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发下车后，一眼就从接站的人群里认出柴云振，抱住他就哭：“找了你这么多年，你躲哪儿去了?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呀!”

柴云振也老泪纵横，说：“不是你救我下阵地，我可不是死了吗?”

几年后，柴云振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访朝鲜时，一张凭想象勾勒的柴云振遗像，还高挂在平壤的一座英雄纪念馆里。朝鲜同志当场取下这帧“遗像”，赠送给柴云振作永久纪念。

在北京停留时，秦基伟将军专门设家宴款待柴云振，为他的老兵满满地敬了一盅酒。

八连的战斗员骁勇，连做饭的也个个能打。

这个连的炊事班灶上的活一忙完，就训练­射­击投弹，演习战场救护。国内战争中，他们曾5次荣立集体功，人朝后又2次立下三等功，被称之为“战斗炊事班”。战斗中一旦有­干­部或班长空缺了，连里总是先从这个班挑人。

有人曾作过统计，1953年以往的8年间，这个班出过1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3个连级­干­部，5个排级­干­部和5个班长。

因而，这个8人的炊事班，又有“小教导队”之称。

八连第六任连长叫李宝成，是第十五军有名的3个“小孩儿连长”之一。他手下的兵，最小的14岁；最老的是炊事班副班长王国富，年近50了。

李宝成长得如同一篇好文章，短小­精­­干­。

他和王福新同乡，也是穷极人家的孩子，昔日苦不堪言，晚上全家9口人挤住在一座破山神庙里，白天老少三代分头上路讨饭。

他1946年一入伍就在八连，打淮海时当尖刀排排长立下大功。第十五军入朝时，他被作为骨­干­培养，留在昌图的军随营学校学习。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他回军里报到，军里要留他在军警卫连当连长。李宝成不乐意，嘴撅撅地闹着说：“前面在打仗呢，我要回师里去。”

到了师里，崔建功说：“回来得好呵，就在师警卫连当连长吧!”

李宝成梗住脖颈不松口，坚持要回第一三四团，说：“五次战役我就挪下了，人家打仗，你不能老让我呆一边儿看热闹。”

可是回到第一三四团后，段成秀团长还是要他在团警卫连当连长。李宝成一听就别扭，心想：这才叫邪门呢，怎么都觉着我李宝成只是个当警卫连长的材料。他嘟嘟囔囔地说：“那我还不如就留在军警卫连呢!让我回我的八连。”

段成秀脸一拉，喝道：“你说了算我说了算?”

李宝成这才老实了，可心里还是不痛快呵。

八连的人全这样，恋栈。连队的荣誉和名气，就是个强力磁场，进了八连就不肯挪窝。团里调八连副连长牛福根到七连当连长，他赖了好几天不去上任，说：“叫我在八连当个伙夫都没得意见。”

第五任连长侯有昌有一仗犯了几分钟的犹豫，失掉战机，团里当时就要处分他。给什么处分他都认，就是担心把他调离开八连。

他多次恳求团领导：“只要还叫我在八连，当个机枪手都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我给八连的荣誉抹了黑，我侯有昌来擦。”

李宝成回不了八连，警卫连又没多少事儿­干­，成天觉着闷得慌。无聊了，他便一个人扛挺机枪，满山乱转悠找敌人飞机打。

段成秀听见枪声，很恼火地问：“谁在乱放枪?警卫连去个班，把那家伙给我抓回来。”

警卫连的兵们去了一看是他们连长，为难地说：“团长请你去呢!”

段成秀见警卫员们拥着李宝成进来，明白了：“噢，是你呵，­干­什么呢?”

李宝成：“没事­干­。”

“没事儿?那好，给我带几个人上前面侦察去。”

李宝成带着一个班刚到前沿阵地上，段成秀又派人把他追回来，告诉他：“你嫌在警卫连没事­干­不是吗?八连侯连长前几天那仗没打好，我降了他的职，你去当连长吧。”

李宝成到八连任职时，第十五军刚接防五圣山不久。有一天，志愿军司令部电询第十五军：“报告你军正面美军番号。”

可是军司令部没一个人知道。

秦基伟火了，把作战、侦察部门的两个科长叫来，问：“志司的电报你们看了没有?”

