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承认改革路径的形成有“路径依赖”的历史原因，但改革过程中不均衡的利益分配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诱导与驱使又在不断强化这一路径。ww***中国社会的各利益集团的整体展极度不平衡，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实力悬殊，从而使强势集团甚至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一些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各种有价值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展到了不择手段和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合法的、半合法的甚至不合法的，可以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法律的，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来为维护他们利益的改革路径辩护。曾经的刘殊威、现在的郎咸平的处境就很说明问题。

面对改革路径的争论怎么办。很简单，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改革做法与改革的路径进行真正的反思与评估，不要看这些做法、这些路径是否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着高深学术的依据、有着花巧语的外衣，而要看这些做法、这些路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际收益，给社会最大多数群众带来的实惠。改革不是少数人玩魔术，改革的时代也不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我们改革应该怎么去改，改革的路径应该如何去选择、去修订，应该由也只能由分担改革成本、受到改革影响的最大多数群众来决定，不能变成少数人的专利。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一定要把对群众利益的安排给群众讲明白”。对群众利益的安排就是改革路径最为重要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告诉群众在代表着利益，还要告诉群众是如何来代表着利益，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代表着群众的利益。这样的工作是否已经纳入了议事日程与工作安排呢？在这改革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明确的回答与明确的行动，迅速的回答与迅速的行动。

（五）改革的成本评估要科学，改革不能一笔糊涂账

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改革也不例外；做任何事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改革自然也不应例外。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整体收益是明显的，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谁也否认不了的。但问题是改革收益背后的成本是什么、有多大、如何支付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关注得并不多，以至于在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的价值判断、改革的目标定位等等问题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因而，冷峻反思改革的成本问题，对于推动改革持续、健康进行有着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改革的收益与改革的成本很难一一对应，往往使我们对改革成本判断过低。

从理论上讲，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应该是对应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在实践中，由于改革成本与收益往往分属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甚至不同时空。在这样的况下，就容易只见收益，不谈成本，对改革的成果过于乐观。比如，下岗分流确实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效益，但是人往哪里去、再就业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成本就可能被转移到了社会上、转移到了政府头上、甚至直接转移到了社会民众身上，暂时看不出来。这样的成本是巨大的，解决不好也是危险的，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成之前，在社会就业岗位不可能充分解决的况下，这成本迟早要显现出来，并要求加倍支付。至于说转制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银行不良贷款或者说以“债转股”形式存在的隐形金融问题更为棘手。更有甚者，在一些被认为是“方向”的改革举措中，将改革成本外部化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还被认为是改革的经验与创新，这就需要我们警惕了。在一些外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明确要求政府承担企业原有人员的分流与安置，如若不行，就要求在现有资产中划拨出一块所谓的“洁净费”，即剥离各种关系的费用。这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资产之所以大幅度缩水而又理所当然、不必大惊小怪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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