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当百万大军决意举起坚守防御这面盾，彭德怀对秦基伟如是说。……

战火无法阻止大自然的嬗变。

硝烟弥漫中，1952年的春天照旧丰盈艳丽地攀登着，一路斑斓地向高纬度的朝鲜北部走来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的那座废弃的金矿洞前绿意森森，几乎一夜之间爆满了金达莱、天主花、野蔷薇、紫丁香……半岛的信风吹过，花簇摇秀，泻红流黄，遍地曳彩。

乘总部作战会议前的片刻闲暇在洞口‘散步的彭德怀，似乎不忍踏乱这满地的娇艳，手一背停下步子，昂起硕大浑圆的脑袋，默望着头顶那片蔚蓝的苍穹。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许多人都看出第五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心事挺重，黧黑的面孔瘦损苍老了不少，额上的皱纹竟如斧凿般深刻，眼袋也明显凸现了。

第五次战役过去已近一年，或许碍于彭德怀的面子，或许愧于自己未尽的职责，这段时间里，志愿军的高级指挥员们都不大谈及此役，它已淤结成一代将领秘而不宣的憾意和隐痛。

后来的一些战史，亦出于对外宣传口径的需要，避失就得，含糊其词地评估第五次战役“是次不圆满的胜利”；或日：“总体上是次胜利，但收尾不理想。”云云。

可是，作为此役最高指挥官的彭德怀心里豁亮。

在1952年的这个金达莱盛开的春天里，他的内心就被一种愧疚的痛苦烧灼着。他的磊落­性­格不允许他回避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这是个不成功的战役。除了志愿军装备低劣，后勤运转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总部在战役的决策和指导上，存在着不可推诿的过失。正如毛泽东主席婉转批评的那样，此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彭德怀反省战役的发起，实在是过于匆忙了，第三、第十九兵团和第四十七军仓促入朝，根本没有准备时间，粮弹均未储足，拉上来就打。朝鲜山地狭长，就那么几条纵向公路，一下子挤满了近70万人马，赶集也没见这么热闹的。部队挤成一坨，队伍展不开，无法穿Сhā分割，就势必导致一线平推。胃口太大，张口就想吃掉人家5个师，结果连个完整的建制团都吃不掉。我们光顾着算计对方，却没料到对方的快速反扑。一说撤，呼呼啦啦全往回跑，什么组织协同，交替掩护，全不谈了。让人家组织防御，也不问问部队还有没有力量，那里的地形适不适合坚守，能守上几天?打了50天，歼敌8．2万，我伤亡8．5万，其中第一八。师整建制地垮了。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非但没能把战线推到北纬37度线去，反倒被敌人撵到战役开始的战线北边一点。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军事观念的落后和战术手段的老套，习惯地按那些可信手拈来的老经验打仗。一打就是一点突破，两翼包抄，连李奇微都十分熟悉这一套了。而朝鲜的这片狭长国土上，根本不适合打这种大穿Сhā，大迂迥，大分割，大包围。结果一打就成了平推，双方来回拉锯。得失昭然，得失昭然哪……

彭德怀恼怒别人的错误，也容不得自己的过失。他从此未能卸下第五次战役失利带来的­精­神重负。

7年之后，在京郊挂甲屯田，已被撸掉元帅衔的彭德怀，有了充裕的时间细细反思自己30余年的战争生涯。他坦荡自责，将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的第四次指挥错误。

第一次是1932年1月指挥红三军团打赣州，以图发展巩固赣南地区12县，改善中央苏区的斗争形势。当时彭德怀估计赣州守敌马昆之旅为6000人左右，加上地方靖卫团2000来人，他自信红三军团完全有把握吃掉他们，便断然发出攻击令。

