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这在当代汉族作家中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吧。您维语的听、读、写都没问题吧？

王蒙：我自己要用维语写文章呢，有点困难，因为有时候它的拼写记不太清。

宋炳辉：英文呢？

王蒙：英文后来学过，可以写一点，也翻译过一些东西。

宋炳辉：这对您来说，又多了一种文化视野。我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总体而言，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在这点上是有一些不同的。现代作家的外文底子相对都比较好，他们一般都能够读懂一两种原文作品，甚至，有许多人比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是翻译家。

现当代作家在总体上的这一差异，多少也反映在他们的创作风格的差异中。那么，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其中的特殊­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新时期的作家，特别是比您更年轻的这一辈作家，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对他们来说，曾经是最最投入的、浸润非常深的一种资源。对他们来说，往往那些一开始确立其文坛地位的作品，都和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熟悉，恰恰又是通过翻译文本来读的，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也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在讨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时候，往往简单地用“影响”去概括和描述，但事实上，仅就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而言，直接阅读原文和借助于翻译文本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假如一个作家主要是通过翻译去了解外国文学，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一些。

而您与外国文学的接触则同时­色­含了两种方式，借您的说法，是比别人多出一条“命”来。我看您在传记里提到，在读翻译文本的时候，您说外国文学作品时包括语法、构词和造句的方式等等，包括您提到您的小说的写作和杜鲁门·卡波特的之间的关联，这都不能简单地用“影响”这个词来概括，它只能说像一种催化剂促发了您的某种创作冲动。您能不能简单谈谈，如果具体地说，外国文学的作品在哪些层面上可能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王蒙：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翻译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语言资源之一。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文学语言资源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古文，包括文言文。譬如鲁迅的文章中有很多语汇是从文言文那儿来的，李敖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很大的缺欠，我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特­色­，这同样是一种资源。第二个就是古代的白话，我觉得这也非常多，譬如很多研究者认为虽然内容写得并不很­精­彩，但与北京话运用得非常好的里的语言，与的语言，的语言，都是古代白话的一种优秀文本，这也是一个资源。第三个资源就是当代的口语。比如王朔都用当代的口语写作。第四个就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亦文亦白、亦中亦西的那种语言，尤其是那些比较典型的写散文的作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比如朱白清、徐志摩、落花生、刘半农等等。最后一个资源就是翻泽语言，翻译语言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编新时期以来的，我是主编，我就建议这个起码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的目录，你可能不收入具体的文本，但起码要在目录上反映来。因为在这一个时期所翻译的大量作品，比如在中国曾经很热，这些对中国本身的文学是起了作用的。王小波就很强调自己是受翻译文学影响的。而且，有些翻译家，他们的语言也很漂亮，有白己的魅力。就我个人来说，当然也受这方面影响。比如我现在注意到，有时候我写的文字中，常有“……的”的结构，用的也比较多，这都是受翻译作晶影响的一种表现吧。

宋炳辉：现在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倒是已经引起重视了。因为我做比较文学研究，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这两个领域，多少都会涉足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国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史，外国文学的学者在做，中国文学研究者——比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教授等等，他们也在做，都在重视这一领域。因此，不管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大家都开始认真地涉及这一领域了。

其实一般所谓“外国文学”，说到底，是外国人并不认可的“外国文学”，而是由中国人用汉语转述和翻译的“外国文学”，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不是英文背景之下的莎士比亚，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莎士比亚。现在，这些问题及其背后所包含的诸多问题的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王蒙：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宋炳辉：您刚才提到您主编的的编辑方针。使我想起90年代初，施蛰存和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他们在当时的编辑中，就已专门设立了“翻译卷”，施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文，其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翻译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朱自清先生在最早的“新文学讲稿”里头——这可能是现在看得到的最早的关于新文学的讲稿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其中有一讲就是关于翻译文学的，可惜当时很多作家和学者对此都不够重视。后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种对苏联的看法一样，把它看成是一个本体，而不是去追究我们所看到的真实内容。

