中，根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工作被搁置了数十年。
1976年，寻找古窑址的事情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活动开始了，洛阳极其周边地区，也在这次的普查范围之内。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都被调动了起来，他们在城市、在乡村、在旷野，按照普查工作的要求，对历史文物进行细致地调查。
当文物普查工作者来到洛阳附近的巩县时，终于找到了关于彩陶古窑址的一个重要线索。巩县在唐代地处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是洛阳连接南北大运河漕运的重要通道。这里有一条小河，河的上游叫“白冶河”，下游却叫“黄冶河”。在河的上游，古老的白色瓷片几乎随处可见。继续挖掘，一座座古窑址显露出来，窑里残存的都是白瓷。
白冶河与白瓷，名字中同样有个“白”字，这难道是种巧合吗？这“白”字难道代表的是它们所烧制瓷器的颜色？带着种种猜想，普查工作者向下游出发。荒凉的黄冶河河畔上几乎没什么道路，可是就在这个地方，一块彩陶的碎片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随着挖掘的深入，一座座古窑显露了出来。在古窑里存留最多的竟然是唐三彩的碎片。
终于，彩陶的古窑址被找到了，黄冶河就是烧制唐三彩的地方。原来，唐三彩采用的是模型浇铸工艺，模型大多是用石膏制成的。首先由设计者雕出唐三彩的原型，再用原型翻出石膏模型。有了模型后便可以进行注浆，待泥浆彻底吸附到模型内壁上，便将剩下的泥浆倒出，注浆工作便完成了。另外，对于一些大型的制品，通常是将泥浆直接拍到模型当中，而不是采用注浆的方法。而在唐三彩最为关键的上色步骤上，它要先后经过两次烧制过程。第一次是素烧，第二次才是彩烧。彩烧之前，先给素烧后的陶器施釉，之后再进行烧制。待这些工序都结束之后，一件唐三彩作品才算正式出炉。
如此复杂的制造工艺，竟诞生于千年之前，面对先人的聪明才智，人们不禁感到由衷的钦佩。而唐三彩古窑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彩陶研究上的空白，也令人们对先人的陶瓷烧制技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参考。
素三彩菩萨像：陶瓷工艺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素三彩”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寂园叟的中：“西人以康熙黄、紫、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下面要介绍的两尊神秘的菩萨坐像，便是由这项古老工艺所烧制而成的。
三彩艺术再塑菩萨真容
素三彩始于中国明代成化年间，在清朝康熙时期得到传承发展。满清时期，对于成化、正德之三彩与嘉靖、万历色地重叠的工艺多有继承，又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在素胎上划刻纹饰轮线，绘以图画，涂以釉彩。其工艺手法标新立异，且品种更加丰富多样。米色地、紫色地、黄色地、虎皮釉等色彩反复交替使用，不仅更加变化莫测而且颇具匠心。
“素三彩”中的“素”字，可归结为两种含义：一是因为该器使用“素胎”烧制。所谓的“素胎”，主要是指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所预烧的胎，它既能够增强坯体的机械强度，使它在搬运时不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为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出于以上原因，这项工艺在陶瓷制作中被广泛使用。二是因为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的说法，而该器所用的色釉又都以“素色”为主，故有此名。
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的两尊菩萨坐像，就是素三彩的代表作。它们造型庄重，色彩艳丽，服饰上的褶皱纹饰黄绿相间，层次分明，配以白色的皮肤，给人以清雅柔和的美感。
由于素三彩的胎骨是用瓷土制作而成，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成瓷胎，比起低温烧制的唐三彩，它的釉彩肥厚而有光晕，用色也更加素净庄重，更加接近于瓷器。