赣州是赣南的商业中心，该城三面环水，据坚拥众，设防严密。

红三军团万余人围攻月余，却战而不克。双方城里城外正僵持着，国民党4个师由南北两路浩荡增援过来。

此时，红三军团本应适时变换作战策略，一部佯攻赣州而以主力打援的，但彭德怀仍城下挥兵，蛮攻不撤，以致良机坐失，遭敌守军与援兵内外夹击。

直到1965年他看到文史资料上登载的，原国民党赣州守军旅长马昆的一篇关于坚守赣州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当时马昆旅有8000多人，而经过改编整训的地方靖卫团已扩充到万余人。1．8万余人守赣州，而攻城的红三军团才1．4万人。

赣州战役8年之后，彭德怀组织八路军104个团，发动大破袭战役，即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就其役本身而言，堪称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战果最丰硕的一次战役。它有力打击了日伪军反动势力，严重破坏了敌人交通运输线，收复了四五十座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极大地振奋起华北人民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和八路军的声威。

但此役对日军进攻方向判断失误，未能准确判明敌人打通粤汉和湘桂路的企图，作战时机把握不好，未等日军兵力分散开来，便过早发起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因而，招致日军迅速回兵，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又过了8年。在4月的西北战场上，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4个纵队，直取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重要供应基地宝­鸡­，发动西府战役。

此役指向要害，攻击锐利，然而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反应迅速，其所属马步芳之整编八十二师和豫西第五兵团，从东、北两面疾驰围逼过来，形成夹击之势。西北野战军顿时陷入被动，几经辗转突围方才跳出险境，部队甚为劳苦。

这4次战役中，给彭德怀刺激最大的还是数朝鲜第五次战役的指挥失误。

幸慰的是此役使志愿军豁然有悟，此后毅然摆脱了我军传统战法的因袭，从战略到战术的诸层次上，均发生一系列深刻转变，并最终作出了取消第六次战役计划，由运动进攻战为主转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抉择，开始了我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长期阵地防御战。

这是在朝鲜战争的紧要当口上，中国共产党人再次表现出的大清醒，大聪明。

朝鲜战场上进行的五次拉锯式战役，已经充分证明：凭志愿军一时难以改观的武器装备状况，要想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委实不够现实。但就我志愿军目前所占据的国土面积，与朝鲜战争爆发前相比较而言，已是小占便宜，基本上达到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目的。若能巩固住现有的阵地，迫使敌人在三八线附近就地停战媾和，大致恢复到战争前的朝鲜南北方态势，将会是敌我双方都可能接受的结束战争的最体面方式。

美国亦有此觉悟。

志愿军入朝后连打五个大战役，把从没输过一场战争的美国政府打冷静了：它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如果由于以强大的人力为后盾的中国介入，而陷入朝鲜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是极愚蠢的，有背于美国的根本利益。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尽可能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寻求达成停火。

所以，第五次战役后美军就摆出一副守势，积极改进防御条件，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坚固工事，取代了过去的简单的方形坑掩体，并在前沿设置了大量地雷和铁丝网。到1951年8月中旬，已先后建起了分别名为“耳明线”、“俄怀明线”和“堪萨斯线”的三道防线，纵深达30—40公里。

而且早在第三次战役结束的第三天，美国政府就放出和谈的信号，只是中、朝两国政府未予理睬。

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并多次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茨、中立国外交使节和苏联驻美国大使等渠道，试探进行和谈的可能。

中、朝、苏三方经磋商后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并由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出面，在联合国新闻部“和平的代价”这一特别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事隔8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命向中、朝方最高指挥官发表在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谈判的建议。

翌日，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联名复电，要求将双方谈判地点改在开城。

美军同意了。

从此，敌对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一个边谈边打，谈谈打打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交织展开的漫长过程。

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曾在他那本畅销书《光荣与梦想》中，形象地概括过这段时期的朝鲜战场局势：“在其后的两月内，韩国军队相继溃散而逃，第八集团军再度穿过三八线踉跄后撤。但是赤­色­分子仍然未能突破。一个月后，他们停顿下来，筋疲力尽。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组织的一次巧妙反攻，扭转了战役的势头。但是，他把战线扳直后，中国人马上把它扳向南方。

