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钦是个地名，察雅活佛的“大果园”，从前的苹果林。据说为察雅县公安局的菜地，七十年代翻地时挖出过一些陶片石器，这一线索被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更堆获知。李永宪直奔县公安局，结果无发现。一经打听，不是县公安局，是县武警中队，菜地是武警中队的果园加菜地了。急忙前往，尚未及县中队，就在河边台地上找到一个剖面，距地表一米多高，四十厘米的灰层，一动手就显露出一堆石片石器。一踏进县中队菜地，满地的石器正等待着他们去“发现”呢。我们倒没费周折，一大早直奔武警中队，一位司务长陪我们去果园，果见苹果树丛下石器遍地。司务长很自豪地说，自从发现了这个遗址，就按考古专家的要求封锁了这片菜地，今年未种菜。说从前这儿是一片一人多高的土丘，开荒种菜时出土了大批石器，不远处的河边还有一个一人高的土丘原封未动呢。县上、地区都很看重这个遗址，准备在今后的三年里连续发掘。

农耕文明看来在此地存在至少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可是四五千年间此地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可见农业地区始终的艰难。二十三年前我们被察雅县的县委书记罗云起告知说，察雅十年九旱，当地人能够记得起的灾荒年景中，人们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某村共有二十户，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下四户。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若能找到一只­干­园根（类似­干­萝卜）挂在脖子上，就预示着还能再活几天，而别的人则会投来羡慕的眼光。……

说的是旧时情景，时移事易，现在倒是不会饿死人了，但贫困仍在此地如影随形——察雅县迄今仍是全西藏七十多个县市中五个“国定”贫困县之一。第一次来察雅，原定考察工作内容之外，还负责调查该县当时引起全区震动的“粮食上了纲，要饭过了江”的问题。一九七四年察雅县粮食上了“纲要”，本是一项重大政绩，不想没过一两年，数以千计的人民就外出讨饭，向东过金沙江，向西过澜沧江。当时的区党委书记是任荣，闻听此讯感到震惊，做出了指示，大意是要求采取应对措施，再不能让我们的群众要饭了。不想传达了下去，察雅县乡村立马出现了一个外出讨饭小Ｇao潮。想来人们误以为马上要限制外出了。那位罗书记用愁苦的表情，沉重的语气解释何以上了纲又过了“江”的问题：公社化前人民生活尚可，过着艰苦而快乐的生活，习惯­性­讨饭者全县仅有百余人。成立人民公社不久的一九七四年适逢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举“上纲”，人们欢欣鼓舞，都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但从一九七五年起连遭三年大旱，伴发虫灾，农区几乎颗粒无收，牧区则是雪灾伴旱灾，侥幸逃过冬季雪灾的牲畜面对夏季­干­枯的草场……县委县府面对十万火急的灾情，面对拦也拦不住的外流人员，面对从地区到自治区的批评敦促，真是焦头烂额。种冬麦聊作补救，基层­干­部亲自下地组织灭虫，冬季下工地兴修水利设施，心理压力更大，生怕饿死人……

时隔那么多年，虽然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仍记得罗书记的模样：从形象到气质到语言表达，典型的知识分子：戴一副眼镜，说话总是文绉绉的。他说三年大旱前人们过着“艰苦而快乐的生活”，说­干­部们的压力和决心是“老牛拉重车上陡坡”，不满在于上级“不休的指责，无穷的抱怨”。他还是唯一地把察雅解释为“美丽石崖”的那个人。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感同身受地体谅着基层­干­部的艰辛，偶尔就会想起这位罗书记。在这样的高原民族地区工作，所承受的环境人事远非内地平原地区的人所能想象，也远非现在的援藏­干­部所能想象。譬如说，很难想象七十年代末的察雅县区公所一级还有不配备高压锅的，那意味着半熟的面条和夹生的米饭；又譬如说，很难想象某些基层­干­部动辙打人的“文革”遗风，不时需要处理；更遑论要解决成千上万人吃饭这样一等一的大事情。

当然那时条件普遍很差，大多­干­部的作风淳朴，不然我就不会因在察雅购物而遭至批评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得知察雅县可买到军供品蛋黄粉时，我喜出望外，当即自作主张为我们一行每人买了一小桶。送到领导王海林部长面前，立即遭到批评，就好像我搜刮了民脂民膏那样，虽然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此后却再也不在各县购物了。那时我们组织部考察组就是区党委的钦差大员，到处受到毕恭毕敬的优待——上好优待也不过是多开几个罐头。而王部长从来就严肃地要求当地不要为我们搞特殊，每当吃过饭就带我们全体动手打扫厨房卫生，每当离开一县还要向炊事员告别。那种“老西藏”式的工作作风即使在我，现在也所存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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