像这两尊观音菩萨坐像，一足踏莲，一足踞起，造型优美典雅，栩栩如生，仿佛菩萨亲临人世一般。
在千年以前，中国佛教盛行。相传，日本有位名士到中国求法，在看到各家各户都供奉的观音像后，希望也能够请一尊佛像，带回日本供养。可没想到的是，在返回的途中，客船刚出发不久，便遇到了暴风雨，被迫停泊在附近的岛屿上，并将这座观音像请上了小岛。上岸之后，只见霞光万丈，祥云缭绕，原来这里便是观音菩萨的道场——中国浙江的普陀山。不久，这件事情便被传扬开来，众人纷纷说这是菩萨不愿意离开中国，因此才在普陀山显灵，于是百姓纷纷来到岛上进行祭拜。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由此可以看出观音菩萨自古便在民间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历经千百年的流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尊观音像慈祥端庄，目光柔和，双眉细美。她全身装饰华丽，配以黄绿相间的釉彩，显得更加的淡雅庄重。观音的右手，拿着一只仙果，自性清净。她一腿盘起，一腿踞起，又显示出一派庄严神圣。披肩上的璎珞飘带轻拂在莲花台上，仿佛在表露她所怀着的一颗纯净的菩萨心。这尊佛像生动形象地将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舟人”的形象完美地再现出来。
观音莲花座下是观音的坐骑，一头黄色的神兽，此兽名为“吼”。在中，它曾偷取了菩萨的紫金铃，私自逃到了下界，在朱紫国兴风作浪，抢走了王妃，直到孙悟空请来了观音才将它收服。这头“吼”的造型憨态可掬，眼睛眺望着前方，修长的胡须与卷曲的眉毛，彰显出作为神兽的威严。与观音肃穆安详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弥足珍贵的文殊菩萨像
据说，这组素三彩菩萨像共有三尊。后来，几经战乱辗转，其中的一尊已遗失且无从考证。除了这尊观音菩萨坐像外，剩下的一尊文殊菩萨坐像便显得尤为珍贵。
文殊菩萨也是佛教中的一位菩萨，在佛教经典中，文殊象征着大智慧。传说，文殊菩萨在云游四方的时候，曾经在五台山讲法宣道。而五台山的五个台顶也分别供奉着文殊菩萨的五个法身。
这尊素三彩文殊菩萨坐像，头戴花蔓冠，面相圆润，双唇紧闭，双耳下垂，双目微启平视。他一腿踞起，一腿踏莲，身披璎珞，浓重的黄绿两色釉彩相间，突显出菩萨的庄严肃穆。同观音菩萨一样，文殊菩萨身下也有一只坐骑，是一只青狮。这只青狮也曾以一个妖道的形象出现在中。不过，眼前的这头青狮却显得有些调皮。耷拉的双耳与精灵的双眼，为这头神兽平添了几分可爱，完全是一副顽皮的形象。另外，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文殊菩萨坐像同他身旁的观音菩萨坐像坐姿相对称，两者相应成趣。
传说，乾隆皇帝曾先后几次到五台山进行朝拜，每次进山都想登上台顶参拜各台的文殊法身，以祈求菩萨保佑大清江山永固。但是，每次都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未能如愿。于是，乾隆皇帝便对随同而来的黛螺顶住持青云和尚说，自己要在五年之后朝拜台顶的五方文殊。皇帝的圣旨不可违背，眼看五年之期将至，青云和尚为此大为苦恼。
一天，只见五个台顶忽现灵光，黛螺顶四周布满了祥云。青云和尚见此盛景，赶忙出寺去遥拜各台。不久之后，来了一位云游僧人，向青云和尚说了一条妙计。
青云听后，茅塞顿开。他请来工匠模仿每个文殊的法身形象，连夜在寺内不同方向的五个殿内，塑起了五方文殊。不久之后，乾隆皇帝果然再次来到五台山。青云和尚对乾隆说：“黛螺顶可观五台之象，五方文殊汇集于此，请陛下入殿朝拜。”当乾隆皇帝登上黛螺顶举目四望的时候，只见翠峦碧玉，气象万千，台内名刹尽收眼底，于是题诗一首并颁赐袈裟予青云住持。
原来，那位游方僧人就是文殊菩萨幻化而来，在他帮助青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为五台山平添了一处胜景。
在众多的佛教绘画中，文殊菩萨的形象大多手持利剑，给人以威严之感，而这尊文殊佛像，手中拿着却是一卷经文。恬静安详的面容，优雅端庄的姿态，给人以一种既平和睿智，又不失威严的肃穆之感。这尊文殊菩萨坐像，是中国瓷器工艺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素三彩珍品。
鸡冠壶：最具北方游牧民族风情的器物
“辽三彩”是指辽代时期所生产的低温彩色釉陶制品，多用黄、绿、褐三种色釉，造型别致且丰富多彩，带有非常鲜明的契丹民族风格。其中，又以鸡冠壶最为突出且最具北方游牧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