李奇微又把它扳回原状。”

到了1951年11月份以后，这张被扳来扳去的弓，像失去了弹力，谁也扳不动了。战线变得相对稳定，双方平静地对峙在三八线南北。

这条线是个历史的荒唐。

太平洋战争临近尾声的1945年8月，苏美两国要对从日军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朝鲜，实行联合占领。美国陆军部的一个叫查尔斯·博尼斯蒂尔的上校参谋，从地图上发现横贯朝鲜的北纬38度线，大致相等地将这个半岛之国划分成南北两等份，便建议以此纬线作为苏美两军占领的分界线。

苏联政府竟然默认了。

一个完整的国家就这样被漫不经心地分割开来，三八线从此成了这个国家的战争边缘。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使得这条非自然疆界，比世界上任何一条自然的界山、界江都出名。

然而，在这条出名分界线上，1952年的平静是极脆弱的。

志愿军总部很清楚，不断打破战场平衡，是战争的一个永恒规之战，是彭德怀在朝部署的最后一战。其役的胜利，煌煌闪耀着彭德怀遣将用兵的卓越军事才智。

散会时，彭德怀又单独将秦基伟留下。

第一章中部战线

有一首豪气­干­云的民谣，将湖北的一个小县唱得响彻全国：“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一场中国革命战争，民风强悍的黄安打出了200多个将军，煌煌然如星河灿烂。因而，黄安又有“将军县”之称。1952年，黄安改名叫红安。

秦基伟就是红安人，一颗从战争苦难中磨砺出的将星——

他10岁丧母，1l岁殁父，接着是兄长病故。没等他从连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中清醒过来，就已成了个12岁的孤儿。他过早地开始独自谋生，也过早地开始思考如今的世道为什么富的富穷的穷这样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

1927年的深秋，就在秦基伟满13岁的前三天，他扛了根红缨枪，趔趔趄趄地跟着黄麻农民起义的队伍，攻进了黄安城。两年之后，他和村里的几个半大伢子一起参加红军，在红三十一师三团机枪连当战士。因每每打仗冲锋在前，入伍不到一年他就当了排长。

有一次他组织排里­操­课时，碰巧被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看到了，发现这个娃娃排长颇有战术意识，很会练兵，便把秦基伟叫到军部去谈话。谈完话徐向前笑道：“行了，你回去吧，到军部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这时秦基伟的军龄还不足两年。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秦基伟的家乡黄安七里坪成立，他所在的红四军手枪营升格为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除了负责总部首长的安全，还接连参加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皆捷。这时，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昏了头了，强令红军乘胜不停顿地进攻，向南夺取麻城，进而威逼武汉。

然而，麻城一仗使攻坚受挫，秦基伟也在强攻陡坡山时，被一颗子弹击穿右臂。

麻城之战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转折点，那一枪也险些改变秦基伟的命运。

正是麻城久围未克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只好撤围。但是在张国焘始而盲目，继而悲观的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四方面军艰苦征战，却处处被动，始终没能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

西去一路都是白区，红军主力部队没法带着伤员行军打仗，只好动员疏散，把他们藏在老百姓家里养伤。

于是，有一天下午组织上派了两个人来看望秦基伟。由于没药医治，当时秦基伟的臂伤已严重化脓，异臭扑鼻。来的人压根儿没提部队行动的事儿，只是给他留下2块银元，嘱咐他好好养伤。

就是这2块银元，使聪明过人的秦基伟一下警觉起来，马上意识到红军不要他了。

事隔60多年，回想起那个下午，秦基伟将军心里仍不好受，说：“一个下午，我坐卧不安。我知道上级的难处，留下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可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甘心被丢下。我已经是红军的人了，而且人了党，当了连长，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红军了。现在不要我，让我到哪里去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还不是很觉悟，把我们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敌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再说就算安全地养好伤，下一步又该往哪里去呢?我越想越难过，想到最后我抱定一个主意，追上去，跟上部队。虽然我胳膊负了伤，但腿是好的，照样可以行军。”

