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讨论会。

同伴的压力和像可乐瓶底样的眼镜。

费利斯?布依勒和拦截者。

“我们不会在乎你们给土豆起的名字。”

机长并不是上帝。

不只是自言自语。

正义已被传送。

如果把人置于群体之内，便会发生某些事情。其他人、同伴的压力、任何人首先亮明的观点，以及观点标新立异的人或者持对立立场的人，都会使身处群体中的人的思想受到影响。结果，我们思想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就可能会被推翻、驳倒、扭曲和否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所有隐形影响力，在哪个环境中的表现，都没有在群体背景中显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并不奇怪。不过，没有哪个团体的群体动力，比国家最高法院大理石的墙壁里呈现的情形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很清楚，他们每分钟的行为和讲话都会受到仔细检查——所以，这些终身任职的法官必须在仔细的检查中间，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协同工作方式，以及最具效能的工作风格。可是，群体动力到底是如何影响最高法院的裁决的呢？

为了更好地理解某一案件裁决结果出来之前的程序，我们请教了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法官。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交谈，让我们有些紧张。你是应该叫他“先生”呢，还是叫他“法官”？亦或“阁下”？不过，斯蒂芬?布雷耶自有让你感到放松的办法，或许是他的友善和平易近人使然，也可能是因为让人了解一个长期以来以保守秘密著称的机构，让他很有兴趣。

在与布雷耶交谈的过程中，一个渐趋明朗的事实是，最高法院已经找到了应对一个强大心理力量的方法，这个心理力量会在几乎所有的群体互动中浮出水面。

为明了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先看一看一种称之为“讨论会”（Conference）的会议。这是所有法官第一次聚集在同一个房间，讨论他们面前的案件是非曲直的会议。这种讨论会只有法官参加：没有法官秘书，没有听众，也没有局外人。

不过，在我们步入会议室之前，为了对这种讨论会有个真正的了解，以及弄清这一会议让法官们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需要先行回到几周前，也就是案情摘要第一次被放到法官办公桌上的时候。

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始于详审各种不同的法律意见书。布雷耶描绘了这一景象：“首先，我会拿到案情摘要（备忘录）的副本，每册摘要有30页到50页的篇幅。通常情况下，在某个典型的案件中，我会得到10本到20本案情摘要。”案情摘要由涉案各方以及各方的支持者提交。阅读每个案情摘要时，很难保持中立。“从始至终我都会设定一个很不明确的假设，不过，我对以后改变这一假设，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做出了改变，所以，在我阅读案情摘要的时候，可能会反复好几次。对政府提交的案情摘要，我看得很快，因为政府有出­色­的律师，之后，我会仔细阅读法庭之友提交的案情摘要。在我阅读案情摘要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法务助理交流案情。在口头辩论之前，我已经读完了案情摘要，和我的法务助理交流了案情，我的法务助理也完成了一份备忘录，之后，我会与我的法务助理再沟通一次。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思路，我会不断改变观点，并不断测试不同的看法。”这个往复过程，能让布雷耶在形成自己的看法之前­精­炼所有的信息。他谈到：“（最高法院）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过程。”

这一步完成以后，法官们便为下一个步骤——口头辩论周——做好了准备。这时候，法官们还没有在他们之间就该案展开正式辩论。“我们会听取各种论据，并提出问题。我们会向涉案各方提出问题——这可不是让他们提出自己的论据，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论据。实际上，我们提出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迷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开始对该案进行审判的时候了。法官们可能提前彼此互换过备忘录，也可能非正式交流过，但是，召集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对其展开讨论。到了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法官便有了看到各种观点、再次考虑案件、与自己的法务助理讨论棘手问题、质询涉案双方以及听取同仁提出问题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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