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他们的豪华办公室里，研究者正在就给企业家们的奋斗提供支持的问题，向硅谷和来自其他地方的风险投资家提问。尽管具体的问题与向罪犯们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不过，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投资的结果，另一个类别是与公司打交道的过程。调查问卷包括关于他们与企业家打交道的具体问题，比如，“首席执行官以什么频度为他们提供风险企业表现的及时反馈呢？”以及首席执行官是否能让他们持续了解“风险企业的最新表现”。

你可能会认为，风险投资家——也称为“VC”——在论证投资的过程中会比重罪犯更善于分析、更公允。简而言之，一个出­色­的投资，就是能为你挣钱的投资。但是，当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家们的答案时，很显然，他们也为“倾听自己的声音”赋予了不成比例的权重。

当分析这一结果时，研究者们注意到，“企业家的及时反馈，能让投资者觉得企业家更公道，他们会更信赖企业家，会对企业家的战略决策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且对风险企业运作监测的频率也会更低。”如果将投资的财务回报比作囚犯的刑期——可度量的客观结果——那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有些像辩护律师了。一位时刻与自己保持接触的首席执行官，能让风险投资家形成对风险企业满意得多的印象。

但是，对希望从投资上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家来说，对沟通的强调，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沟通只是有关投资的所有关系中的一种，实际上，首席执行官与风险投资家接触的频率，与风险企业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关系。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评价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运营结果——公司运作得如何。说不定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恰恰是夜以继日地忙着让企业达到既定目标的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虽然程序正义的掌控以及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渴望很重要——无论我们是汽车经销商、罪犯还是风险投资家——不过，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方式也大相径庭。比如说，《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的亨利把名字改成了亨里在美国观众面前参赛。美国观众则几乎肯定会帮助一位参赛者的，不管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如何，数据显示，在美国，“向现场观众求助”的结果是，观众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超过了90%。

当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引入俄罗斯时，节目制作团队注意到，那里的观众经常给出错误答案——而错误的答案并不只是给亨利这种“糊涂虫”的。俄国观众不会厚此薄彼——无论是面对聪明的参赛者，还是面对不那么聪明的参赛者，他们都会故意给出错误答案。事实上，俄国观众如此热衷于给出错误答案，以至于参赛者已经认识到，要对“向现场观众求助”的方式保持警惕。

当我们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制作团队联系，让他们解释俄国的这种现象时，他们也感到很费解。但是，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一位俄国历史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颇为有趣的见解。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最后一周，就在他准备回英国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霍金斯是赫鲁晓夫时代俄国文化的专家，他对社会主义在俄国为什么会最终失败的问题尤其感兴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会为解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奇怪现象有所帮助。

为了解开什么原因促使俄国观众给出错误答案的迷局，霍金斯把我们带回了俄国的农民村落时代。霍斯金解释说，20世纪之前，农民社区是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的原则治理的。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起行动——无论是缴税、为军队输送兵员、保持社区的和平，还是捉拿罪犯。农民越来越喜欢互施援手。

在苏联政权统治期，随着国家变得日趋工业化，人们将乡村的古老习俗也带到了城市。霍金斯解释说，尽管生活在苏联式国有公寓中受限颇多，而且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之间相互借钱以及相互借用厨房用具、火柴之类东西的风气颇为普遍。他说：“那些都是很小的东西，当然，你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其他社区也很普遍，并不只限于俄国，但是，我想，这种现象在俄国更普遍，而且也更在预料之中。”这种心态在工厂中也很盛行，在工厂里，“俄国人不断要为彼此的生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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