黄昏时，主力部队前脚走，他后脚离了村，远远地跟着队伍走。

秦基伟将军痛苦地回忆说：“那一路，可真是心酸。刚开始不能跟紧了，怕让部队发现了撵回去。到了部队宿营吃饭，我就藏在一边等，等同志们吃完了，我就跑去帮炊事班收锅，顺便捞两口吃的。那时候生活差，同志们都吃不饱，能剩下多少呢?饥一顿饱一顿，完全没有保障。”

直到跟进河南境内，秦基伟才算回到红军队伍里。

他就这样托着已烂了半边的右小臂，跟着主力突破漫川关，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创立川陕根据地。

入川不久，秦基伟便担任了红军补充师师长。

1935年4月，张国焘分裂主义作祟，未向中央请示便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命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西转移。此后，秦基伟不仅经受了长征中最深重的苦难——三过草地，而且亲历了红军时期最惨烈的失败——西路军的覆没。

1936年10月，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辟河西根据地，以打通国际路线。然而，谁也没料到，两万余名红军将士竟一步步陷入绝境。自高台沦陷后，马家军匪帮又转而以5个多团的兵力，将临泽围得铁桶一般。

临泽城内除一个警卫连外，其余尽是些总部勤杂人员。秦基伟临危受命，担任守城前线指挥。马家军猛攻3天，未能突进城池。第三天深夜的大风雪中，秦基伟声东击西，率部突出临泽，退往倪家营子与总部会合。可是，他们才脱离险境，却又落入更大的灾难。马家军骑、步兵7万多人穷追不舍，西路军被迫在倪家营子一带的大野荒漠中与之激战。

碧血黄沙，胡天悲歌。40多天后，西路军将士终因弹缺粮匮而向东西柳沟、梨园堡一带节节败退下来。红五军完了，红九军垮了……总部与红30军突围出来的人员，亦不足3000人，三五一群地逃进风雪祁连山的腹地。

那份凄凉，那种悲壮，让秦基伟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揪心。

冰天雪地中，衣衫褴褛的秦基伟仍聚拢起30来人，在祁连山里打起游击来。但这支冻馁交加的小队伍，最终没能摆脱围困的厄运。秦基伟被马家军抓获后，在凉州做了40多天的牢，又被押往西安。可在押解的途中，他借小解之机而寻隙逃脱，一路狂奔，找到了刘伯承指挥的援西军。

至此，那段噩梦般的日子才结束了。

2．1万余众的西路军将士，活着走出祁连山地的不过千人。

因而，秦基伟的一些属下们说：咱们军长是属猫的，有9条命。

从西路军的艰苦卓绝中活下来的，都是人中之强，人中之杰，注定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轰轰烈烈一番的。

解放战争时期，秦基伟是第二野战军的，所以，原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对他不太熟悉。但对他和他的第十五军在国内战争中的建树，倒也时有所闻。

这个军的历史并不久远。

它的前身是1947年共产党人转入战略大反攻的那个8月，才在太行军区及所属分区的十几支地方部队的基础上，仓促组建起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简称九纵。由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该纵司令员，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任该纵政委。组建10天后，九纵便编入陈谢兵团序列，千军万马下太行，南渡黄河，挺兵豫西。

第十五军战史的权威编撰人之一的桑临春老人，对自己曾亲身参与创造的那段军史，态度极其洒脱。他以治史的公正与严谨，一句话便说白了九纵在豫西战区的地位：“敲敲边鼓。”

其时九纵枪老兵新，队伍里有的战士只背了柄大刀，甚至还有不少光甩着两条胳膊的徒手兵。第八十团全团只有一门六。迫击炮，过黄河时炮手没留意，被浪颠掉河里去了。团长牛子龙心疼得骂了好几天娘。

那会儿怎么瞧它，九纵也不过是个末流的小纵队，只能帮主力纵队打打下手，跑跑龙套。主力纵队送给他们几杆缴获的富余下的枪支，或几卷电话被复线什么的，九纵都高兴得屁颠颠的。

