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早早到达下盐井，在小餐馆里品尝过盐井特有的“家家面”，去乡政府接洽并要了些数字，又到街道一侧的和家大吃一通刚从树上摘来的杏子和枇杷，和立仕老两口正好在家小住几日，他陪同的自治区人大工作组已去了云南迪庆。去上盐井的天主教堂时日头已斜，鲁仁第乘坐的拉柴大车正好抵达。此刻鲁仁第作为主人，表情不再严肃，热心地引我参观教堂，教堂院内的圣母玛利亚塑像；端坐客厅接受采访，有修女端上自酿的葡萄酒做招待。酿酒工艺是随着法国传教士的进入，于十九世纪中叶同时带来的。

上、下盐井是两个大村庄，相距约三公里远。当年法国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相传那位传教士请求当地头人只须给一张牛皮大的地皮，一牛角粗的水。当地头人心想这有何难，满口应承下来。没料到的是，聪明的传教士将一张牛皮剪成细条状，连接起来圈起一面山坡的土地，一牛角粗的水则是一条小溪。

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当地人略带揶揄的幽默。盐井天主教堂历史上隶属康定教区，传教士均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在毗邻的四川康定、巴塘、云南的德钦等地陆续建立教堂之后，一八五六年两位法国传教士先在九家村发展了几位信徒，随后买下了上盐井的大部土地，以慈善施惠的手段，收容了四方孤寡乞丐，分地盖房，帮助他们在上盐井安下身来。上盐井就此有了人迹，上盐井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主教民。所以说传教士不仅在此建立了一座教堂，还建立了一座村庄。

天主教就成为这个后起村庄的信仰，坚守这一信仰对于当地人来说多么不容易。旧时盐井各教派佛寺二十余座，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信仰不同而引发的冲突不断，置身于敌意的环境是其生存常态。这一不成比例的抗衡中，吃亏的显然是外来异教。单单二十世纪上半叶，此地发生的重大宗教迫害事件至少在三起以上。一九〇五年从巴塘蔓延而来的教难中，盐井的天主教徒被杀害者十余人；三、四十年代之交又有过一次冲突###，总之每有风吹草动，必群起而攻之，且每一次都伴随着驱逐神甫、抢劫教堂。敌对情绪自然是双向的，我听说天主教信徒普遍存在优越心理，自视较之藏传佛教更先进文明；还听说下盐井扎古徐地方松赞­干­布及其二妃的石刻浮雕，就是被天主教徒们砸掉了鼻子的，不知是真是假。对此《盐井县志》也有记载：“城北三里许有法国教堂。在未设治以前其教民借势凌人，百姓怀怨尤。……至光绪三十四年腊翁寺喇嘛作乱，扬言战胜汉人，先诛教堂。教民大惧，即求救汉官保护。时统领为赵渊，即令驻防军队保护，并发告示晓喻百姓云：无论汉番有损坏者格杀毋论。由此司铎丁成莫竟将此文翻印，每教民赠一张佩带于身，以为安慰。至宣统二年此告示悬挂教堂。”县志并附打油诗一首：

大道不同两相殊，神仙一样画葫芦；

慢说慈航渡鹫岭，不为天主共桃符。

盐井天主教自开教以来共派遣过不同国籍的教士十七人，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四川的汉人。解放前最后一任神甫名叫杜仲贤，教名茂士利，瑞士人，三十四岁时即来盐井负责教务，五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十月，这位即将离职卸任的神甫由一名教徒陪伴，徒步几天去德钦的教堂安排工作。此行踪迹被一名佛教徒侦知，密报甘达寺。甘达寺派出四名武装喇嘛追至怒江山，将主仆二人杀害。此前川滇藏教区已改由瑞士小奧斯汀教会管辖，该教会后又派出一名瑞士籍神甫，行至云南，再未到达盐井。

杜仲贤的遗体被德钦的一名教徒掩埋在家中，一九八八年迁葬于盐井的教堂公墓里。几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史由一系列常规之外的事件所组成，传教士们的足迹曾遍及拉萨，阿里，藏东南波密等地区，以超乎常人的信念和毅力，想要把神佛治下的人们引荐给上帝，多年的努力甚至一度成功，终至功败垂成。无论动机如何，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为信仰献身的­精­神。

对于藏族人的天主教信徒来说，何尝不需要同样的勇气！这样一群另起教名为马克、约翰、玛丽之类的“另类”，背离和割舍血脉相连的本土生长之物，迎向并接纳异域外来移植之物，这种离经叛道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放弃：放弃诸神，脱离曾经弥满雪域天地人间诸多神灵的庇护；放弃来世，无穷来世中生而为人的机会，中止灵魂在无尽时间流转中的生生不已；放弃传统，例如抵制迷信行为，例如婚丧嫁娶和节日庆典从形式到实质的变异。总而言之，放弃的是作为传统藏人的一应宇宙观、生死观、灵魂观和价值观，选择的却是一条血缘同胞们从未走过的另一条布满荆棘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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