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洋芋种挑回后，生产队及时种下，到来年春天，这些洋芋收获后，倒也解决了全队一个多月的生活问题。但是，整个春荒期间，由于粮食不够吃，队里又组织一帮社员到外地去挑了一次包谷。我被队长又点名派了去。

此次挑包谷的地方在林溪河与马合口乡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从木峡沟内进去，只一天路程就到。我们进去的时侯，每人还挑了几块磨刀石，一斤重的磨刀石可换回两斤包谷。这一天旁晚，我们到达那座深山后，在一栋木房里找到了大队支书李长生，此人与我们李家岗的老一辈人有交往。队长找着他说明了来意，李长生即用包谷酒和腊­肉­款待了我们。第二天一早，又到附近人家说合，动员村里的社员用包谷将我们带的磨刀石全部换下。

得了包谷，我们一行人便告别李长生，飞快往家乡挑起来。来到半路上，大家挑担饿了，在木峡公路旁的一个农户家里，队长跟户主说好，在他家买了10斤米，平均每人一斤米的饭，外加2个大南瓜，就请老板帮我们弄起饭来，饭菜做好，每人饱食一顿，最后还剩下一些锅巴，队长又解下汗手巾包了，然后领着我们众人又往回赶路。由于中餐大家吃得太多，路上反而挑不动了。只有队长食量惊人，他吃得多，肚皮胀得滚圆还无事人一般。在路上挑担毫无影响。路途还将剩余的锅巴都吃了。大家都笑他是个“潲水桶”，再多的食物也装得下。队长平日还有个绰号“哈巴二”，因他做事蛮得，力气又大得惊人。二百多斤的岩饭他都背得动。他还会下水扎猛摸鱼，每年夏天，在门前小河里炸鱼，他一个猛子钻进了水里，几分钟才出来换气，沉在很深的水底的鱼，只有他才摸得着。还有一次，­妇­女队长与他打赌，说可以吃下三斤牛­肉­饺子，­妇­女队长暗里放了许多盐，原以为他会咸得吃不下，谁知他霸蛮吃完了，只是当夜吃过后，在床上一夜未睡，床上垫的稻草被他一小截一小截卡断了一地。

那一次挑包谷，我因在路途吃多了，路上肚子撑得很难受，一路挑着担子不知歇了多少次，直到天黑好久，我们才各自挑回生产队。由于队里社员家家户户缺粮已久，挑回的包谷，就成了渡春荒的主粮，为了尽可能把这些包谷吃得久些，各户人家大都要把小菜当半边粮，小菜也不多时，就把野菜拌着饭吃。春天里，田里种的一种绿肥——紫云英长起来了，也成了社员们的好食粮。有许多次。我也曾到田里割那­嫩­草籽，拿回来洗净，炒了满锅，倒了几飘水，煮开后撒上包谷粉，拌和成稀糊，便成了我和父亲的早晚餐。

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岁月里，上面的政策要求农村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不准多经营自留地，田间地角的果树枝也要被砍夫，因为枝条遮了集体的田。为了执行这个政策，我亦傻乎乎地带头把自家几株柑子树砍了，如今想来真是荒唐可笑。

渡过春荒那—年夏天，故乡又遇了一场大旱。太阳一连几十天照着，老天爷不下一滴雨，稻田里水­干­了，禾苗露出了白根。眼看Сhā在坡上的几十亩中稻就要丰收，我这时向刘支书提了个建议，向县水电局打报告，要求支援一台水泵和管道，把河里的水抽上坡去。刘支书同意由我写了个报告，然后送交到公社和县水电局，在这节骨眼上，这份报告显然引起了上级重视。县水电局立即派人运来了水泵和管道。并派技术员作了安装。与此同时，生产队又派几个劳力，到邻近大队抬来一台柴油机。马达一响，抽水帆果真将水送上了30多米高的山坡。田里久旱的禾苗遇到了河水浇灌。立刻由黄转青，呈现出勃勃生机。社员们见到这场面，个个都次喜雀跃，兴奋不已。全队十多亩坡上的中稻终于消除了­干­旱的威胁，当年获得了丰收。