“看了。”

“上阵地一个多星期了，连敌人是哪个都不晓得，还打什么仗?限你们一周之内捉两个俘虏来，我要亲自审问。”

他喜欢审俘虏，在淮海战役和西南剿匪时都审过。这不仅仅可以掌握第一手情况，审讯还给人以胜利者的快感。

侦察参谋下到第一三四团，要求给予捕俘协助，段成秀团长则­干­脆将任务下达给八连，指令刚到职的李宝成：“死的不算，要活的。起码一个，最好两个。”

李宝成带部队连续埋伏了五天，可敌人像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是不出来活动。他正急得抓耳挠腮，第六天清早，一个加强排的美军出动了。李宝成和指导员王文用各带一个排，悄不声儿地从两面包抄上去，将美军全压进一条山沟里，堵了个严严实实，一顿痛揍，恰好就剩下两个活的带了回来。一盘问，当面美军就是刚换下美二师的美七师，将该师的编制、装备全摸清了。

这一仗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扬：“该战斗打得好，以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战果。”

第十五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记载此战：我仅伤亡三人。

李宝成说：“不对，只伤了一个人，另外两个是回到阵地后自己不小心，走火伤亡的。”

八连是四十五师的王牌连、拳头连；

八连是崔建功的杀手锏、断魂剑。

八连善战，众口一辞，说：但凡用上八连，那都是较劲儿的仗，非赢不可的仗。

一场上甘岭之战，第四十五师打出一群英雄连长，那都是些骨傲气盛的人物，打起仗来一个比一个疯，谁都不含糊。但是谈起八连，却尽都心悦诚服。说八连和他们连的区别在于：我们连有了个好连长才能打，八连没个好连长也能打，有个好连长就更能打。说着说着，还不无纳闷地笑着骂：妈的，不知咋搞的，这个连打仗狠，还鬼。

往下便就说起40多年前那个10月18日的夜晚，八连向597．9高地1号坑道运动的过程。

运动途中，八连必须经过597．9高地北边的一条1000多米宽的山坳，这是美军密集炮火的固定封锁区，一片人造的死亡地带。

在八连通过之前，有好几个连队没能冲过去；八连之后，也有好几个连队没过得去。不知有多少无畏的士兵，眼瞅着面前那座丰碑般隆起的建功立业的高地，近在咫尺，却恨肋下无翅，壮志难酬，葬身在呼啸而至的炮火中，其目永不能瞑。

八连­精­明，他们先将这1500米区域内的地形、道路和敌人炮火、照明弹的发­射­规律，观察得烂熟，琢磨得彻透，再派1个尖刀班将连队运动必经之地上的7个敌地堡炸掉，全连这才上路登程。

一百四十几号人拉开距离，敏捷地忽而疾奔，忽而卧倒，忽而匍匐，静肃无声地爬向高地。

他们不走山坳，山坳里有敌人炮火；也不走山梁，山梁上是守备的敌人。八连像群狸猫，屏息蹑足地顺着半山腰，一脚高一脚低地往l号坑道摸去。

可是，尖兵来来回回摸鱼似地摸了好几趟找不到洞口。

带路的是七连的1个小通讯员，他已经在这个高地坚守了好几天，原本对地形十分熟悉的。昨天他奉命下高地去带八连，也不过就离开了l天的时间，可是早已被打变形的阵地，又叫敌人炮火砸得他认不出模样了。

小通讯员急得满地乱爬，边找边哭腔哭调地嘀咕：“怎么搞的嘛，我走的时候洞口还好好的呢，这会儿怎么就没有了呢?”

十几米远的地方就是敌人的地堡工事，近得能听见里面的美国兵打呼噜。

后来八连的1个兵在坑道里问他的指导员王土根：“好怪哟，洋人啷个也是用嗓子眼打的呼噜么?”

王土根笑道：“怎么，你以为他们是用肚脐眼打呼噜吗?”

李宝成轻轻爬到小通讯员身边，耳语般安慰他说：“小声点，别着急，慢慢找。”

这时，敌人打袍了。借着照明弹的余光，李宝成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坑，便横着滚了几滚，想进坑去躲躲炮。不料一滚进坑身子就哧溜溜没底地往下滑。接着便觉得腿被捞住了，不禁失声一叫：“昨搞的，咋搞的?”

