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徐恩和徐悉都没有联络我。我几乎把他们都当成了梦，而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只有二十几个同窗，十几个教授，还有小佛，以及他的韩国妖­精­。

彭其问我：“青青，你在那边会不会寂寞？”他问这话时，又喝了酒。我知道，他一定是喝了酒，而且正在寂寞着。我否认，“不，我的生活很充实，很­精­彩。”我说这话时，认清了一个事实：人人都是害怕寂寞的，徐恩为了不寂寞，带我去了纽约，带了个俄罗斯妞儿回到中国。而彭其的寂寞，还有我那不承认的寂寞，又该何去何从？我说：“彭其，我有点儿想你。”彭其说：“青青，我也有点儿想你。”但结果，我们还在各自寂寞着。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了徐悉的电话。那时我所乘坐的地铁正在进站，广播中正大肆播放着那些我倒背如流的站名。我用手堵住那只没有听电话的耳朵，“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徐悉又说了些什么，我依然没有听清。直到站名播放完了，我听见了徐悉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吧？”地铁启动了，我简短地回答：“好。”

第二天上午，我正准备洗澡，公寓的电话响了。我几乎是赤条条地跑去接电话，对方只“喂”了一声，我就抢着说：“徐悉？怎么？”对方似乎吃了一惊，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我是徐恩。”

我也吃了一惊：原来，我分辨不出他们二人的声音。

“徐恩？我以为你在广州。”

“对，可我还是能给你打电话，因为有一个词叫‘国际长途’。”徐恩跳跃的声音让我依稀记起了那些好似梦境的情景，也记起了他一声不响的回国，以及某个皮肤白得透明，也许还生着一脸雀斑的俄罗斯姑娘。

“有事？”我问。

“没事，问候一下。”徐恩答得理所应当。

我刻薄地回应他，“哦，那我也问候你，还有某个俄罗斯友人。”

徐恩再度沉默了好一会儿，“妈的，严维邦那孙子就是欠收拾。”

我嗤笑，“我还有事，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