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作家的创作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您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一方面通过阅读，阅读外国作家的创作文本，通过文字­性­的信息，获得一种资源、受到一种启发；另外一方面，如您在工作中，在文化交往活动中，直接和外国的接触，包括您去外国旅行、访问等等，同样是一种资源，一种重要的激发机制。我觉得对当代作家来说，这些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前段时间在讨论王安忆的创作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王安忆第一次和她母亲出国的经历，种她创作上的明显转变实际上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与阅读外国文学文本还不一样，它是给作家一个完整的、经验上的变化，您在中也提到，您第一次去德国的感受。

王蒙：我和郜元宝通信的时候，他就提到过一点。他说我写的游记特别多，实际上数量确实非常多，写美国，写苏联，写墨西哥，写非洲，写印度，还有最近写伊朗的，等等。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其实不是在写游记，我写的是一种对世界的观点，中国人长期的处境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和他在地球上的生存经验有关。

譬如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为什么在当时我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和多数“文友”不一致的观点呢？这就和我在国外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在第三部自传里有写到，因为我在80年代后期去过波兰和匈牙利，这是东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还去过摩洛哥——摩洛哥是一个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对这三个国家文化的了解，都与我对批评西方发达国家人文­精­神缺失的理解有关。所以我对世界的了解，对世界的观念，对人的现代­性­表现的理解是，你不光要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土地，同时，你也应从世界上得到另外一些信息。所以说、和的某些相似，这些都比较简单，某一情节有类似，或者受某种启发，或者是巧合，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下大工夫去分析它。值得注意的倒是，它更多地表现了我认识问题的一种角度、一种胸襟，为什么我和有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就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情况，包括一些看起来很小、很琐屑的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民航局所搞的“飞机误点赔偿”，我就觉得不易行通，它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中国乘客在法国闹事，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因为我坐过许多国家的飞机航线，加在一块儿的话非常多，各种误点的情形都碰到过，最严重的是在美国，有误过一天的，有误过两天的，啷可能赔偿呀？顶多给你提供一个十美元的饭卡，还有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美国相对更周到一些，它还给你提供一笔打长途电话的费用，别的就再没有赔偿了。所以，我就认为，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的误点赔偿，只会挑起民航乘客和机场、和航空公司闹矛盾。

宋炳辉：文本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确不能等同。另外，我再问一个关于写作的具体问题。您在您的传记里提到您的写作状态，我也颇感兴趣。您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写作生活的时候，您用一个很幽默的词，说您的创作是“不摆谱”的，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地坐下来，您在写作中还喜欢站起来捅捅煤炉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写作状态比较特殊，至少与一般读者的想象差异较大，这是一点。另外，我在读您的自传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您在回顾和描述半个多世纪的写作和生活时，里面有许多细节都非常清楚、非常具体。虽然我想，作家一般都有非同常人的记忆力，但有的作家同时通过曰记来保存和磨砺他对生活细节的记忆。因此我还是很好奇，您平时有没有写记的习惯？

王蒙：我在90年代以前从来不写日记，这和政治运动有关，在政治运动里边，日记和书信都是危险的东西。再一个，我太迷信白己的记忆了，但是后来事实也证明，我现在也有许多记错的地方。我的自传里面，我故意说假话是没有的，但是有些也的确是记错了，比如把某一年的事儿记成另一年了，或者把张三的事儿记到李四身上，这都有可能。

但即使这样，我还得不谦虚地说我的记忆力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那些给我印象深的东西，我永远能够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等等。至于我写作的状态，我曾自己跟白己开玩笑说，这和我二十多年的复杂经历也有关，所以你没权利一定要求一个书房，不能被打扰，你家里的事儿，你不管谁管呢？我妻子每天要去上课，她有很多的课，那是很紧张的。冬天的时候，那有蒸锅，我在这边写东西，写着写着，我还得去管那个蒸锅，所以我自称我自己是“全天候”的写作人。

