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留意的是，学校只是把出勤率这一激励措施，当作了贯彻试点项目要求的一个工具。老师们并没有要求更高的薪酬水平，社区中学的出勤率问题也并没有失控。然而，这个项目实施几年以后，对课堂的检查表明，课程完成率从51%提高到了72%。试点项目看起来是个显而易见的成功。

但是，进一步的调查揭示出，这个项目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富有成效。首先，尽管保有率上升了，不过，出勤率却一直没有变化，只有微不足道的下降，从59%下降到了。尽管学生更喜欢让自己的名字保留在某个课程中，不过，他们的出勤习惯并没有比试点项目启动前变得更好。不过，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学生总平均成绩（GPA）（也称为“年级平均成绩”）所发生的变化：从急剧下降到了

在此期间，社区中学的学术标准并没有变化，而且学生的构成也一直保持未变。此外，在此期间，附近学校的总平均成绩一直保持稳定，这就说明，社区中学的成绩变化，并不是在一个较大地区出现的地区­性­趋势。总平均成绩的下滑指向了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结论：学生们的学习不如以前了。

厄普约翰研究院（）的研究者分析了这些数字，并对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了访谈，他们找到了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研究者的分析揭示出，教师们的着眼点发生了转移。试点项目开始以后，为了确保自己能得到奖金，他们渐渐将自己的­精­力投注到了诱导那些旷课的学生来上课上面。教师们不是追随影片《为人师表》（Stand and Deliver）和《霍兰先生的乐章》（Mr. Holland’s Opus）（也译为《生命因你而动听》、《春风化雨1996》）的感召，鼓励学生发挥出自己的真正潜能，而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薪资奖金的诱惑就挑动起了教师们的愉快中枢与他们的利他中枢的争斗。突然间，一个奖金的“胡萝卜”就在教师们的眼前晃动起来了。从而，他们将自己的­精­力渐渐专注于追求嘉奖，而不是专注于教导学生。为了让学生们回到课堂，他们“将更多的实地考察旅行以及课堂派对等活动纳入到了教学中”——当他们进入这一行业时，可能从来没想到过这些活动。

社区中学的教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也没有有意降低自己的标准，只是愉快中枢有一种鬼鬼祟祟地左右我们的习­性­。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摇摆了自己最初选定的道路。那么，愉快中枢是怎么得到掌控权的呢？图卢兹大学oulouse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安东?苏沃洛夫（Anton Souvorov）用一个­精­妙的数学模型，为我们展示了奖金触发成瘾­性­反应的过程。不但我们对金钱奖励的反应，与我们对可卡因这类药物的反应很相似，而且我们获得奖金的“内驱力”（Drive），同样与我们对可卡因这类药物的反应很相似。社区中学的教师们，展现出了与瘾君子追求迷醉的行为相同的行为方式：在试点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他们将视线转向了奖金，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标准、目标和行为。

愉快中枢既处理与成瘾­性­物质相关的活动，也处理那些与金钱刺激相关的活动——两种活动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对我们来说，因为金钱刺激具有极为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它们会扭曲我们的思维。最初制订的提高生产率的合理激励计划，会引发具有反效果的、与预期相背离的行为。愉快中枢会缓慢而坚定地制服利他中枢这一对手。

问题并不在于奖金本身，只有当你以以后可以获得奖金的可能­性­“晃来晃去地”诱惑时——创造一种得到报偿的情境——这种破坏效应才会出现。对动机的大量研究和分析发现，对获得奖金的期待，比得到奖金本身更能激起愉快中枢的兴奋。孩子因为在科学展览会上获奖而带她去迪斯尼乐园是一回事儿，不过，提前告诉她“如果你进入科学展览会并获奖，我就带你去迪斯尼乐园。”则是另一回事儿。正是期望这一因素，驱动了成瘾­性­行为，并压制了利他中枢。

这种情形并不仅限于孩子。你到处都能看到人们为提供切实的经济激励而付出的努力：从为其学生在标准考试中表现出­色­的明星教师发放奖金，到给那些收留“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难民的人提供减免税额待遇。当然，这些人付出的努力理应得到褒奖。不过，提供金钱刺激的问题在于，它会带来很多包袱。就像前述的瑞士小镇居民、以­色­列学生以及美国的中学教师一样，掺杂的金钱因素削弱了利他的动机，而且引发了预料之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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