我在联系架设抽水机的那段日子里，有一天中午在家正休息。我六叔的儿子李崇光忽然哭着到我家来了。我父亲问他为什么哭？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好一阵；我们才弄清。原来他在回家的路上，手里玩石头乱甩，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的头打出了血。当下他不知所措，吓得想溜走。刚跑出一段路，被队长赶上来扭住了。当即抓到他家，要他老父赔偿医药费。我六叔家里穷得只一间烂茅屋，拿什么赔别人医药费？六叔没有办法，就派了他来求援，我父亲当即拿了10元钱给了崇光，帮他赔偿了那个小孩的药费。六叔的儿子小学时得病，被医生打针聋了耳朵。少年时又受此事惊吓，从此整个人就变成又聋又痴的废人了。对于六叔家的困难。我们一家也偶尔给予接济，他因是“四类分子”，大家都不敢与其过多来往，可怜六叔父子一生就在贫穷饥饿中受煎熬，待到摘掉“四类分子”帽子，已病入膏盲，不久便去逝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6年9月，这一日中午，我正在田间给晚稻打农药，公社的大广播室里突然飘来一阵哀乐。接着，播音员播出了一则令全中国人吃惊的消息：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我提着喷雾器在田里立即停止了打药。毛主席啊毛主席，怎么突然就去逝了？人民对毛主席有多深的感情，又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眼看在“广阔天地”锻炼了两年，我也满怀激|情在期待着被推荐上大学，虽然我知道这个期望有些渺茫，但我却没有放弃过这种想法，我知道出身和社会关系不怎么好。但党的政策不是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么？我真诚地期望着自己的诚实地表现和辛勤的劳动能赢得贫下中农的好评，去争取得到推荐上高等学校的机会。然而，现在毛主席去逝了，国家又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想到这里，我眼睛也不由得有些湿润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时走了呢？假如他还多活几年，使国家政策能保持稳定下去那多好……我天真地这般想着，那整个一天也无心再好好­干­活了。

此后不久，中央又传来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亦不知这消息对于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是好是坏，国家的局势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出现了急剧变化，我们的前途究竟如何？还有上大学的期望吗？我感到没一点底了。找老同学去走动走动，他们的消息一定会灵通！我这般测想着。于是在队里请了几天假，专程到几个老同学家跑了一趟。当时几个同学都在期待着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而国家政策将会怎样变，他们亦觉得无法预测。不管政策有无变化，都应把功课学习一番。最后我自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决定从这时起，把中学读过的数理化课本再好好自学一下。

（六）住岩洞记

1976年初冬，我受生产队派遣，到南康电站工地去修水坝。

南康又称乱坎，是我故乡桑植县刘家坪境内一处深山峡谷的险竣地段，澧水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筑坝所在地无法安营扎寨，民工都住在离水坝约2里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到工地报到后，指挥长安排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让我当工地宣传员。并派人在水坝附近的一处山腰岩洞里设了一个广播室，将公社广播站的机贼设备也装了进去。我的任务就是白天下工地采访写稿，播放音乐，另让一位女赤脚医生兼做广播员。晚上则由我一人住在岩洞值班守广播室。我接到这一任务时，心里感觉很高兴，因为毕竟“脱产”了，活儿比较轻松，于是就满口答允了。

第二天，我就在那个岩洞里开了一个地铺。那个岩洞实际上是一个大岩罩遮住的平底洞。洞内面积不大，约有10余平方米，一人多高。洞口边的岩罩较高较宽，民工割了些茅草遮盖了大半边，只剩下一道空门可以自由出入。这个洞的垂直下方约20多米即是河床，往上30余米便是水坝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