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牵累观点来看这个故事，很容易就能明白，为什么科学家们会对杜波艾斯表示轻蔑。人类学家一直在坚守着某一进化观点，而拥有较小的大脑、能直立行走并依从某个群体的原始人类显然并不符合这一观点。而将其视为不正常的人类，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前所未知的长臂猿，显然比改变进化理论要容易得多。

不过，杜波艾斯依然颇感困惑，而且很不愉快。他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科学家深感自豪，同时，他希望其他科学家要尊重他严密的工作方法。毕竟，他仔细记录了发掘的所有环节，其中包括他对这一发现勾画的详细草图。但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化石——人类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却在杜波艾斯的家里尘封了数十年。

对我们来说，弄清19世纪的科学家对杜波艾斯做出反应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清楚显示了我们即将遇到的另一股力量。虽然他们的轻蔑反应，可部分归结为他们对以前抱持的信念的坚守，不过，其中还有另一股力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牵累与我们称之为“价值归因”的控制力交汇的地方，价值归因是指我们基于对某人或者某事的“感知价值”，而不是客观数据，为其灌注某些特­性­的倾向。

要想明了价值归因在人类学界以外如何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快速前进一个多世纪，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之下来一次旅行。2007年1月的一个早晨，儿童广场（L’Enfant Plaza）（也称为“朗方广场”）地铁站即将充满音乐。早晨7：51，正值交通高峰时间，一个穿着牛仔裤、戴着­棒­球帽、相貌平平的先生，若无其事地拿出他那把350万美元的斯特拉瓦里（Stradivarius）小提琴准备演奏。他就是约夏?贝尔（Joshua Bell），健在的最优秀小提琴演奏家之一，他常常在座无虚席的最好音乐厅为听众演奏。地铁乘客并不知道，贝尔正在参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个秘密现场研究项目。

贝尔的地铁演奏，以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Sonatas and Partitsa for Unaccompanied Viloin）开始，这是这种乐器最具挑战­性­的乐曲之一。在接下来的43分钟里，演奏一直在持续进行着，但是，在这个1月的清晨，没有如潮的听众，没有雷鸣般的掌声，没有耀眼的闪光灯。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在地铁站里正在免费为人们演奏，但是，似乎没人在乎。1，097位乘客从贝尔身旁走过，几乎没人停下脚步。一位先生听了几分钟，两个孩子看了几眼，一位女士刚好认出了这位小提琴家，不敢相信地张大嘴巴。

这时候，乘客们可能急于赶车而无暇顾及贝尔。但是，很显然，现场有新闻摄影记者在拍照，再说，有人知道这位先生是个演奏高手，所以，至少应该有更多的人忙里偷闲、驻足倾听。不过，不妨想一想约夏?贝尔在地铁乘客面前的装束。他并没有穿着正式的演出服装，他也没站在舞台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贝尔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街头艺人。尽管他的演奏听起来并不像个普通的小提琴手，不过，他看起来的确并不出众。不知不觉间，地铁乘客就将他们的价值判断——­棒­球帽、牛仔裤以及地铁这样的地点——强加到了演奏质量上面。所以，当人们从贝尔身边走过时，大部分地铁乘客甚至都没往贝尔的方向瞧一眼。他们听到的并不是出­色­的演奏，而是街头音乐。

对贝尔的演奏不屑一顾的华盛顿特区地铁乘客，受价值归因影响的方式，与人类学界对杜波艾斯的发现不予理睬的方式如出一辙。在科学界看来，与直立人化石相关的所有环节都毫无价值：化石的发现者杜波艾斯在人类学界是个无名小卒；英国科学家对“爪哇的地狱”是人类祖先栖居地的观点嗤之以鼻；此外，头骨化石太小了，与人类学界对缺失的环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先入之见相去甚远。就好像杜波艾斯手里拿着一把斯特拉瓦里小提琴，可并没有人注意，因为他戴着­棒­球帽、穿着牛仔裤。

不过，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科学家和地铁乘客会做出那样的反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确定什么事情才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价值归因扮演着“心理捷径”（Mental Shortcut）的角­色­。当我们遇到一个新东西、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时，我们赋予它（他）们的价值，会塑造我们对它（他）们的进一步感知：无论是对我们在跳蚤市场发现的一个价格低廉的古董了无兴趣，还是对雅致的专卖店中名师设计的昂贵手包的赞美有加。比如，不妨想象一下你在大街上偶然发现一个别人丢弃的大衣柜的情形。你是会觉得那个衣柜很可能是个罕见的珍品呢，还是反­射­­性­地认为它一定有什么问题？同样地，价值归因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我们可能会拒绝“错误”的人提出和想法和言词，可能会盲目追随深受尊敬的人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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