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middot讲经画像砖四川成都出土惠帝时解除了禁藏私书令，文化思想自由重新兴起，儒家弟子的队伍也逐步有所发展。文帝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开始繁荣。在这个前提下，文帝设置了诸子博士。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卷三十八。说明当时各家学派纷纷立馆授学，而通一经者可以立为博士。东汉人赵歧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皆置博士。”卷六十二。汉初，等尚属于书，不在经之列。成书较晚，当时是否置博士，暂存疑。这实际也给刘歆的话做了注解。由于口传多误，一经往往分为几派。文帝针对这种情况，一经设多家博士。博士有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治者全国只有济南伏生。他已九十高龄，不便入京，于是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他家中去学习，并任命他的学生欧阳生为博士。

景帝时，除了博士齐人辕固外，又增加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及武帝之前，经学博士已置三经，其中有齐、鲁、韩三家。这时博士官和秦朝相比，儒家居多，有垄断之势。

建元五年春，武帝置五经博士，即博士，因分三家言，所以实际共七家博士。因为擅长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许多人杂以新解，别出心裁，力求进身，以至经书派别林立，后来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与此有很大关系。

武帝当时只设博士，后来丞相公孙弘建议为其设博士弟子五十人。因博士弟子经过考试可以做官，使儒学和官学结合起来，博士官以后的主要职责为教授经学。独尊儒术后，朝中博士升迁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读书人学经进博风气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时为一百人，成帝时达三千人，东汉竟达三万余人，可见禄利的诱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经博士的意义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诏，“置五经博士”卷六。

前文指出，武帝刚刚即位的建元元年，便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他任用了相当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务，如以窦婴为丞相，以田为太尉，以赵绾为御史大夫，以王臧为郎中令等等。这批儒者上台后，“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卷五十二，搞得热火朝天。然而，他们“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卷五十二。的做法，却触犯了以武帝祖母窦太后为首的窦氏集团的利益，于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儒道之争的形式展开了。建元二年，“赵绾请毋奏事东宫”卷五十二，使这场高层斗争达到最Ｇao潮。结果，窦太后取得胜利，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窦婴、田也被免官，尊立儒术的活动暂时遭受挫折。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也许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训，这次他改从设置学官入手，作为尊儒的新突破口。如此，便有了“置五经博士”的举措。事实表明，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仅为级别不高的小官，职掌只是顾问、议政，没有什么实权，由此而兴儒，不会引起反对党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武帝之前，儒学已立三经博士，这次再增立二经博士，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职率由士人充任，与知识层关系密切，以此作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拥护，便于形成舆论优势，方可收到“润物细无声”之效，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

从事实的发展来看，置五经博士后仅一年，反儒派的首领人物窦太后便去世了。可见武帝这次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好。估计当时年迈的窦太后已经气息奄奄，对她孙子设置五经博士，既不屑过问，也无力过问了。武帝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空当，迈出了尊儒活动关键­性­的一步。

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一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顾颉刚指出说：“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自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以断狱，以治河，以察变，以谏政，蔚为时尚。可以这样讲，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其尊崇儒术的意图，变作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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