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孙弘奏议
董仲舒在其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卷五十六。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是淄川薛邑人，家境贫寒，年轻时在海边养猪为生。四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花甲之年，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天子意，旋病免。不久，又以贤良征，对策第一，复拜为博士。他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俭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公孙弘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他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听说三代的制度，乡里有教育机构，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劝勉人们为善，让他们在朝廷显名；征戒作恶的人，给他们施加刑罚。所以教化的推行，树立榜样从京师开始，由内到外。如今陛下昭显最高德行，开启大明，匹配天地，推本人伦，劝勉从学，修习礼仪，推崇教化奖励贤才，以此风化四方，这是太平政治的根本。以往政理教化未能谐合，礼制不完备，请求利用原有机构而重新振兴。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各郡、国、县、道、邑有爱好文学，尊敬长上，严守政令教化，和顺乡里，而名副其实的人，由县令、国相、县长、县丞上报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当随上计吏一同赴京师太常那里报到，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参加学习。一年后就都参加考试，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可以递补文学掌故的缺位；其中优秀可以担任郎中的，由太掌造册上奏。如果有才能特别突出的异等人才，就把名字上报。那些不好好学习或者才能低下的人，以及不能通晓一种经书的人，就开除他。而那些推荐了不合格弟子的人要受处罚。卷一百二十一，系译文。
这可以说是确立西汉官方经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继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了。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它自创建到清末，历代最高学府多被称为太学，其意义深远是不难想象的。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从某一方面讲，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其成为只知向上爬、头脑简单的利禄小人。
二、太学与太学生
武帝建元年间设五经博士时并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由丞相公孙弘奏议，才产生了博士弟子课试的制度。由于博士学习的地方叫太学，所以把博士弟子称为太学生。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帝国时代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时改为太常。太学的教师称博士，记载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国有疑事”要“掌承问对”，即参加议政。另外，博士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项工作。众博士之上设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仆射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之人担当，是后代大学校长的前身。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十八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的“任贤童”。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大有人在。
武帝时的太学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叫“射策法”。“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卷七十八颜注。可见这是一种抽签式的考试，一年进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