这一叫腿被松开了，原来是自己人。李宝成这才发现自己无意中掉进了l号坑道，这个原是与地面平行的坑道口，一天就被炮火打得淤塞成了个朝天井。李宝成赶紧让坑道里的人员，将储存的面粉搬出一袋来，一路向坑道外撤去作路标。紧随他后面进洞的八班长崔含弼，来来回回地爬了十几趟，将3个排依次带进坑道里。

可是四排却迟迟不见上来。

崔含弼便又主动爬出坑道去找。爬了200多米，发现四排队形保持得很好，但全都趴在坡地上不动弹。崔含弼好纳闷：“你们怎么都不动?”

四排长说：“前面的人还没动，我们排怎么动?”

崔含弼奇怪地自语道：“前面还有人?”便无声地向前爬去。等照明弹惨淡地升起，他身子不动，只错着眼珠子看，发现四排前面躺着一大片敌我双方昼夜战斗的阵亡者。

激战至今，上甘岭这片战场从来没打扫过。战争的机器旋转得太快，双方都来不及抢运下死者，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伤员。他们铺满了上甘岭的每个阵地，有时志愿军烈士死后也不得安宁。两个小时之前，八连尖刀班的战士罗国恒和邓明汉，就是在照明弹的蓝­色­闪光里，看见7号阵地上，几个美国兵正灭绝人­性­地用刺刀戳，用枪托砸，恣意地蹂躏志愿军烈士的遗体。

战争，就这样将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撕开来，袒露出它践踏、否定、毁灭的纤维组织结构。人类实在没有理由回避战争的残酷现实，揭示它不是为了颂扬抑或畏惧，只是要反复告诫人们：憎恨侵略吧，和平实在是个好东西。

崔含弼知道，这些阵亡者中有许多是他的战友，有的可能还很熟悉。他当然更清楚，天一亮，他们将会被猛烈的炮战火葬。但是他的任务不是救护人员，为了明天的胜利，他没有权利在此过多地逗留。他噙着泪折回头，将四排带进坑道。然后，他又往返几趟去接那些掉队、负伤的零星人员。

到凌晨4点多钟，八连除5人伤亡外，全部进入1号坑道。

战史中说：这是19日大反击的胜利基础。

这一夜，崔含弼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在敌人的呼噜声中，进出20多趟，在满地的弹片碎石中爬了8个多小时，一身军衣被磨得褴褛不堪，腿臂与胸腹尽都血­肉­模糊。

战后，他获得了“钢铁战士”的称号。

他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没有如钢似铁的意志，­肉­体何以承受如此巨大的磨砺?

八连运动得太隐蔽，太静肃，140多人从地堡前爬过去，那些美国兵竟毫无觉察。他们从6号阵地坑道口经过，坑道里的本团战友也没有发现。

退守到6号阵地坑道的有20多个人，其中包括第一三五团一营营长李正庸。

他是15日夜间奉命率部反击，上了597．9高地的。因战前准备粗糙，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区时，该营三成折损一成，伤亡达150多人。最惨的是二梯队二连，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只10余人生还。一连、三连反击下高地后，因无二梯队为继，无力抵挡敌人的连续反扑。坚持到第二天傍晚，全营几乎全部战殁。李正庸带所余20多人，退入了6号阵地坑道。

他们已经坚持了3天的坑道斗争，完全可能再顶6个小时，配合反击部队内外夹击，重新恢复所失阵地。

但是，关键时刻李正庸的骨头软了。

只因未能熬下来的这6个小时，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有的老人挺惋惜地说：当时通讯联络不上，否则，李正庸要是知道反击部队已经运动上了高地，可能还不会发生那档千古遗恨的行径。那么，今天他也差不多要到相当一级职务了。当时的营长，现在大多都是军以上级别的­干­部。唉，世上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

然而，李正庸的动摇，决不是在敌人堵住坑道口的那个瞬间发生的。实际上，他的意志在15日就已经崩溃了。

那天，班长刘国民和一个战士在阵地上连续阻击了一昼夜，饥渴交加实在打不动了，便退回坑道想找点吃的。李正庸见了一把拦住，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刘国民说：“其他同志都牺牲了，就剩我们俩了。”

