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为改革者群体辈出鼓与呼

改革需要改革者，改革更需要改革者群体。

中国30多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是始于一些先驱者的自觉行动，但改革又不能仅仅止于少数人之力。少数人单枪匹马的改革对改革者个体来说是悲剧，对改革来说同样是悲剧。只有形成改革者群体，使得改革行动从一人之倡导变为群体之自觉，改革才能持续深入，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改革才能由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在更广的范围内出现。

那么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呢？从理论上讲，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为改革者行为模式进行理论辩护

在实践中经常困扰改革者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人治”。从先前山西的吕日周到今日昆明的仇和，无一不被扣以“人治”的帽子，使得他们的行为受到责难与质疑。

因为，在现代社会展大背景下，在法治意识越来越成为基本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改革者是“人治”的标签不仅让更多想成为改革者的人望而却步，就是支持改革者的领导同志也会在连篇累牍的“人治”传下，而不好也不便一如既往地对改革者给予支持。所以培育改革者群体，先要从理论上讲清楚这一问题，说明改革者的行为确实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

一般来说，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往往强调其对立的一面甚于同一的一面，似乎法治与人治如水火不能两立，人治现则法治亡，法治存则人治灭。但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实践都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一方面，法治不会离开人的主观能动而独然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不仅是古语，也是现代法学家的共识，法治必须靠人对法律的自觉践履去实现；另一方面，再独裁的领导者，都懂得利用法律和制度来掩护自己的无法无天。现代社会中利用法治名义行使人治之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曾经有一位**官员就讲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我所有卖官的行为都有着严格的制度支持和完备的程序保障，善于运用制度办事是现在做官的基本功。

那么改革者的行为是什么呢？一句话而：“通过人治形式实现法治­精­神”。改革者的行为确实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者大都重视制度、法律、规则的制定，并且在制定制度、法律、规则方面有质的突破。改革者往往强调制度法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制度法律是规范社会一切行为的主要模式，制度法律受到尊重、遵守乃至信仰。像昆明2008年以来，在仇和担任市委书记的半年内，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等等近四百多例，几乎超过昆明几十年来历史总和。而对于“人治”来说，制度法律是不重要的，制度法律的调整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是可有可无的，不仅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视或厌恨。

二是改革者对既有制度规则特别是一些约定俗成“潜规则”的大胆否定，正是为了开辟新的制度法律建设，更好地实现“法治”而不是相反。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对社会行为具有制约­性­。可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展变化中，受其影响的实践也在不断展演进中。于是，法律制度的“独立­性­”与时代变化、实践演进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构成改革的逻辑必然。这种改革不能靠法律制度自身去改，只有人才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而这一点往往也正是改革者面临最大非议之处。正如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吕日周所：“一般旧体制的弊端有文件、条款的依据，而改革的行为尽管能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却没有法律依据，改革者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在没有一定气候的条件下，上级支持这样的改革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使支持的力量要滞后一段时间。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革者的各种遭遇。但是，按旧体制的老框框老规矩绝不是法治，对创新者的成功经验尽快肯定，并形成党的制度­性­规范，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所以改革者运用自身的权力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衡论理，进行适当的调整，合理的解决，这种行为正是法治的必须，也是法治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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