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师”级单位，为“军旅卒什伍”五级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卒”又称“彻行”，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旌”，由十彻行组成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三十人制”，发展成为“七十五人制”
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四邑为丘”出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曰“匹马丘牛”；又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女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据蓝永蔚先生研究，“七十五人制”的车乘士卒编制是“春秋编制”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匹马丘牛”和“乘马”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丘役”，清代学者称其为“丘甸法”，或“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丘”字<
“三十人制”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齐派遣“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也与每乘战车“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七十五人制”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邯郸）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另一晋将涉佗“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徒七十人”这个数字，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七十二人”的统称，这应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匹马只轮无还”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秣马利兵，修陈固列”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结日定地”，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诘朝将见”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
春秋时期的“军阵”，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鱼丽之阵”“左右矩”“粳”“鹳”“鹅”“盂”“角”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三阵”或“五阵”《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鱼丽之阵”“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杜预注说：“矩，方阵也”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拒”，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鱼丽”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三阵”
如图所示：
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伍”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三阵”
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左右盂”与“左右拒”和“上下军”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三阵”式
由“三阵”发展到“五阵”，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讲楚国行军的“粳”阵法说：“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楚国行军的“粳”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即：“前茅”，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中权”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后劲”，是殿后的精兵“右辕”，为右路军，“左追蓐”，为左路军合此“前中后右左”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五阵”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先驱”“申驱”“胠”“启”和“大殿”五支军队依杜预说，“先驱”是先锋军，“左翼曰启”“右翼曰胠”，“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申驱”为“次前军”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申驱”，说明它不是“次前军”，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前后左右中”五支军队组成的“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两伍专参偏”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前后左角右角前拒”，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
这种“五阵”，自然是“前后左中右”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方圆疏数”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八阵式”“八阵”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
刘心健先生说：“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散而成八，复而为一’”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八阵”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锐卒千人”，吴王阖庐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三阵”和“五阵”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八阵”
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722年）载，织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结果被织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鞋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制”（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栎”（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作州兵”“作丘甲”和“作丘赋”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氂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
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九州之戎”就是“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
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喑梢捕加星看蟮亩家匚渥埃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夺取了宋国政权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县”兵楚国的“县”，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改县申息”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县公”或“县尹”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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