宋炳辉：这种状态其实是挺好的，把写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我再问您一个大一些的问题，刚才也已经提到过，就是关于写作资源的问题。您写过许多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包捂，包括李商隐的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您还是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吧？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写作资源中古典的、传统的部分？

王蒙：我受古典文学影响最深的是古典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我当然没有什么深厚的研究，我这是讲老实话，别人笑我也不要紧。我对唐诗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的水平，但却是多次读过，而且其中大量的诗我都能够背诵，我觉得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滋养。宋词里头读得最多的是苏轼和辛弃疾的词，相反，柳永的词就没有特别地感动我。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李商隐，从一个创作人的心态看，我觉得李商隐的东西特别值得去咀嚼，而我们如果想从“本事”上加以考证地解说，有时是徒劳的，或者是排他­性­的。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某个诗句、某个意象应该是这样，就不许解释成那样，可我恰恰认为这些解说都可以成立，但都不构成所谓“本事”，因为“本事”不是一个文学评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史学考证的东西，你不能用考证和史学来代替对诗的理解。李商隐的许多东西对我作品的情调是起作用的，比如我的，既和庄子有某种关系，也和李商隐的那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调有关。那个中篇小说，就连题目用的都是李商隐的诗。还有李白等等。我最投入、最称颂不已的还是，可是我写的小说和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我缺少那种非常生动的大场面的描写。所以，我想这种影响有时候不是最直接的，它是对你的情绪、情调或者对人生的体会都有某种影响。有人还说我的，里头有一段写杨蔷云在春夜的晚上，去公园里玩，回来晚了，就跳过院墙进来……说这里头都有的影子，我觉得这个太牵强了。我觉得所谓影响，就和你吃了牛­奶­变成了营养一样，不是说你吃了牛­奶­就一定长牛­肉­。

宋炳辉：对，即便是对作家创作资源的合理分析，只不过有助于我们对其创作整体的理解，但并不足以说明他的独创­性­内涵。不过，如果从您自己的感受而言，除了您说的情绪或者情调之外，您在创作语言的运用上和古典资源之间，有哪些比菝突出的关联呢？比如意境，比如修辞方式或者语汇等等？

王蒙：我觉得我在语言上总的来说是不拘一格的。有少量的翻译文体的味道，尤其是在写论文的时候。里头同样也不拒绝北京话，你看了我的作品，发现我这里头既有比较幽默的、比较荒诞的，好像在那儿胡侃的文章、文体也是有的；也有相对比较抒情的、比较矜持的。我尽量做到不拘一格，只要是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

宋炳辉：王蒙先生，您从1953年19岁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至今还保持着这么充沛的创作ｊi情，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长篇自传，听说马上又有关于的着作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你的写作和文学活动贯穿和见证了整个当代文学史。您不仅有如此大量的创作文字，而且还深深地参与了新中国的政治生活。即便仅从您的写作实践来看，除了小说写作之外，您还广泛涉猎了散文、自由体诗和旧体诗、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学翻译，甚至是古典文化和文学经典的研究等领域，为此您获得了无数的读者，也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过去的，具有标志­性­的作家。回顾这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您一定有许多感慨，这些您在自传中当然已经有非常系统的表述了。在这里，您是否还有进一步的表述？或者某种概述？

王蒙：我已多次讲过，“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从1953年到现在，我写作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年，从21年前，就不断有人宣告王某过时或江郎才尽，早该尽啦，那是当然。这让我想起一些哥们儿对于瓦尔德内尔何时退休的着迷与关怀。急什么，这位杰出的运动员不是歇了吗？着急的朋友可以安慰自己，老王秋后的蚂蚱，蹦踺不多久了，该歇菜就歇菜，该嗝儿屁就嗝儿屁，何足道哉？

宋炳辉：谢谢您，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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