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把对改革中的收益与成本分析自觉不自觉地给分割开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以全面的眼光、用全局的意识、甚至历史的视野来认真评估改革的收益与成本、改革的得与失。

——由于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者并不一致，往往是我们对改革隐忧估计不足。

从理论上讲，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与改革收益的享有者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大体一致。但事实上，在改革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的错位问题，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要多的多。ww这种错位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社会在财富占有、资源占有、乃至社会地位等等上已经非常不平等。住房、医疗、失业、养老、教育体制等等一系列改革，使得许多普通社会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大提高，预期收入却十分模糊。而像重复建设、政府机构膨胀、教育落后、环境污染问题，乃至国企改革等这些本来是由于改革­操­纵者不规范的做法产生的风险成本，最后都可能要由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来承担。在这样的况下，社会民众有理由怀疑改革的合理­性­。

经济学家卡尔多曾提出一个改革过程中利益再分配的“卡尔多标准”，认为改革必须让获益者拿出钱来赎买其收益，并用这些钱去补偿改革受损者。问题是，这么多年来改革中的获益者是否愿意让渡一些改革的收益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在改革中获益的利益群体适当承担改革成本，为那些在改革中承受大牺牲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和提供就业机会、住房补贴、降低教育收费等方面解决后顾之忧，这既是为改革铺平道路，避免社会危机，也是社会公平原则的基本体现。他们如果能自觉去做更好，做不到，就有待于政府的“有为”了。

——由于不提防改革中不规范做法滋生的更大改革成本，往往使我们对改革困难重视不够。

当然，改革是一条新路，没有模本可参照，没有经验可借鉴，摸着石头过河，支付一定的、甚至略多一些的成本也是必需的。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我们为改革支付的成本已经有很多不再是因为有限理­性­、认识不够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反倒有很多是人为的成本、是恶意的成本。由于前期改革中的一些权宜之计和不很规范的做法，客观上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结构，出现了一批可以与社会、与民众、与政府要价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他们正在滋生着更大的改革成本。在这样的利益框架和这样的既得利益者驱使下，一些所谓的改革新举措不是想方设法去降低改革的成本，而是想方设法地去转移改革成本。

也正因为有这种转移的可能和过去转移成功的实例，他们甚至不惜加大改革的成本，仅仅为了自身看得见、拿得到的那一点改革的成果。至于说社会和民众眼前和长远需要承担的成本有多大，那正是应了一句话“哪管洪水滔天”。这恐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我们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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