秦基伟也不否认这点，说：“我们不行就是不行，从来不怕露底子。不行就要拼命学习，拼命地­干­。”

然而，这个纵队颇有战争灵­性­。豫西弄兵，竟日厮杀，虽说仗都不大，可是打一仗胜一仗，眼瞅着年把时间，九纵就骨胳粗大地发育起来。

1948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调集中原野战军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围攻中原重地郑州，九纵的任务是由城北进攻。

秦基伟打仗一向爱琢磨，他分析郑州已是孤城一座，守城头目敌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并非蒋介石嫡系，未必会为老蒋卖命死守。如果敌人逃跑，最大的可能就是向北过黄河铁桥，与新乡的敌人会合。于是，他悄悄地将其第七十九团和一个分区基­干­团，部署在敌人北逃的必经之地——郑州西北的薛岗、苏家屯、双桥、杜庄一线构筑工事，枕戈以待。

这一着是郑州战役致胜的关键。

果然不出所料，郑州万余守敌一看“中野”4个纵队，不声不响地向他们运动过来，未战先怯，没等“中野”形成合围，一大清早便慌忙洞开北门，弃城而逃。结果，跑出10来公里，就被九纵的第七十九团死死堵住，九纵主力则漫野遍地地追杀过来，近万逃敌都被压缩在老鸦陈这个500来户人家的村庄里，人马拥挤密集得一排手榴弹扔过去，就能炸倒一大片。

当天下午3点，九纵各部向敌发起总攻，穿Сhā分裂，零割碎剐地一口口吃。残阳如血时，九纵已开始打扫战场了。

过了好多年，四纵一位姓武的老人还气不过地骂道：“­奶­­奶­个熊的，我们4个纵队忙活半个多月，结果让九纵连­肉­带汤全独吞了，连一口也没给咱剩下。”

此战，九纵以l：32的微小伤亡，歼敌1．1万余众。战士们从没见过如此巨大的收获，一堆一堆枪支摞得跟柴火垛似的；一箱箱弹药，码得跟方城似的。俘虏多得没处打发，秦基伟一高兴，送给四纵700个，支援三纵300人。九纵的兵再不是一杆“三八”式、十几发子弹的寒酸样了，钢盔、呢绑腿、皮弹袋，一多半人都使上了卡宾枪。就连兵团司令员陈赓看了都眼热，叮着秦基伟要他请客。

陈毅也赞同，说：“对头，你打了蒋委员长的土豪，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秦基伟笑道：“那好啊，我这几个伙食尾子，都共产算了。”

当晚3人就上街，可是饭店都关门了。陈赓不肯罢休，敲开一家饭店的门，自己动手下了几碗­肉­丝面，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

郑州战役一下子喂肥了九纵这只潜下太行的长毛瘦虎，使其一跃成为中原野战军装备最好的纵队，枪­精­兵猛地直Сhā淮海，参加围歼黄维兵团。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还谈起：“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

黄维兵团是国民党一等­精­锐部队，被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围追堵截，困于双堆集一带后，12万人马就地猥集，迅速构筑起坚固野战工事，凭恃­精­良的美式枪械，灼烫燎人地武装起8平方公里地幅内的每一寸空间，以死守待援。

战争波诡云谲。“中野”将士已运用自如的大兵团运动战，倏然就在1948年11月27日这天变得陈旧了，战争大舞台上开始时兴新剧目：平原攻坚战。这一更高层次的战术方式，转换得太急，太快，弄得“中野”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连日进展畅快如流的“中野”各纵，这一天攻击同时受阻——

一纵与敌僵持于杨庵、周围子；

三纵受挫于马围子；

四纵兵滞于李围子、沈庄一线；

六纵与敌胶着于小马庄、小李庄；

十一纵数次强攻苇子湖而不下；

九纵则锋钝于沈家湖、小张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