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辈们留下的遗产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十七日，刘彻满十六岁的太子冠礼在高祖庙内隆重举行。举行了冠礼，就标志着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权、执兵之权、祭祀之权。

不料刘彻举行冠礼后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于未央宫，享年四十八岁，在位十六年。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当日在父亲灵柩前继承大业，君临天下，是为汉武帝。

登上皇位之后，武帝封母亲为皇太后，祖母为太皇太后，长公主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他儿时“金屋藏娇”的诺言。同时封母舅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臧儿终于实现了重返富贵的梦想，当年下的赌注得到了回报。

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被华夏子孙世代传颂，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汉朝盛世并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秦始皇虽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束了许多年诸侯分割、战乱的局面，但是他实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难以忍受，终于在很短时间内被推翻了。经过多年战乱，刘邦建立的西汉社会经济破败，到处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人口锐减，物资奇缺，米每石卖5000钱，社会各阶层都十分贫困，甚至刘邦自己都难以配到四匹同­色­马来拉车，将相大臣有时只能坐牛车上朝。

刘邦对秦速亡的感触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陆贾来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指出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对最高当局制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国策，对汉初经济恢复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刘邦采纳了多方面意见，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力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了增加务农人口，除了军人复员，流民回家，又颁布释奴为民令。同时缩短服役时间，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来减少农民的负担。命萧何制定汉九律，施刑宽舒，完全不同于秦时酷刑。

惠帝、吕后时期，继续贯彻高祖时期国策，奉行“黄老”思想，采取各种办法补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丞相萧何死后，吕后依照夫训任用曹参为相。曹参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家。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萧何遗制，与民休养生息。有人作歌道：“萧何作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卷三十九。表现了当时人民安于恬静生活环境的美好心情。吕后先后任用萧、曹、陈、王为相萧指萧何，曹指曹参，陈指陈平，王指王陵，一直坚持宽舒的政治政策，虽然她为人心狠手辣，报复心强，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吕雉仍不失为一个有功于国的执政者。因此史学家司马迁客观地评价她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卷九太史公曰。

文景时期，经济有所恢复，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复杂多变。政论家贾谊形容当时的社会形势为：“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卷二十四。说明当时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灭吕氏之乱后，各诸侯王羽翼渐丰，潜伏危机，威胁中央。这在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针对社会形势，文景继续黄老“清静无为”，谦让宽容，严于律己，厉行节约。文帝前元二年减免田租三十税一，这种租率一直被奉为汉朝定制。前元十三年又命人制定皇帝亲耕、皇后亲桑的礼仪制度，大造振兴农业的声势。景帝时允许人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垦荒，扩大生产规模。

文景时废除了“连坐法”这种酷刑。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残害人肢体的­肉­刑也被废除，并把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稳定。

文景时帝王以身作则，俭省节约。文帝曾想盖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十户中等人家财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对内宫要求朴素，禁止浪费。文帝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帐不缀花。

到武帝即位时，汉王朝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中记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时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马到公众场合就遭到耻笑。和当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确实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汉初统治者奉行的黄老政治，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温和政策，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政局的稳定起了关键作用。但对内纵容地方诸侯发展势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对外忍耐匈奴挑衅攻击，用和亲的软弱政策来安定边境，使边境人民生活在动荡的战争中。武帝继承前辈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历史遗留问题也亟待他解决。

二、面临的两大社会难题

刘邦建立西汉后继承秦的统一模式和政治制度，但是他错误地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封制。当平定了各异姓王叛乱，铲除他们的势力后，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并“刑白马盟”，与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卷九。这些诸侯国北起燕代，南至江淮，东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异姓王的地盘。刘邦分封同姓王时，他们多数年幼，迫于高祖威严，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制其军政事务，诸侯国暂时处于稳定状态。高祖并没想到自己百年后，所封刘氏弟子会给自己的后代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高祖故后，以后几代君主奉行黄老政治，休养生息，尽量避免战争来减少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这种怀柔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和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文帝前元三年，济北王刘兴居首先举起了反叛大旗，刘邦打算用同姓王安邦的美梦破灭了。

刘兴居是齐悼王刘肥的儿子，高后时封东牟侯。后来因诛吕氏之乱，和其兄企图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文帝当政后，兄弟二人心存不满。当匈奴进攻河套时，兴居趁机谋反，三个月即被消灭。其本人在兵败后自杀。

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纠集兵马，在谷口叛乱，失败后在发配途中自杀。

济北、淮南二王的谋反，究其原因有许多被中央纵容的成分。刘长是文帝的异母兄弟，按常例最应该对汉朝廷忠心耿耿。他从小被吕后收养，仗势欺人。长大后他固执地认为是审食其害死了生母赵姬，就自作主张用斧子将审砍死。文帝对他随意杀人不但赦免无罪，而且允许他仪制同朝，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同姓王谋反突出反映了中央执政的弊病所在。

朝中敏感的大臣早就观察到王国对中央的威胁。贾谊在其中把汉朝形势比喻成小腿肿得比腰还粗的病人，表现地方和中央势力的不均衡；把王国威胁的危险程度比喻为下有火种的­干­柴，可谓是危险之至。贾谊提出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来削弱地方势力，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为文帝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出谋划策。

景帝继位后，地方势力有更大发展，王国威胁迫在眉睫，其中首推吴王刘濞。当年平叛英布时，高祖觉察到他有反相，就告诫说：“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卷三十五。刘濞被封到物产丰富的吴国，他在此铸钱、煮盐，积累财富，招收天下人才，反心日益显重。

针对诸侯国威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决心加大解决地方势力的力度。晁错关于“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卷三十五。的观点也深深打动了景帝，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无为而治”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