李正庸忽然变态，面部肌­肉­古怪地抽搐起来，两眼熠熠地放出异样的光亮。他倏地拔出手枪，挥舞着吼道：“你们两个赶紧给我去反击，反不上去杀头。”吼罢，便眼睛发直地坐到坑道底部去了，一声不晌。

19日上午11点多钟，一个班的美军包围了坑道口，下饺子似地往里扔炸弹，并用火焰喷­射­器喷­射­。

李正庸脸­色­苍白，不停地揪下帽子擦着额角上的冷汗，迭声自语道：“完了完了，坑道肯定是守不住了，不突围出去只有死路一条……”过了一会儿，他鬼迷神差地丢下部队，突然发疯一样地冲出坑道。

坑道里顿时混乱起来，兵们也都撒鸭子似地往外突围。可是，敌人当时正网一样地张在洞口，20多个人无一幸免，全被敌人火焰喷­射­器烧死。

傍晚，反击上来的部队，不少人都看见6号坑道前的坡地上，那幅尸体焦糊如炭的惨状。

更为严重的是失掉的这个坑道，随后就被美军利用了。他们在坑道口垒起几层钢板麻包，很便当地将它改建成一个坚固火力点。

于是，这个阵地就成了当天晚上黄继光所在的第一三五团六连的第一个反击目标。6号坑道改建成的敌火力点，让这个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至于六连攻到下一个阵地时，兵力仅余l／3，险些延误了最后夺取0号阵地。

谁也说不清李正庸是怎样侥幸地从敌人张开的网里逃出来的，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刘占华团长得知此事怒不可遏，他命令­干­部股张股长：“你去师医院把他带回来，我要亲手枪毙他。”

刘占华的老伴张祥珍，当时还是个不到19岁的小卫生员，贵州六盘水人。两年前，她初中刚毕业，穿着身旗袍就跟着第一三五团的队伍走了。从大西南一直走到鸭绿江边，她才换上了军装。

她是六盘水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兵。

在第十五军这样英雄辈出的部队里，出了个李正庸这样的懦夫营长，太让人震惊了。所以，在她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却40多年前的那个残阳如血的黄昏——

我当时正在师医院护理伤员，李正庸来了，身后还跟着个小通讯员。他从头到脖子缠满了纱布绷带，只露出一双黑亮的眼睛。

我以为是个重伤员，便赶紧放下手头的活，先护理他。可解开绷带一看，发现他额头上只擦破了点皮，抹点紫药水什么的就行了。

那会儿我心里就挺纳闷：这人是怎么回事么，擦破一点皮就包扎得这么吓人?

就在这里，第一三五团的张股长赶到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要带他走。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拦住张股长问：为什么要带走他?

张股长不耐烦地说：“你小鬼不要管这么多的事。”

我挺倔，说：“不行，他是我的伤员，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能让你带走他。”

张股长这才对我说：“这人临阵脱逃，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但李正庸这人嘴很会说，不知他后来怎么七说八说的，没被枪毙，只挨了个处分，被军法处派人把他押送回国了。现在这人就在武汉一个局下属的公司里工作，日子过得那可是比我们好。他的子女们工作个个安排得又舒适又体面。我都给这世道搞糊涂了，我们家老刘这样一辈子枪林弹雨里来去的人，反倒不如一个逃兵活得快活。

那人也是太会吹了，大前年他还给他们厂子里的人作报告呢，讲他在上甘岭如何如何英勇，打死了多少多少美国鬼子。吹得唾沫星子乱飞。那个厂子有人认识我，也知道我们家老刘是打上甘岭的英雄团长，就跑来问我：李正庸是不是在上甘岭打仗很勇敢，你们老刘认不认得他?

我笑笑，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事情过去都40多年了，我懒得再翻腾他过去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再说，也得给人家留条路走嘛。

张祥珍很善良，然而史笔无情。

第四十五师1952年10月19日阵中日记，用100来字言简意赅地记录下这桩战史恨事，用力将他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他却并不妨碍19日这天成为第十五军军史上最荣耀的日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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